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師公會換屆，67歲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曾經兩度連任公會主席，據公會憲章規定須在今年卸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國安法下將何去何從呢？資料照。(圖片來源:周秀文/看中國)
【看中國2021年1月21日訊】香港大律師公會今天換屆，67歲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曾經兩度連任公會主席，據公會憲章規定須在今年卸任。資深大律師葉巧琦、沈士文於三年前披掛上陣、與戴啟思擊敗林定國名單，現為副主席的葉巧琦這次尋求連任，現為執委的沈士文則是參選副主席。在他們看來，香港的司法制度在國安法下將何去何從呢？
據《立場新聞》報導，三年前，「戴啟思名單」在關注一地兩檢、國歌法；如今，於2019跟2020年，香港跌入大風浪，大律師公會所發聲明的數量，為過往十年之冠。在16年前戴啟思同樣做過公會主席，那段任期的最後兩年，即2006到2007年，公會沒發過任何聲明。「真是鮮明對比。」
戴啟思感嘆從前大陸當局對香港的「侵蝕」沒那麼明顯。1984年從英國赴港，半生關注人權議題，港區國安法成為他任內最後、也是最大的一場挑戰。
與戴啟思不同，葉巧琦是土生土長香港人，1980年代從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於1989年開始執業，專攻家事法。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鮮少公開發表意見的她開始受訪，就獨立調查、特赦示威者等議題發聲。從去年國安法起，她馬不停蹄，多番公開表達憂慮。
沈士文也關注法治精神在香港受到的衝擊。1990年代，他就開始為社運抗爭者做辯護律師，8964後，他曾加入一個智庫組織，而司徒華、李柱銘是成員之一。他後來成為民主黨的創黨黨員，現在身兼天主教正委會的法律顧問。和葉巧琦一樣，在反送中運動、國安法議題，他一直不吝向公眾表達自己的看法。
當法庭如餅被切割，公眾失信心
「國安法來得毫無預警。雖然我們收到風聲，但從未有任何機會看到它的細節。」戴啟思說，他們仍在消化這部法律。
眼見國安法急速通過，沈士文回想起政府2003年推行23條立法時的社會狀況。時任保安局局長當時會諮詢大律師界別，而大律師也可參加律政處和保安局當時舉辦的諮詢會。當年社會辯論近十個月，民意逆轉，有50萬人上街，最終23條撤回。
沈士文感覺，香港從前表達民意、政府也聆聽並回應，是一種「civilized」（文明的）的文化，「有傾有講」，最重要是「講道理」。然而，今日這種文化已面目全非了。
特首林鄭月娥面對傳媒提問，顯示她並不清楚港版國安法的具體條文內容。「完全沒有諮詢、完全不接受香港人意見，甚至政府高官都不知道內容，這本身先天已經是問題。」沈士文說。在他看來，如此短時間內通過國安法，沒有必要。
「7月1日前也沒有特別大、立刻令成個國家安全有問題的情況⋯⋯如果在沒有急切性的情況下，這種方法都行得通，都是正常、合乎法治精神的話，我就會問，在2003年做的大龍鳳，為何是這樣呢？經過2019年的運動，究竟香港社會是否有如此大分別，導致有這種迫切性，然後由內地人幫香港立法？」
沈士文擔憂，「法律需要大部分人都認識和支持，才會是一個法治精神下接受的法律。」他說，「⋯⋯由內地機關、國務院做了，然後放在香港，然後就『食』咗佢。這個過程本身都不是我們認識的過程。」他認為法庭的權力在國安法下被削弱了，在某些方面變成「no role to play」。
「在好多不同層次、環節，我們以往認識的香港普通法裏執行的法庭權力，（多了）好多不同掣肘。」沈士文說，「香港法庭好似係一個餅咁，將唔細的一塊割咗出來，無能力做到任何嘢。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公眾的信心，每一次都是因為這種原因而削弱。」公眾信心大受影響，法治精神的堡壘會被動搖。
國安法框架下，法庭裏能得到公義嗎？
戴啟思說，技術上，他對香港法官用普通法解釋國安法「充滿信心（have every confidence）」，至於詮釋出來的結果，9個月內就會見真章，「到時法庭就需要在國安法下作出決定。」他又承認，「必須說我無法預計到結果。」
戴啟思表示，「我們不再有個完全獨立的司法制度（you no longer have atotally independent judiciary）」，除了因為國安法法官由特首指定之外，還因為國安法的條例是假設了反對保釋多於同意保釋（there's apresumption against bail,rather than for bail）。
葉巧琦也擔憂國安法與保釋假定的矛盾，還不僅如此，她質疑國安法第4條所說的依法保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享有的言論自由等，和國安法本身是否存在矛盾。「國安法和基本法的某些條文之間存在張力（tension），」葉巧琦說，「對於司法機構而言，未來一年將非常具挑戰性。」
沈士文則認為，「如果法律本身是把法庭的手綁住了，那它出來的結果不會是好的。法庭只會在法律的框架裏面顯示那個法律是什麼。法律如果是公義的話，成功的機會會大；如果法律不公義、大家不接受，法庭判決得到公義的機率就小。」
「這個法律，第一不是香港人做的，第二沒經過立法會、沒有辯論，所以法庭只可以單憑那些字眼，和其他有衝突的法律，比如CPO（刑事訴訟程序條例），或者基本法，然後得到一個大家共存的演繹。這是新的，以前從來未出現過。」
健康的社會需要反對聲音
沈士文坦言，再評論國安法是與非，已非大律師公會能力所及。「我們不在位置去談論對與不對，或去做道德判斷。但官員從來都是在說，要擁護《基本法》嘛，在《基本法》框架下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講了這麼多⋯⋯所以我們很多比較rational的人，都只是說《基本法》下承諾了什麼，只是很卑微的要求⋯⋯」
「你以為大律師好『巴閉』，其實一點都唔巴閉啦，在這些問題上，我們都只能發聲，但實際上無能為力。政治問題始終要政治解決。」
「我們看見，很多時候（警察）作供的態度，也不同了⋯⋯2019年之前，證人不會這麼大膽。明知道、看到有片段顯示，自己的證供不符合現場情況，一樣繼續（說謊）。這是很奇怪的現象。」沈士文說，他無法揣測原因，「但我想知道原因，所以我們才需要去查，問警察內部，其實他們有沒有檢討制度。」
戴啟思說，「現在法律行業的士氣著實不高⋯⋯但我不認為大家都絕望了。有人會留下來，繼續為大律師公會所信奉的價值奮鬥，即捍衛法治、《基本法》、人權法，還有司法獨立。」但他不責怪選擇離開的律師。「當時勢艱難，你就會發現有好多工作需要做。」
那戴啟思自己呢？「那個⋯⋯我開始老了，你知道。我的專業生涯不久就會完結，但我不會立即消失的，」他笑道，「我星期四『甩難』後，我不會星期五就消失，我還會多待一會兒，繼續工作，我還有一些官司要打。」
戴啟思還指，「我們看到表面上的穩定，街頭恢復平靜了。⋯⋯但如果『平靜』的代價是禁止所有政治表達的形式，這只是猶如墳場裡的平靜（peace of the graveyard），不會是我們希望在社會見到的平靜。一個健康的社會，是需要政治辯論和反對聲音的。」
問沈士文，心目中有無一條不能夠逾越的底線，如果越過了，就會加入高呼「法治已死」行列，甚至不做律師了？「好難，好難架⋯⋯其實條線早已在不斷移動中，」他苦笑，打了個比喻：「去睇戲，啲戲越來越爛吖嘛，咁我咪調低個笑位。」
風高浪急，為何仍留下？「這很視乎個人選擇⋯⋯如果你personally地問我，如果你服務的對象，仍然需要你，你就有很大的原因，繼續堅持留在香港工作、發聲。」沈士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