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華國鋒與袁隆平在北京拉手交談。（網絡圖片）
按：袁隆平的形象，哪怕修改任何一點兒，都會減分。比如，如果把他皮膚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個隨時會下農田的專家；胖一些，就會油膩中年；留個花白的大背頭再戴副眼鏡，雖然洋了點，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著洋氣點，就沒了聖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臉莊嚴，就少了凡人的可親……
雜交水稻的父親母親
雜交水稻這項育種技術，讓袁隆平以「雜交水稻之父」成為老少皆知的超級明星，是由於種種時代的特殊原因，才被塑造成空前絕後的政治奇觀。
這個奇觀的神奇之處還在於，1982年，袁隆平逐漸開始被稱為「雜交水稻之父」，這個頭一開，就沒法剎車。袁隆平是中國秈型雜交水稻科研的開創者之一，既然不是唯一，那麼袁隆平「稱父」，就不能阻止他人仿效。
袁隆平是否算得上「雜交水稻之父」，同行私下有不同意見，甚或不服，但無人敢與袁隆平爭這個頭銜，餘者只能稱「雜交水稻之母」。對三系雜交稻貢獻巨大的謝華安、顏龍安，當仁不讓地成為「雜交水稻之母」。好在兩位母親倒也相安無事。
袁隆平因三系雜交稻而被尊「父」，石明松在兩系雜交稻上貢獻最大，自然也有了加尊號的資格，尤其是石明松意外去世，未能享受應得榮譽。大家自不願讓他被袁隆平代表，而且他的兩系法和三系法算是別開一脈，於是被尊為「亞父」。
與袁隆平同為工程院院士的周開達，江湖輩份和地位可與袁隆平分庭抗禮，周獨立培育出岡、D型系列不育系及其雜交稻，與袁隆平山頭幾乎沒有任何交集，有四川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他開發的稻種幾乎獨佔西南地區，遂割據做了「西南雜交水稻之父」。
周開達院士在西南裂土稱父，廣袤的黑土地上當然也要一位父親，而且那麼多父親母親都出自秈稻產區，北方粳稻區不能一個父親都沒有。徐一戎為了黑土地上的粳稻奮鬥一生，榮譽歸於徐一戎實為眾望所歸，只是，到底是「寒地水稻之父」還是「北大荒水稻之父」，大家並未取得一致意見。
水稻育種圈稱父封母之風而今已成慣例，三系、兩系之後，又有了超級稻的概念，於是，最先提出此概念的楊守仁又被人稱為「中國超級稻之父」。
最近，又有人稱陳溫福院士為「超級稻之父」，這樣一來，東北地區一下也有了三位父親，明顯有後來居上的勢頭。不過，楊守仁用的「中國超級稻之父」顯然更嚴謹，因為超級稻這個概念是日本人最早提出的。
若尊袁隆平為始「父」，執古禮，似當向上追溯，則黃耀祥當被追封為「矮桿水稻之父」，若向上追溯還可兼顧旁枝，那麼，洪春英、洪春利就不該被漏掉，或可在前，加「廣東」或「潮州」這樣的前綴限制詞。
雖然，前面一開始就講到HenryBeachell不是什麼國際雜交水稻之父，但是，以他或他供職的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對中國水稻育種的卓越貢獻，他當個榮譽父親或「義父」什麼的，才算是不曾忘記人家恩義的表現。
當年雜交水稻研究，菲律賓國際水稻所為中國提供了大量恢復系的親本，雖然媒體很少提這件事，但這段歷史都明確記在稻種的基因裡。
70年代國內的雜交稻親本大多數直接取自國際水稻所，沒有他們提供的優秀的水稻遺傳資源，雜交水稻就不會有高產穩定的表現。並且，直到今天，菲律賓國際水稻所一直接納和培養中國留學生。
如果稱「父」之風從水稻育種界蔓延到玉米、小麥，有資格稱父的候選者中，不少人在「之父」的含金量上——純粹從技術和理論突破或創建而言，或許會比袁隆平更高。
小麥育種奠基者有金善寶、沈宗瀚、沈壽銓、戴松恩等，對小麥單產貢獻巨大的遠緣雜交奠基人，則被公認為李振聲。袁隆平1981年獲得第一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李於2006年獲得此獎，即使我們認為雜交水稻之功皆歸於袁隆平，李的貢獻也不在袁之下。
玉米，可與袁隆平同稱父的，至少有李競雄、戴景瑞等人。中國玉米育種的重要技術成果，近半出自河南。這大概是吳紹騤先生是中國玉米育種奠基人的最好註解吧。
吳紹騤是1930年代留美博士，長期任教河南農大，桃李半中國。吳的學術圈地位本非李振聲、袁隆平等人可比，但吳因政治原因，疊遭風浪，數度中斷科研、教學。吳的經歷，實在是性格的必然，早年翻譯李森科的《遺傳及其變異》一書時，吳公然在譯序中聲稱：「譯者稍涉獵於遺傳科學，對李森科院士所持之說，以所知甚少，不敢貿然贊同……」
好在，稱父這個愛好只在水稻圈流行。因為袁隆平是獨一無二的。
袁隆平的獨一無二，不是理論上的突破和創建，也不是三系雜交研究中卓越的研究能力——最重要的幾個環節都各有貢獻者：育成第一個不育系及保持系的是顏龍安，發現第一個恢復系的是張先程，第一個提出親緣學說指導三系配套的是裴新澍……
請想一下，我們聽到雜交水稻這個詞，難道不是因為袁隆平這個人嗎？如果不是這個人，誰願意去記住它的增產幅度、養活了多少人？除了引起恐慌的轉基因玉米，有誰聽過小麥、玉米、大豆的任何品種嗎？更何況是與特定品種相關的具體研究者。
如果沒有袁隆平這個超級明星，人們根本就沒法弄清雜交水稻育種中，不同的人扮演的角色和做出的具體貢獻是什麼，誰會無緣無故關心謝華安、顏龍安、黃耀祥的貢獻大小？
袁隆平的獨一無二，在於文革結束後，他是農業育種專家中，唯一進入官方科學家宣傳序列的一員，雖然遠還不能與當時最耀眼的科學家們並列，但時間推移，當年的陳景潤、華羅庚等人失去宣傳新意，早已淡出公眾記憶時，袁隆平在大眾傳播中熱度不但始終不減，反而不斷攀升。
一個科研人員，知名度覆蓋所有人群，今天的年輕人可以完全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明星，但誰不知道袁隆平呢？不要說是在中國，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到這樣的例子。不誇張地說，袁隆平就是獨一無二的現世「科學家神」。
這一切是不可複製的。
完美的「科學家神」
作為一個現世的「科學家神」，袁隆平在公眾中呈現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中國人心中偉大科學家的形象。或者說，中國人對構成「科學家神」應該具有的基本要素，幾乎全都能在袁隆平身上找到。
今天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真不見得有多少是因為他多養活了多少人，在最近十年裡，多養活多少人這個話術，至少在對年輕人是失效的。公眾對袁隆平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是公眾形象的成功。
袁隆平外形是典型勤勞能幹的南方農民，但他能飆英語、能拉小提琴，他身上這種農民與知識份子合一的混搭組合，不但極為罕見，而且對比度極為強烈，像他這樣的人，你很難找到第二個。
袁隆平喜歡暢談要養活更多人，心念天下蒼生，但他絕不會讓人覺得沈重而不可近，在媒體面前，他風趣、親切，早幾年，在記者團面前，有時會人來瘋地拉一段小提琴，甚至拎起一桶冷水澆自己頭上，讓小姑娘們目瞪口呆地暗叫：額地個男神啊。
沒錯，袁隆平的形象，完美到他的系統形象參數，哪怕修改任何一點兒，都會減分。
比如，如果把他皮膚P白一些，他就不像一個隨時會下農田的專家；胖一些，就會油膩中年——袁隆平同事的形象就非常吃虧；留個花白的大背頭再戴副眼鏡，雖然洋了點，但少了人民性；他要是穿著洋氣點，就沒了聖徒的影子；但如果一臉莊嚴，就少了凡人的可親……
甚至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把袁隆平的小提琴改成二胡，會是什麼畫風？一個科學家喜歡鋸二胡，和科學家喜歡盤核桃、盤手串兒一樣，絕對是個減分項，媒體記者是不會讓你拿著二胡在鏡頭前反覆擺拍的。
總之，中國人民心目中完美的科學家神，是淡薄名利不追求物質生活的，是一看就心裡裝著人民，親切友善而不高高在上的，是有犧牲精神但又不過於遠離人間煙火的，是能與老百姓打成一片又能與西方人談笑風生的……
你把上述要求疊加在一起，要是剛好能同時滿足這些期待，那這樣的科學家神就應該長成袁隆平的樣子。
我個人覺得，袁隆平最接近神的時候，其實是袁隆平1966年2月發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50週年紀念。
如果從不同時期的宣傳重點來看，該文最有價值的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第一句是「水稻具有雜種優勢現象，尤以秈粳雜種更為突出」，最後一句是「通過進一步選育，可從中獲得雄性不孕系、保持系及恢復性，用作水稻雜種優勢育種的材料」。
第一句常被用來強調這是袁隆平打破西方「水稻等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定論或研究禁區的明確表述，突出的是袁隆平發明的意義；最後一句，說明三系雜交配套的設想是袁隆平最早提出來的，可證明他在這個發明中的地位。
為紀念論文50週年，特意出了一本專刊。這個專刊裡，有兩篇文章的安排值得一說，一篇是朱英國的《雜交水稻研究50年》，一篇是朱英國的《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
朱英國投入雜交水稻研究，比袁隆平稍晚一點，是湖北雜交水稻研究的領軍人物。朱英國和袁隆平的地位差別，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命運對袁隆平的特殊眷顧。
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轉機，始於1970袁隆平團隊在海南發現被為「野敗」的雄性不育野生稻，它被分發到全國30多個科研單位，1973年培育出三系雜交水稻，中國大部分雜交水稻，都是「野敗」系。
前面提到的雜交水稻的父親母親，大都是從「野敗」系的研究中獲得了江湖地位。
然而，朱英國證明了歷史還有另外一種可能。1972年，朱英國在海南發現雄性不育野生稻「紅蓮」，並於1974年培育出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稻種。就是說，如果當年沒有「野敗」系，因為有「紅蓮」，它並不影響雜交水稻的技術發明。
不過，1974年全國雜交水稻攻關大協作時，袁隆平是全國協作組組長，而朱是湖北協作組組長，大家當然都去攻關袁隆平團隊發現的「野敗」系，而朱英國團隊的「紅蓮」系則被冷落。
中國雜交水稻的英雄敘事史，基本上是一個以「野敗」系為中心的敘事史，朱英國撰寫《雜交水稻研究50年》，相當於請張國燾寫中國革命史，而《紅蓮型細胞質雄性不育的發現利用研究及展望》，則相當於請張國燾撰寫四方面軍革命史。
被遺忘的領袖
但是，袁隆平最初出現在媒體時，並不是以今天這種完美形象登場的。
袁隆平登上歷史舞臺的標誌性事件，是1981年6月，中國農科院與湖南農科院申報的雜交水稻獲得科委頒發的特等發明獎，在貢獻突出的20餘人名單中，袁隆平位列第一。
除了一個獎狀外，他們還得到10萬獎金，各單位轉手分掉一點後，其餘授予個人。排第一的袁隆平得5000元，排第二的顏龍安得4600元……這個獎金的分配，既體現了當時的平均主義，也體現了當時大家對雜交水稻中，各人貢獻大小的看法。
袁隆平當時的地位，相當部分源自他作為科技攻關的政治協調貢獻。
按照標準說法，1966年袁隆平論文發表後，引起國家科委重視，遂於1967年6月成立了袁隆平、尹華奇、李必湖三人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組」，得到600元科研經費……
袁隆平團隊當時在中國水稻育種中處於什麼位置？這個描述非常模糊。
英雄敘事中，許多背景信息異常模糊，比如，2001年袁隆平的講話中，有「1970年以後，我們得到的支持更多了」、「1975年冬，國務院領導同志作出了迅速擴大試種和大量推廣的決定」，這種主語模糊籠統的說法，明顯少了什麼。
事實是，後來成為英明領袖的華國鋒，1966年文革爆發前後就知道袁隆平，1970年6月的湖南省農業科學技術經驗交流會上，華點名讓袁發言，1971年，華奉調中央，1975年冬決定推廣雜交水稻的「國務院領導同志」正是華國鋒本人。
「國務院領導同志」的推廣，值得稍稍展開筆墨：
袁隆平1973年育成的雜交水稻，到1975年已推廣試種到5000畝。當年底，袁隆平進京向農林部匯報，結果失望而歸，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急不可待，12月再赴北京，試圖說服直接主管，大力推廣雜交稻種，不獲接見。
陳洪新立即給老上級華國鋒寫信，提出面見。華見老部下來信後，立即安排副總理、農林部長等一干人參與雜交水稻匯報會，聽了兩個小時後，華國鋒立即決定拿出150萬元用於推廣，並由農林部立即在廣州召開南方13省雜交水稻推廣會議。
第一代水稻育種專家黃耀祥培育的幾個著名品種，從稻種育成到播放面積的頂峰，都不少於12年，而袁培育的品種1976年才開始推廣，1978年就達到最大面積。從袁隆平始，著名稻種從育成到頂峰面積，時間都縮短到4～6年。
袁隆平後來多次提到，當年湖南農科院副院長陳洪新對雜交稻功不可沒，而陳本人也認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成功面見華國鋒。
華國鋒與袁隆平的特殊關係，是段隱沒的歷史。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歷史系的西格麗德･施馬爾澤，曾在《紅色革命，綠色革命：社會主義中國的科學農業》一書中，研究了袁隆平在中國媒體報導中的形象變遷，下面內容，部分來自她的研究梳理。
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是中國當時全國各地「大規模雜交育種科學實驗運動」的一部分，當時這項運動已在玉米和高粱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群眾運動式的試驗對雜交水稻的早期成功幫助很大，它需要短期內對大量農民的種子生產培訓。
華國鋒在成為毛澤東接班人之前，曾掌管湖南並負責全國農業，雜交水稻是少有的幾個令人振奮的湖南農業大眾科學的例子之一。湖南和袁隆平在雜交水稻中的地位，與華國鋒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1972年9月，農林部在長沙召開雜交水稻科研協作會議，主場優勢使袁隆平開始成為領軍人物，1974年，全國13個省區的科研單位被組織雜交水稻公關，袁隆平任全國協作組組長。
1976年成為新領袖的華國鋒，面臨著老同志們的權力挑戰，尤其後者揮舞著尊重科學和技術的旗幟，很符合時代的呼聲。強調和突出雜交水稻的成就，對華國鋒提高形象有巨大幫助。雜交水稻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被政治挑中的。
但是，華國鋒時代堅持群眾路線和集體主義，它往往強調群眾智慧，宣傳雜交水稻，主題依然是社會主義大協作好、群眾運動威力無邊。1981年以前，袁隆平的名字很難被注意到。
事實上，雜交水稻最好應該是由領袖發動群眾運動的成果，而不是某個科學家的成功，它才對領袖是最有利的。
1976年12月，《人民日報》上袁隆平發表的《雜交水稻如何成功栽培》一文中，清晰地闡述了英明領袖當年對雜交稻的成功的決定性貢獻：「鼓勵科技人員對群眾進行三系水稻研究，從少數專家的實驗中發展到千軍萬馬的新階段」。
當時，官方在介紹這項成就的科學意義時，也帶有那個時代的語言特色，比如它有力回擊了「西方國家研究多年也沒有成功，我們也不可能成功」的「洋奴哲學」，突破了美國專家Sinnott和Dunn在《遺傳學原理》一書中「自花授粉作物（如稻、麥）自交不退化、異交無優勢」的禁區。
不過，由對雜交水稻幾十年來一直宣傳這個理論禁區，施馬爾澤特意檢索了中國科學雜誌，她發現，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個只是一家之言的美國權威理論，在中國曾被人引用，另外，1960年代中期，雜交高粱這種自花授粉的作物已被廣泛推廣。
在華國鋒的時代，雜交水稻的宣傳調子基本不變，差別只是在開始否定和反思文革後，為了建立「壞人」（四人幫）與英雄二元對立的敘事構架，雜交水稻敘事中增加了造反派的干擾等要素。
1981年6月，袁隆平和華國鋒同時迎來了命運轉折時刻。華國鋒退出權力舞臺，而雜交水稻這個原來被視為群眾集體智慧的產物，在強調科學工作者個人貢獻的新時代，需要一個科學家來認領——於是，華國鋒辭職20天前，袁隆平等20餘人獲科技發明特等獎，從此走上歷史的前臺。
退出舞臺的華國鋒，從此變成故人嘴裡的「省裡」、「國務院領導同志」。
但是，袁隆平畢竟是袁隆平。
2006年6月9日，北京出差的袁隆平特意到華國鋒家登門拜訪，據說，兩位老朋友緊緊握住對方的手長達半個小時。這次見面之後，袁隆平終於開始公開說，如果沒有華國鋒同志的支持，雜交水稻的大面積推廣是非常困難的。
臨別時，在家練了幾十年書法的華國鋒，送給袁隆平一副字：隆平同志：貴在創新。它被袁隆平放在辦公室顯要的位置。
「科學家神」的進化史
順應時代需求，故事又有了全新的版本：造反派的阻力被強化，袁隆平曾對毛主席的八字憲法提出過質疑——這差點給他帶來厄運。而原來是科研主角的人民群眾，現在又變成了激發袁隆平科研的動力：我忘不了餓死的老百姓。
文革結束前，曾比袁隆平耀眼得多的另外一些雜交水稻之父，比如李貞生，他的名字不但頻繁出現在官方報導中，甚至還有專門的記錄片。他之所以成為那個講究集體主義時代的個人英雄，因為他是個大老祖。
李貞生發明出來的雜交玉米稻，不是尋找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而是用熱水殺死雄蕊的方式去雄的。在那個鼓勵群眾，尤其是文盲群眾搞發明創新的年代，這種駭人聽聞的土法上馬弄出來的新品種，在華國鋒出面幫助袁隆平之前，推廣得遠比袁隆平更成功。
雜交水稻新版本的故事中，強化宣傳的重點，變成了大膽顛覆和突破西方科學權威的理論，這幾乎是當時歌頌科學家的傳奇故事中，必不可少的共同要素——報告文學中的李四光、陳景潤、華羅庚，無不打上強烈的民族主義敘事烙印。
報告文學的興起，顯示出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特徵，一個科學英雄是否出名，不再是他的學術地位和他在官方眼中的地位，而很可能是文學家們的報導本身是否成功。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質之光》是當時影響力最大的報告文學，讓李四光和陳景潤成為億萬人心中的偶像。
也許是袁隆平缺少動人素材，比如特別的磨難——畢竟批鬥、遊街、關牛棚、妻離子散這種受迫害知識份子的標準待遇，袁隆平一樣沒經歷過，或者乾脆就是袁隆平沒有遇到一位好的報告文學作家，八十年代初，袁隆平並未成為家喻戶曉的科學英雄，大眾知名度不會高秦官屬，這位林學家曾因為黃宗英的《大雁情》感動了一代人。
但是，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反而是一樁幸事，因為袁隆平沒有被固定塑造成當時人們認為的科學家的樣子。當時科學家一般都會被塑造成非正常人類，譬如陳景潤是個典型的阿茲伯格患者式的書獃子，他缺少基本自理能力，地板上稿紙摞摞有三尺厚，走路經常會撞電線桿。
當時對革命審美疲勞的中國人，欣賞的口味一度劍走偏鋒：陳景潤收到了幾麻袋求愛信，都表示願意照顧他一輩子，幫他洗衣做飯刷牙生孩子。在校園裡，聰明的學生見到老師走過，會立即被陳景潤附體，低頭著看書，然後撞在電線桿子上。
但是，袁隆平很快後來居上。
雜交水稻突破西方權威的理論禁區，那段文字無論寫得多麼通俗易懂，絕大多數人都無法複述，它只是說明一個人確實很牛，但是，多養活了幾千萬人，每個中國人都聽得懂，尤其是，在剛剛吃飽飯的中國人心裡，比較科學家的重要性，大家是很願意把他們的貢獻折算成可以養活多少人的。
而雜交水稻多養活幾千萬中國人這個說法，並非靈光一現的新提法，它是從雜交水稻產量高逐漸衍生進化而成的。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任何個人敢分享分田到戶的榮耀，因為它是證明改革開放正確的第一成就，當改革開放的成就多到根本不太在意糧食時，才輪到雜交水稻的宣傳機會。
但是，如果全民都不太在意糧食產量時，雜交水稻能多養活多少人這個提法，就不會被人在意，袁隆平的偉大也會被人忽略。這時候，有個大笨蛋及時跳了出來，這個人叫萊斯特･布朗，1994年，布朗寫了一本報告，叫《誰來養活中國》。這個美國版的《貨幣戰爭》立即讓全中國人都炸毛了。
所有中國專家學者以及政府官員對布朗的反駁，都不及袁隆平站出來的反駁更能給老百姓帶來信心，他掰著手指頭計算雜交水稻只要推廣到多少畝就可以解決多少人吃飯，特別符合中國人民對這件事的理解。《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意想不到地變成了袁隆平最好的宣傳海報。
正是有了萊斯特･布朗這個笨蛋，中國人民突然醒悟，原來我們竟然擁有袁隆平這樣真正的英雄。這年底，國家科委領導向李鵬總理匯報工作時，總理關切地問到了袁隆平：湖南的袁隆平為啥沒被評為科學院院士？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環球時報》特別喜歡轉載《華盛頓時報》的文章，這份報紙特別容易讓中國人民上火，但是，《華盛頓時報》這個名字看上去在美國特別主流的報紙，其實是1982年由美籍韓裔宗教領袖文鮮明創辦的。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就是袁隆平的《華盛頓時報》。
這個時候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袁隆平，在形象上，早已把標準中國科學家遠遠地甩在了深厚，他呈現在公眾的形象，一眼望去，境界上已與世界最頂尖的大科學家不遠。
是的，袁隆平很早就表現出對境界的追求和熱愛。
後來袁隆平追憶1970年代研究雜交水稻的種種，提供了更豐富的靈感啟發，比如，袁的妻子問，你不怕失敗被人扣大帽子嗎？當時的袁隆平答：心底無私天地寬。
但是，人們很快發現，無私並非大科學家的至高境界。
通過各種文摘報紙雜誌的教育，中國人民逐漸知道，愛因斯坦這種大科學家，不但不是成天苦哈哈的怪物，反而是會調皮地吐舌頭，以及熱愛拉小提琴的充滿情趣的人。中國人民對大科學家的格調認識，又翻過了一座喜馬拉雅山。
袁隆平無意中挖掘出自己也有對小提琴的愛好——或許是記者敏銳的發現，總之，袁隆平越來越多地開始鋸小提琴。我記得最初有腦子不夠清楚的記者，竟然傻傻地問琴藝如何以及是否有愛因斯坦的影響，而袁隆平當時的回答，亦有一絲真誠的羞澀、謙遜和閃躲。
袁隆平的小提琴，經過無數次的迭代進化，到了2002年，在一個關於袁隆平的傳記中，終於達到至高境界，已遠遠把愛因斯坦甩出了好幾個身位。
愛因斯坦的小提琴，是出身有教養的家庭和有藝術修養的象徵，而袁隆平的小提琴，則是在宇宙洪荒的天地之間，對自然，對生命，對人類孤獨的命運，對自己內心的使命召喚，一種四海無人對夕陽的傾訴。
1973年的一天，袁隆平在辛苦勞作之後，拿出心愛的小提琴，他演奏的場地，不是燈火輝煌的舞臺，而是一片無邊無際的金色稻田，他挽著褲管，兩條腿上全是泥，就這麼一個人獨自沉浸在舒曼的《幻想曲》中。
雜交水稻的江湖
今天，中國網民對袁隆平的魅力，幾乎沒有任何免疫能力。
刻意選擇海拔、溫度、濕度特殊的地方為創造記錄而創造記錄，這種五六十年代的錦標主義已經夠離奇了，在沙漠裡種水稻，在海水裡種水稻，這種純粹為爭眼球不惜血本的搞法，換成其他什麼人，也許早就被網民罵死了，但這是袁隆平，他的一切，都是當世神農不斷展現他的法力而已。
仔細留意下新聞，在中國，育種專家親自上陣，不停地靠堆錢創造高產記錄的，全部是雜交水稻，而其他糧食作物和常規稻種，幾乎就看不到這種奇怪的競賽。原因或許很簡單，常規稻種和雜交小麥之類，農民可以自己育種，做種子開發研究的，一個好種子自己只能賣一次。雜交水稻就不同了，必須每次都從我這裡買。
不過，中國在制度上不利於激勵育種研究的積極性。美國的育種研究主體是企業，而且市場上高度集中的，中國承擔研究任務的主力是國家科研院所，如果你開發的雜交稻種特別受農民歡迎，你並不能從市場的反饋中獲得足夠獎勵。
於是，隆平高科於2000年上市，它標誌著農民低價獲得雜交稻種的時代就此終結，而袁隆平和中國農民的關係，也早就不再是農民和幫助農民增產的人民科學家的關係，當時，湖南農科院和國家雜交水稻中心，居然變成連這家上市公司的科研基地。今天，隆平高科已成為中國雜交稻種市場最大的公司。
看到隆平高科上市，四川方面因為擁有西南雜交水稻之父周開達這塊金牌，又有西南地區雜交稻種市場的基本盤，於是也開始籌劃包裝以周開達名字的上市公司，但尚未敲開資本市場大門，開達種業就因周院士去世而流產。
中國種業市場的特色是政企不分、條塊分割，壟斷與競爭交織，市場高度分散，產業規模極低。而雜交稻種市場，在集中度和產業規模上都有很高水平，但這並非競爭的結果，因為種業公司們佔據的大都是本地市場，由於雜交水稻缺乏吸引力，稻種產能嚴重過剩。
市場證明，無論你高產試驗田的產量有多高，雜交稻也好，超級稻也好，都是沒有出路和潛力的。它能影響到的，只是國家的糧食政策以及研究經費的投入。
水稻育種在技術上唯一的突破指望，只能是轉基因技術，而抗蟲害的轉基因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可以明顯節省農民開支。然而，袁隆平一直用含混不清的理由反對轉基因技術應用。大概它會直接衝擊他的種業帝國的市場吧。
說實話，在這一點上，袁隆平真的對不起把他當神一樣看待的人民。
你可以認為我這個說法是一種偏見：水稻是一種更適合窮人的食物，因為購買同等熱量的食物，稻米的價格只是小麥的一半。而近乎偏執地追求水稻單產記錄，則是窮人對飢荒恐懼的偏執。
但是，從生物特性上講，作為一種糧食作物，水稻可供開掘的潛力，決定了它不值得花那麼大的投入。水稻、小麥在光合作用的效率上，與玉米、高粱這樣的作物存在著天壤之別。因為光合作用過程中的差異，水稻、小麥被稱為碳三植物，而玉米、高粱等被稱為碳四植物。
也許舉個簡單例子，這種差別就能有一個直觀的對比體現：玉米、高粱、甘蔗其實和小麥、水稻一樣都是「草」，但是由於它們極高的光合效率，以至於它們高大到一般不會被人認為是草的程度。
毫無疑問，玉米這種神賜之物，必然會成為人類食品產業最基礎的磚石，它必然會對整個農業的面貌和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中國把精力大量花在水稻這種潛力有限，別人不願玩的門類上，相當於人家在完善汽車，中國在完善馬車。
2014年，我去參觀美國農業時，拜訪過美國轉基因玉米專業種植戶，對美國玉米種植竟然可以如此偷懶感到極為震驚：農戶種植玉米，被簡化到幾乎只剩下播種和收割。不但沒有除草、除蟲之類的田間管理作業，甚至連深翻、犁田等基本的環節都省略了——這已經不能叫耕作了，因為不存在耕……
對了，前面雖然提到中國玉米的單產不斷提高。但與採用了轉基因技術的美國相比，就什麼都不是了。中國的玉米單產約為400公斤，而美國的玉米單產約為800公斤，2017年，美國玉米高產競賽創下了2269公斤的單產記錄。
水稻和玉米在潛力上的巨大差異，也許袁隆平早就意識到了。但是，他的本行是水稻，於是，子承父業的袁定陽找到了一個奇特的努力方向：通過轉基因技術，把水稻徹底改造成玉米一樣的碳四植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