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頭怪獸一輩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飢餓。（網絡圖片）
有一頭怪獸一輩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飢餓。
它逼迫我12歲時步行250里翻過大別山買糧食，它在最近十年撬掉了我十幾顆牙齒。它啃噬我的肉體和靈魂，深度改變了我的世界，此刻，它正蹲在我身旁，驅使疾病圍毆我。
飢餓隨我爬出娘胎一直型塑我的童年
1963年4月，大飢荒讓人們氣息奄奄，我很不知趣地在此時降生人世。母親46歲，高齡疊加營養不良，我的落生十分勉強。出生那天，大雨滂沱，父親盤田抓到兩條魚，母親很歡喜：老五有些名堂，自帶伙食落生。
小名就叫雨生。有人喊「魚生」，他們相信有兩條魚陪我來到人世。
飢餓跟我一起爬出娘胎。沒有奶水，母親每天抓幾粒米，加一點菜葉和鹽，放到蒜缽大的土罐裡，煨在土灶中，用那米湯餵我。
學話和走路節奏都算正常，兩歲多突然又不會走路了，只能坐在小木凳上。缺鈣，小腿慢慢羅圈，飢餓開始型塑我的身體。幾年後，飢餓又在我的上身鼓起一個不大的雞胸。
飢餓還讓我差點成為獨眼龍。
三歲時的一天，家門口晒了一堆竹雜（竹枝竹節），黃昏時我抱竹雜到灶口。因為缺鈣，走路不穩，過門檻時摔了一跤。眼前立即一黑，一根鋒利的竹籤插向左眼。母親嚇壞了，檢查後出了一口氣，竹籤插中左眉，差一點就進了眼珠，讓我成為一輩子的「杜具隻眼」。母親刮了些鍋煙，敷到傷口止血。左眉這個斷口，留到現在。
記事起，每年春荒父親都要到安徽省太湖縣去「挑芋頭」（紅薯、地瓜、紅苕）。英山極左，虛報產量，都交了公糧，每年有幾個月粒米難尋，只好到安徽買人家不要的爛地瓜充飢。那地瓜長滿黑疹，苦氣嗆鼻子，有的整體腐爛，像死老鼠滿身白毫。
那年頭，從英山到鄰近的安徽太湖、霍山、岳西、金寨幾縣，佈滿荊棘亂石的山道上，買芋頭的英山人絡繹於途。蓬頭垢面，滿臉菜色，他們有氣無力，卻不肯打開袋子吃一口，這是要拿回家救命的。
爛芋頭和上野菜、穀糠做成「苦芋頭粑」，蒸粑的苦氣能飄出幾百米。
1969年春天，比我小兩歲的周棟到家做客，他捏著那冒苦氣、黑得像牛糞餅的芋頭粑來回翻看，不敢下嘴。我靈機一動，說「毛主席叫我們一不怕苦」，咬下一口。苦粑進嘴，眼淚都催出來了，苦味中還有腐爛的霉味，要吐。怕周棟不敢吃，我沒敢嚼就吞了下去。周棟把芋頭粑放到嘴邊，猶猶豫豫，我趕緊補上一句：「毛主席還說二不怕死」，又大吃一口，周棟受到鼓舞，終於把芋頭粑送進嘴裡。芋頭下去，眼淚出來。
我家牆上有個三腳架，上面放著一個毛主席石膏像，用來做「早請示晚匯報」，苦氣直熏老人家。我建議挪挪桌子，挪不了，小屋無處可挪。
身體一天天長大，胃口需要越來越多的東西填充，我像狗一樣滿世界找吃的。房前屋後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一種帶刺的「貓兒刺」最好吃，甜甜的，酸酸的。茅草根也不錯，淡淡的甜，像極稀薄的葡萄糖。
家裡多老鼠。沒有蚊帳，老鼠晚上從臉上跑過。三哥抓過幾隻煮了吃，我跟著吃，盡是碎骨頭，味道像雞肉，有點腥。
飢餓讓我看到一個無法相認的父親
父親三代要飯，他對食物的態度讓人恐懼。他不放過任何能下肚的東西。地上的飯粒，要撿起來吃掉。桌上不會剩下任何食物，我有時把那極苦的苦芋頭疹子摳出來，父親搶過來丟進嘴裡，瞪我一眼：看我鬧（毒）死冇（沒有）？
我上老林沖小學時，學校多次請父親去講「革命家史」。講完課要吃「憶苦餐」。大桶裡，盛滿泔水、米粒、苦菜、穀糠混合的稀湯，酸臭餿混合的味道傳遍操場，很多人捂著鼻子。學生們預先都帶了碗來，一人半碗，沒人敢喝。父親拿起一個土缽，連喝幾缽，回家就不再吃飯了。
父親精瘦，身上找不到一絲肥肉，沒有多餘的營養長肥肉。大概是1972年，父親餓得全身浮腫，大隊給了我家二斤黃豆給父親治病。黃豆泡漲煮熟，一半是我吃了。
父親的肚子是一個「無底洞」。有天父親回家晚，家裡留了半鍋清水粥。我們睡在床上，看父親一趟趟盛粥喝，我和四哥記數，父親連喝了12碗粥，也就是喝了12碗米湯。
父親從來不抱怨日子艱難，他只是怕吃「觀音土」。那是岩石縫隙裡的一種土，白麵一般，父親說吃下去拉不出來，要用手摳。我唯一的叔叔和嬸嬸死於大飢荒，他們可能吃過觀音土，給父親留下了噩夢。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無數次叫我們「做人不要臭了」，飢餓卻讓他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點」。
大概1973年，一天晚上，父親到穀田裡擼了幾斤稻穗，讓人撞見了。
夜裡發生的事，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天生產隊薅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挖苦諷刺，說老革命也能偷東西。我不知道說誰，直到大家都瞄著我說，我猜到是說父親。我全身稀軟，像被人抽走了筋骨，站立不住，回家埋在被窩裡大哭了一場。
那時，偷地裡的莊稼是常見的事，我在放牛時餓極了，就去手刨生產隊地瓜吃，從手指粗就開始刨。每個放牛伢都這麼幹。
只是這事不該出在父親身上！他是老林沖資歷最老的老革命，當過生產隊長，他為了看護集體莊稼，晚上出來巡夜，有一次讓蝮蛇咬了，大腿腫得像水桶，我到處扯草藥為他消毒。
我家從來沒人談論這事，這件事的細節我不清楚，我甚至不敢肯定父親是不是幹過這事。但我知道，這件事簡直是把父親脫光了吊到村口。
原諒我，父親，四十年來我從來沒跟人談這事，你躺在山坳裡二十多年了，沒人能傷害你了。村裡知道這事的人差不多都不在了，那個挖苦父親最惡毒的人也早就離開人世了。
多年後我看過雨果的《悲慘世界》，才敢正視這件事。
冉阿讓在飢餓中偷了一塊麵包，得到了十幾年牢獄之災，還成了沙威窮其一生追捕的目標。
一個人有免於飢餓的權力，冉阿讓偷麵包和父親擼幾斤稻穗一樣，這不是他們的恥辱，這是讓人飢餓難耐的那種力量的恥辱。
12歲 我翻越大別山買糧食
終於，到安徽買糧食的苦事輪到12歲的我了。
70年代，農業學大寨、極左和飢餓同時達到頂點。
1975年，我12歲。四月，爛紅薯早已吃完，發到手的口糧每人每月8斤稻子，脫成米5斤，只夠三天飽飯。父親不知從哪裡借來8塊錢，叫我翻過大別山，到安徽霍山縣去買糧食。
為什麼是12歲的我去？哥哥們都上了工地，軍事化管理，不能請假；父親是老黨員，也沒法在農忙時節外出。母親此前跟隨毛正英細奶（叔奶奶），到太湖要過飯，她是小腳，不能走遠路，又不好意思開口，三天後空手而歸。
一天清晨，天剛麻麻亮，我扛起扁擔，將兩個裝化肥的塑料袋子綁在扁擔頭上，揣著母親給我烙的兩個菜餅子，和張窯匠出發了。50歲的窯匠大叔經常偷偷到安徽去做瓦掙錢，熟悉買糧的路子。那時私自外出當窯匠和當窯姐一樣丟人，張大叔為這事挨過大隊很多整。他這次還是偷偷出去做窯，我們趁大家還沒起床早早就出了村。
過河就是公路，公路從縣城往北，一直通往英山北界的紅花鎮，翻過紅花就是霍山。紅花離我家80里，長途汽車可以到，車票是8毛錢。我們捨不得花錢，只能走。
中午我吃了一張菜餅子，在水田裡捧了幾口水喝。另外一張餅給了窯匠，我說吃飽了。張窯匠出名的暴躁，罵人時齜牙咧嘴，唾沫星子能射穿人的臉皮，獻餅是討好他，怕他把我扔在半路。其實，碗口大的餅子，五張我也吃得下。
夜幕降下，大別山浸泡在黑暗和靜謐中。我們到了70里外草盤地肖家大屋，找到在那裡修電站的大哥，歇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到紅花，下午到霍山太平畈，全程120里。太陽還有一丈高時，我們到了一個只有一戶人家的山溝，窯匠說到了。
窯匠把我交給這家夫婦，說去找一個徒弟，看看哪裡能買糧食。
我在這家門口轉了轉，他家屋西有一個架在矮凳上的胖大棺材，我嚇得趕快進屋。
晚上，這對夫婦給我做了一碗米飯。半年來我都在吃爛紅薯，偶爾能喝到一碗大米稀飯，米飯的味道已經很久遠、很陌生了。
兩口子點起一盞油燈，給我盛上米飯，還有一碗青菜。
看著這碗冒尖的米飯，那樣白，那樣香，香氣從嘴裡鑽進去，走遍全身，有一種催麻的作用。這不是一碗米飯，這是來自另一世界生命的聖物，腸胃和肌肉都對這久違的米飯頂禮膜拜，我全身顫抖，身子在一寸寸發軟。沒有力氣拿起筷子，看著米飯兩眼發直。
我又擔心，窯匠還沒回，買不到糧食怎麼辦？
心底裡漾起一種悲涼和恐懼，傳遍全身，身子抖得更厲害，手在桌子上，根本抬不起來。豆大的燈火在燈盞裡搖曳，整個屋子忽明忽暗，牆上有大團黑影在晃，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動。眼淚在眼眶裡轉，終於越過眼眶，順著鼻子流到嘴上。
我抽噎了幾下，突然放聲大哭，人癱倒在板凳上。
主人兩口子聽到動靜趕快跑過來，拍我的後背和胸脯，我只是哭，全身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們慌了，連連說這可怎麼辦，來了個小客人，不吃飯，只會哭，又找不到醫生，怎麼辦哪？
看他們那麼著急，我強忍住哭聲，全身仍在不斷抽搐。兩口子見我不再大哭，勸我吃飯，我嗓子全是硬的，也沒了餓的感覺，還是一口沒吃。見我平服了很多，他們卸下一塊門板，找來一塊破布，叫我睡下。
這一躺下，才知道像被人捆著痛打了一天一樣全身酸痛，我12歲，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山路。
第二天一大早，張窯匠扛回了一袋稻子，50斤。那時稻子官價9.5元一百斤，這是黑市，價格高了近一倍。
吃過早飯，別過那家人，窯匠要留在這裡做窯，我獨自上路。我要再走120里，把這救命糧挑回去！
一袋糧分成兩袋挑，山路很窄，兩邊是荊棘和灌木，扁擔無法橫在雙肩上，只能單肩挑起，讓兩袋子東西和人在一條直線上。山路陡峭，我個子矮小，即使讓扁擔前高後低，前面的袋子仍然拖在地上。竹扁擔溜滑，傾斜角度過大，在肩膀上根本摁不住，前面的袋子直往身上撞，後面的袋子把我往下扯。
我跟兩個袋子較勁，一步一步往前挪。用得最多的左肩很快磨破了皮，我把破褂子脫下來，作了墊肩。赤裸的上身，被茅草和荊棘拉出一道道血口。
來時跟著窯匠，現在一個人走，每走一段就得想想路對不對。山中沒有人家可問，只有見到路邊還有一些印象的歪脖樹和怪形怪狀的石頭，才敢相信走對了。
昨天來時腳上起了兩個血泡，現在破了，薄薄的鞋底擋不住石頭子硌，硌一下傷口像被釘子戳一下。
一步一挪，終於看見紅花公路了！心裡高興，腳底踩空，跌下一處土坡。趕忙翻身看兩袋子糧食，萬幸，袋子沒破！
爬了起來，右腳疼得鑽心，踝骨上方一寸的地方撞在了一塊石頭上，破了一個半寸長的口子，往外流血。在破褂子上撕下一條衣服邊，綁了綁，繫好扁擔，繼續和兩袋糧食一起往前挪。
終於，太陽下山前，走完了40里山道和公路，到了大哥的工地。
第二天早上，大哥把我和糧食帶到公路邊，攔了一輛工地到縣城拉水泥的貨車，讓司機捎我到我家河對岸公路上。
下車時又傻了！不知是上游大雨還是水庫放水，河水比出發時漲了幾倍！
水深齊腰，兩個袋子被水流衝擊，根本不受控制。我緊緊抓住扁擔，只要一鬆手，兩袋救命糧食就不知道要漂哪去了。
河水越來越深，都到胸口了，我和兩個米袋子都在水面上漂著。我不會水，那種失重的感覺讓人恐懼。扯著兩袋子糧食，拚命往河東走，很多時候腳根本踩不到河床，只能像鴨子划水一樣往前劃。好在河西岸施家湖的殺水擺（壩）把水流殺向河東，只要不沉到水底，肯定能夠衝到對岸。
終於，我抓到了河東岸一根伸到水裡的柳樹枝，我和我的糧食總算被水流衝到了河東岸。回頭一看，我大概斜漂了兩里路！
暮春四月，杜鵑花開，燦爛如霞。在12歲生日臨近時，我正值花季的生命差點葬身東河。
右腳踝骨上的傷口，得不到消毒治療，一直潰爛到第二年，都能見到骨頭，發出一股腐臭味。後來是借錢到楊柳醫院打了幾針青黴素，才慢慢癒合。
35年過去，每當看到右腿上那個酒盅口大的傷疤，我就能想起那次買糧的每一個細節。那年我才12歲。
飢餓改變我一生 我的世界與你不同
飢餓留下的更深刻傷疤，埋藏在我命運中，沒人看得見。
飢餓這頭怪獸，一直在悄悄消耗我的生命，有些時候，它還會跳出來，逼迫我的人生改道。
高中兩年，冬天吃爛地瓜，夏天米飯很少能吃飽，除了爛鹹菜，沒吃過其他的菜。因為營養不良，高考前一個多月，我病了。發燒頭昏，全身無力。三哥、四哥輪流背我二十多里外的考場，高考兩天幾乎沒吃東西，歷史課晚進場十多分鐘。高考成績不如預期，再多5分，我會報考武漢大學。
1984年大學畢業，空軍司令部到蘭大招生，選中了我。體檢結束，招生軍官告訴我：很遺憾，你不能去空軍了，你有肝病。我一點都不知道，窮困在我身子裡埋下了這樣一顆定時炸彈，在決定命運的時刻爆響了。潘世秀老師安慰我說，那是寫論文累的，讓我到家裡喝牛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喝牛奶。當時沒有症狀，我想那牛奶也許能治好我的病。到北京後，剛工作兩個月，肝病爆發，同事都躲著我，一個剛剛走入社會的人被疾病隔離，這讓本就內向的我更加孤獨。
飢餓是我家看不見的統治者。二哥小名叫百糧，1954年出生時家裡賣過一百斤糧食，帶來了難忘的歡欣。三哥小名餘糧，寄託了1958年飢荒中對糧食的期盼。四哥叫熟兒，六十年代初飢荒和四哥同時到來，全家都渴望莊稼迅速成熟。吃飯是一件不能承受的負擔，能對付就對付，二哥尤其能忍飢挨餓。長期營養不良，全家幾個人肝病，當時我們都不知道身體中潛伏著這奪命殺手。二哥直到肝硬化後才發現有肝病，最後死於肝癌。二哥去世，我家頂樑柱折了，屋頂落到我頭上，這也是飢餓給我最沈重的一擊。
飢餓像沙威追捕冉阿讓一樣，這警犬改頭換面過，但從沒放過我。它改變了我的一生，未老先衰，唇搖齒落，讓我今天寫作的精力都難以籌措。我苦中作樂，寫過兩篇治牙記錄：《杜昌華：三個女人要了我八顆牙》《杜昌華：美女有約》，讓驚訝不已的醫生知道病牙和飢餓的關係。
飢餓在靈魂深處留下恐懼，幾十年溫飽也沒能消除它。
飢餓讓我一輩子吃飯都沒有多少樂趣，吃飯只是為了免除飢餓，有吃的就行，不懂美食和挑食。最愛吃的是烤地瓜，好像小時候沒有吃過上萬斤爛地瓜似的。有人請飯，我點的飯菜往往最便宜，加工方式最直接，那些花樣吃食我理解不了，駕馭不了，不敢點。到食堂和飯館吃飯，食譜幾乎從來不變，很多人嫌跟我一起吃飯沒意思。有段時間，單位食堂的小姑娘見我來了，不用點菜，自動就把老三樣飯菜端了上來。有人千里迢迢請我吃飯，我說來一碗雞蛋西紅柿麵吧。
我在寫五集記錄片《中國人的飯碗》和四篇《疫情和飯碗》時，飢餓都在把捉著我的手。前幾天，有人問我為什麼寫下《疫情和飯碗》這樣「黑暗」的東西？我笑了笑沒回答。它並不黑暗，只是那些文字背後有一雙飢餓的眼睛，很多人無法看到這飢餓的「杜具隻眼」。
人和人的交流是一個宇宙和另一個宇宙的相遇，我的宇宙被飢餓深度改造過，已經變型，他人的宇宙難以穿行。我在這飢餓統治的世界裡浪游，掙扎，這是我的宿命。生命無分高低貴賤，只要莊嚴地活過，就可以坦然面對最後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