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毛澤東中共紅軍所到之處，人心恐慌，南京廣州上海成都的房地產價格也驚變。（網絡圖片）
1933年，中共紅軍聚集福建，國民黨準備大舉圍剿，浙閩邊境風聲日緊，福建人怕戰火燒到自己頭上，逃到他們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價開始上漲。
辛亥以後，廣州的市政建設走在全國前列，短短幾年時間，城牆推倒了，街道拓寬了，馬路鋪平了，路燈點亮了，吸引著華南富商到此定居，南洋華僑到此投資。所以廣州的房價漲得很快，炒房炒地的人多了起來，「市內之炒業公司不下數十」（1932年12月2日《中央日報》記者對民國成立以後廣州房地產市場的論述，下同），專業從事不動產炒賣的企業就有幾十家。
可是廣州房價的上漲勢頭並沒有持續多久，到了1926年，「地產市價遽然中落，此等炒業家紛紛崩潰破產者迭有所聞。」不動產價格突然下滑，把那些炒房炒地的傢伙坑苦了，賠得哭爹叫娘。
為什麼廣州房價會突然下滑呢？那篇評論給出了兩個原因：第一是政權迭起，頭頭換得勤；第二是「共黨把政」，共產黨人上了臺。為什麼共產黨人上臺就能讓房價下滑呢？因為那時候大多數有錢人認為共產黨就是取消私有、實行共產，萬一讓他們把產給共了，自己辛辛苦苦買到手的房子和地皮豈不雞飛蛋打？所以購房者持幣觀望，炒房者偃旗息鼓，本來旺盛的需求呼啦一下子沒有了，房價肯定下滑。
民國房價有漲有落，原因各別：市政建設在影響房價，農業發展在影響房價，幣制改革在影響房價，國際局勢在影響房價，軍閥混戰在影響房價，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也在影響房價。關於最後一點，我們有大量事例為證。
1933年，紅軍聚集福建，國民黨準備大舉圍剿，浙閩邊境風聲日緊，福建人怕戰火燒到自己頭上，逃到他們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南京，南京房價開始上漲（參見《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35年，紅軍從陝甘打到四川，川北落到紅軍手裡，川西川南又有長征隊伍經過，沿途繼續打土豪分田地，鼓動窮人起來革命，嚇得富商和地主收拾細軟沿江東遷，人心慌張，市面混亂，只見變賣家產，不見有人接盤，所以成都房價迅速下滑（參見《李劼人選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成都作家流沙河老師回憶，他四歲那年，傳聞紅軍要打成都，成都闊人趕緊逃到農村，使得成都房價下落，而金堂縣城的房地產市場卻紅火起來，因為金堂縣正是很多成都人的避難場所。
採訪過毛澤東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1936年他從北京去延安，在西安做短期停留，發現西安糧價很貴而房價甚低。那裡是國民黨軍隊圍剿紅軍的前線城市，駐紮了很多部隊，吃糧的多，故此糧價上漲；正因為那裡是剿共前線，有錢人怕被炮彈擊中，逃走的多，故此房價下滑。
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房地產市場異常繁榮，房價之高居全國首位，究其原因，也跟紅軍有關。用民國地產專家陳炎林的話說：「歷年內戰，紅軍蜂起，內地闊佬幾無寧日，身家性命時有危險，富有者多置產滬地，即中產之流亦往往舉家遷滬，以謀安全，遂成滬地寸土寸金之勢。」
除了上海，還有一座城市的房地產也曾經因為紅軍而火爆起來，那就是貴陽。
紅軍開始長征之前，共產黨員薛紹銘曾經去雲貴川等地做調查，他發現貴陽很窮，全城能湊得出一百塊大洋的人家連萬分之一都不到，很多土著連一條棉被都買不起，冬天只能燒柴取暖。貴陽高中教師在當地屬於富裕群體，理論上每課時能掙一塊大洋，可是由於財政貧困，全省教育經費還抵不上江蘇一個縣的費用，實際上只能領到「六折的二成」，即實發工資只是理論工資的十分之一多一點，每月薪水還不夠餬口，必須打零工才能養活家小。
可就是如此貧困的一個地方，突然之間房價大漲，「因為共軍過境，外縣稍有資產的人都跑到貴陽來避難，現在人口已經增加到了十三萬，無論哪一家旅館都客滿，房租比以前漲了五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