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殘酷鬥爭地方富農，瓜分其私有財產。（網絡圖片）
1943年5～6月，搶救運動使延安一代首次領教紅色恐怖。延安紅青（像李銳、韋君宜、何其芳、胡喬木）被理想與革命所燃燒，不惟不瞭解遙遠的蘇聯，也不瞭解近在眼前的中共黨史——南方蘇區的紅色恐怖就相當慘烈了。
井岡山時期 暴力燒殺搶掠
北伐時期（中共稱大革命時期）兩湖農運的暴烈，因為有毛澤東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早已坐實，三大暴動（即中共單獨撇出來幹的一開始）就滿帶暴力。
如廣州暴動（1927.12.11）——張發奎（1896～1980）：1927年12月中共廣州暴動，國軍迅即回師，見大勢已去，中共竟準備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車伕，人手一小桶五加侖油、一盒火柴、報紙一捆，準備各處放火，所幸粵軍及時趕到，才制止暴行。猶太人莫里斯･何恩乃孫中山保鑣，1970年代周恩來統戰對象，親歷廣州暴動，其傳記中：共黨攻佔反共的總工會館，燒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農運分子進城參戰，分散小股到處燒房、搶物、殺人；中央銀行起火，共黨佔領消防隊，不准救火；暴動者火燒日本醫院，15歲女孩持槍把守碼頭，難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廣州暴動前中共擬有捕殺名單，持國民黨立場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學學生張資江、《民國日報》主編袁某等不是當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動總部槍決。傅斯年也在名單中，幸得通風報信才躲過此劫。
延安時期，革命手段無限制、道義原則工具化的極左傾向有所遏制。十年「鬧紅」殺富濟貧的絕對平均主義，短期內雖能動員一部分農民「入夥」，但這種只破壞不建設的暴烈政策至多見效於一時，難以維持於長久。
中共在湖南鬥地主掠奪私有財產，殺地主甚至殺地主親屬。（網絡圖片）
1929年2月25日，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克敏（1905～1930）向中央匯報：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
因為供不應求之故，價值的昂貴，等於上海的物價，因為經濟如此的崩潰，經濟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眾感覺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農多反水，中農動搖，貧農不安，農村中革命戰線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這個經濟恐慌的危機，是邊界割據的致命傷。（江西省檔桉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冊，頁19～20。）
延安時期 對江西南方蘇區暴烈政策的糾正
南方蘇區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邱會作回憶錄》：「對地主不分田，殺了不算還殺親屬。」地主毫無出路，要麼逃要麼跟你拚命。
1935年，浙閩游擊區紅軍領導人粟裕在黨內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打擊面大，不利於團結和爭取其它社會階層。
陝北紅區也跟南方蘇區一樣，紅軍不時燒殺擄掠，當時的記者報導：「共產黨又乘機暴動，搶糧、殺人，不但舊有積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會秩序溷亂，農民離開了耕地，生產機構慘遭粉碎。」延川縣長李騰芳：「延川縣城在陝北向以文風鼎盛出名，自被共產黨攻陷後，殺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變之前，還是只有狼蹤，沒有人影。」
第二次國共合作後，得到國府軍餉，中共也「實踐出真知」，認識到過分激烈的左傾政策行不通，無法得到群眾擁護，政策由激進轉寬緩，「沒收地富一切財產」轉為減租減息，逃跑的地主若歸來，另給土地房屋，或從已沒收的土地中劃出一部分歸還。1938年3月的延安街頭大標語——「歡迎商人投資」、「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廣泛的民主政治！」
延安時期實行減租減息，延安時期不再徹底剝奪地富。地主、資本家也被包括在「人民」之內，排位還在農民、工人之前。拿錢出來支持中共政府的鄉紳，冠以「開明人士」，安排政治席位，安排個參議員、副主席之類。如李鼎銘。
毛澤東親自下令殺過地主全家（包括孩童）。至少兩條資料可證實此事（張國燾、胡喬木）。張國燾說毛澤東親口向他承認井岡山時期的燒殺，自己親令殺死地主全家，包括幾歲孩童。胡喬木：「秋收暴動期間，提倡殺人放火。毛主席說他親自點過火。一放，周圍的農民都跑了，群眾根本就不贊成。」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對毛說：「我們的政策是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人！」「我們燒房子的目標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家寒無食之故，而隨他也。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加後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1930年10月7日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1902～1933）的報告：
地主商業資產階級的經濟日益破產，城市的商店，沒有農民上街，閉門的閉門，搬走的搬走，吉安、贛州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土劣（金漢鼎報告，吉安有十九萬，贛州亦相差不遠），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風凜凜的現在大半在吉安贛州當娼妓，土劣則挑水做工，現在又跑回來向蘇維埃自首，願意將所有家產拿出來，請蘇維埃不殺就是……江西全省的反動政府，在經濟上亦大減少，過去每月收入八十萬，現在只收得七八萬元。景德鎮的瓷業過去每月有百六十萬，現在只有十六萬，統治階級的財政經濟到了困難的極點。
1929年11月6日，閩西特委報告：「一般過去鬥爭失敗的同志腦子裡多充滿了殺人觀念，他們殺人太隨便了，以為反動派可以殺得盡的。」贛西南，據1930年6月《紅旗》，「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的，贛西南有廿餘縣的鄉村，農民協會即變成了臨時政權機關。」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