董鼎山一九七八年回上海見到了經歷劫難餘生的弟弟樂山。（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0年12月24日訊】（編者按：此文是曹長青先生作於2003年的一篇文章，在當下美國左派已經公開擁抱社會主義之時，再回讀這篇文章，更讓人意識到每個人在歷史關頭選擇的重要。）
按照西方新聞界的一個不成文的默契，為同一家報刊撰稿的專欄作者，一般不會公開撰文相互批評，尤其是在他們同是專欄作者的報刊上。雖然中文作者經常有不在乎任何規矩的做法，但我自己覺得有道理的，總是試圖按西方規矩去做。但在西方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對西方媒體似並不太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開放》９月號上，以讀者來信的方式，指責我在「右派來自火星，左派來自水星」（《開放》８月號）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資本主義」是中國文革式的做法。他認為我的觀點「非黑即白」是「文革陋習」。
什麼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關鍵之處在於，只允許一種觀點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剝奪別人響應、挑戰的權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報刊上發表挑戰、抨擊我的觀點的文章，我沒有任何行政權力，怎麼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關於語言。文革語言的明顯之處在於沒有事實根據的大話、空話，侮辱、謾罵，和亂扣抽象帽子。但是，無論多麼惡劣的語言都並不可怕，只要允許被挑戰的話。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文壇照樣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評、指責，甚至謾罵，但沒有人會以為然，因為誰都無法阻止別人的挑戰。那些不以事實說話，而只有空話和謾罵的，只能自取其辱。
為什麼左派恨美國
我來美國這十多年來，一直很注重自己語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評文章中，力求準確辛辣，但絕不用空話和謾罵。這主要還不是擔心「文革語言」，而是因為空話和謾罵沒有力量。我已經不止一次見過董鼎山這種講理講不過別人，就給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會反過來指責那些亂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為我完全可以響應，讓讀者判斷誰更有道理。
現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來自火星，左派來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極左派）反美、反資本主義，這種結論根本不是我的發明，這在西方是常見的現象，常識般地為人所知。關於這方面的討論有太多的文章了，隨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暢銷專著《為什麼左派恨美國》（《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 Exposing the Lies That Have Obscured Our Nation's Greatness》by Dan Flynn），詳細地介紹了這些「常識」。中東問題專家，《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紐約郵報》發表題為「仇恨美國的教授們」（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點了以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為首的幾個左派大學教授的名字，指出他們是仇恨美國。
美國最堅定反對共產主義、最熱烈推崇資本主義的著名哲學家、小說家安．藍德（Ayn Rand）曾說，左派知識份子是為虎作倀的「爪牙」。美國另一位著名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說得更徹底：西方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難道他們這種「非黑即白」的、對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國的「文革做法」嗎？
做思想坦誠的知識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個冷戰期間，西方左派同情、嚮往共產主義，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不僅不是奇事，而是知識界的普遍現象。在美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這個事實嗎？還是由於他本人多年來一直持左傾觀點，所以對我強烈抨擊西方左派的文章，無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責說「非黑即白的態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從來就沒有灰色地帶！在恐怖主義和反擊戰之間「非黑即白」；在極權專制和民主體制之間「非黑即白」。作為一個思想上坦誠的知識人，我從來不迴避自己屬於右翼，因為我從來不想討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膽量承認他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嗎？說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頭腦不清楚，就是功利城府太深。為《開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國內無法發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則是極少數的可以在極權的中國仍有發表文章特權的作者之一，還有能上《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殊榮」。能在專制和民主之間找到平衡點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儘管多年來我對董鼎山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發表的許多明顯左傾（甚至親共）觀點，都持反對態度；尤其是由於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國著名翻譯家董樂山先生的哥哥，而他們兄弟之間的對共產社會認識的巨大差異，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評論。但礙於同是《開放》專欄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筆。現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規矩，那我就不會客氣。
骨灰不留在專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華裔中，類似董鼎山這種多年左傾、卻從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認為這裡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諒的一個，就因為他是董樂山的哥哥。在中國所有的翻譯家中，董樂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動的，因為他翻譯了威廉 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奧威爾散文集》等這些深刻揭示極權社會黑暗的作品。只有對極權社會徹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譯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國知識人中，有翻譯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顯地是，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作品價值的人屈指可數，否則怎麼這僅有的幾本關於極權專制的書，竟然都是董樂山先生翻譯的！
董樂山先生能選擇翻譯這些作品，絕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於他對極權社會的清晰的認識。生活在專制下的董樂山先生，在專制和自由的選擇之間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據國內作者的回憶文章，由於他的某篇文章無法通過審查，他曾寧可撤稿，也不按照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改變觀點，他尊嚴地說「我不會寫遵命文學！」一個多麼令人肅然起敬的宣言！在那個制度下！董樂山先生去世後，連骨灰都不留在專制獨裁的土地上，讓親人帶到美國；其對專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瞭！
自由人不能為監獄辯護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卻曾用許多文字在中共的報刊上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熱嘲冷諷。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幾個能在中共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海外華人作者，其觀點多附合中共意識形態（當然，否則怎麼發得出來！）西方當然有許多可抨擊之處，但在共產黨的報刊上發表，其迎合中共宣傳的意義一目瞭然。鼎山、樂山兩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認的事實，而這種不和主要是在對中共的觀點上。直到１９９７年，董樂山還指責董鼎山「為中共講話」。據２００１年《開放》雜誌對董鼎山的採訪，他表示由於董樂山至死都沒有向哥哥說句道歉，所以他很傷心。當時讀到這段文字，我很吃驚，怎麼應該是董樂山給董鼎山道歉？完全應該是董鼎山給董樂山道歉才對！
在我上大學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極為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憐的信息中，董鼎山那些對西方社會的偏見文字就佔了相當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關於美國的介紹，基本沒有超出中共意識形態的軌道，那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附合共產主義思維的麻醉劑。而董樂山的作品給人的是，啟迪靈魂、認清共產主義邪惡的清醒劑。１９８６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讀到董樂山翻譯的《一九八四》時，那種巨大的震憾至今難忘。當還沒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際，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官僚化、極權化使世界變得黑暗」的書評，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讀者去看這部著作，該文最後一句話是：「請君一讀，定會感慨萬千！」
近年來，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轉變，對中共有了幾分含蓄的批評，但他不僅從來沒有反省過當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識形態的文字，也沒有改變其左傾觀點。當然，那些觀點從根本上是來自一個源頭的。
其實，簡單清楚地歸納一句話：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消著董樂山用血和淚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