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時的天安門。（網絡圖片）
按：不遠處就是六部口。我還沒來得及仔細觀看這類似於戰時的奇特街景，就被路旁的一幅慘象吸引了過去。長安街西側，胡同口，一些年輕人的軀體橫七豎八，躺臥在地。他們已經死去。
三十年之後，我仍舊要用這個標題來記述那天的經歷。
當時，上午八點多鐘，從長安街回到學校宿舍，我就找出一張黃顏色的紙，用筆墨寫了一篇同題大字報，並署名貼到了北京師範大學的門口，立即引來無數人觀看並拍照錄像。然後，我就回宿舍躺下睡著了。下午的時候，同宿舍的同學將這篇東西揭下來帶回，進門劈頭就說：「你怎麼能把它貼到學校門口，還署了真名！」我知道這是同學在為我擔憂，心裡非常感激。年代已久，除了標題，就連那區區幾十個字我也記不清了，還有寫好後請同學給我拍的一張照片也不慎遺失。但是，因為所記述的情景已深深刻印在心裡，一直沒有絲毫的磨滅，反而覺得越來越清晰，而且每年這一時刻似乎就會放大而膨脹，以至於逐漸要從胸中擠壓出來。終於，三十春秋波濤湧，我再也抵擋不住它的噴湧而出。
一
時近午夜，我們宿舍的幾個人都沒有睡意。注定這是個不眠之夜。剛接到通知，高自聯要求大家待命，隨時要去支援在各個進京要衝忙碌的市民和學生。我們暫時沒有任務，便待在房間裡。大家也是又奔忙了一天，此時悄無聲息，養精蓄銳。
大概十一點多，遠處突然傳來了爆竹般的「劈啪」聲響。我們的房間窗戶朝南，那就是長安街及廣場的方向，聲音由此響起，由東向西逐漸連成了一條線。我們擁向了窗口，議論道：「開槍了嗎？」「不會，最多是橡皮子彈吧！」是啊，誰會想到能真開槍呢！就算是他們急了眼，那最極端的也就是威嚇一下，絕不會真的動武，大開殺戒。畢竟，就算是爭鬥慘烈的國共內戰，古都北平也沒有遭受一槍一彈。
這時傳來指示，北面的安貞橋方向需要支援。我們二話沒說，騎上自行車飛馳而去。
一路上還算平靜，只見路邊一些市民們三五成群的紛紛議論。我們趕到安貞橋下，那裡聚集的人比較多，市民們正圍著一隊士兵在談話。一打聽，這是奉命到達這裡的部隊，大概一個連。他們全副武裝，整齊地坐在橋下，槍枝都抱在懷裡。市民們則圍在四周，告訴他們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在進行正當的爭取民主、反腐敗、反官倒和反對戒嚴的和平抗議活動，而且城市的秩序和人們的生活十分正常，根本沒有什麼壞人，沒發生什麼動亂，讓他們不要與學生和市民作對。士兵們安靜地聽著，一副莫名其妙的樣子，沒什麼反應。我們也加入了談話，向他們解釋學生舉動的正當性。他們的指揮官後來說：「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到這裡還不清楚是執行什麼任務。至於北京發生了什麼，我們並不瞭解。」他還表示，不會和學生與市民發生衝突。
這時傳來消息說廣場那邊非常緊張，我們看這裡的情況比較穩定，便決定趕往廣場。
奮力騎行，疾風撩面。街道上的氣氛顯得躁動起來，人們在不安地走動，揮動著手臂，大聲地說著，喊著，爭辯著，怒斥著。我們不時停下來打聽消息，聽到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可怕。
「部隊開槍了，死了許多人！」
「廣場和長安街已經封鎖了，到處是死屍，血流遍地啊！」
「政府開始鎮壓了！劊子手！匪徒！」
「怎麼能開槍呀，瘋了嗎！」
「誰說的？消息準確嗎？」
我們向南飛馳，心情急迫而憂慮。我們想盡快趕到現場，想盡力做些什麼。不知怎的，似乎肩上擔負著什麼使命和責任……是想去制止嗎？是想去拯救嗎？誰可能都不清楚！反正我沒想那麼多，只想盡快趕到，瞭解真相。
二
騎到地安門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看到向南的路被一溜垃圾桶堵住了。停下打探，市民們說：「政府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鎮壓了，我們要行動起來，先把路堵上，不能隨便把他們的車放進去。」正說著，一輛軍用吉普車飛速從南邊駛來，車上的人大聲喊著「快讓開！快讓開！」大夥見這輛車向外面疾駛，一時不知是怎麼回事，便手忙腳亂地挪開了幾個垃圾桶，只見吉普車三搖兩晃地從狹窄的通道衝了出去。
驚魂過後，我們繼續朝廣場方向進發。經過了故宮和北海，進入南長街。將到達聯接廣場的拱門時，密集的人群擋住了去路。我們把車扔在一邊就朝人群裡擠，到近處才看到，原來是全副武裝的軍人封住了通往廣場的去路，他們頭戴鋼盔，手持槍枝，面向廣場外橫向排列；而他們對面則是赤手空拳的市民，雙方對峙。
這時，我透過人群看見廣場內一片混亂。遠處火光四起，煙霧升騰，火光和燈光混雜在一起，映照在大會堂的牆壁上。近處不時有人在四處奔跑，慌不擇路。見一軍官舉著手槍，揮著手臂在大聲喊叫，一邊朝天射擊，槍聲刺耳。又見幾個士兵將一奔逃的男子逼至牆邊，命其轉身靠牆，雙手舉起，然後將其渾身上下摸索一遍，就反扭雙臂押走了。這簡直就是以前在電影中看到的抓捕共產黨情形的現實翻版。
大概是不忍再繼續看下去了，與軍人對峙著的市民中有人向對面扔去了一個汽水瓶，招得士兵大聲吼道：「幹什麼？不許亂動！」同時響起了「嘩啦啦」拉動了槍栓的聲音，甚是可怕，嚇得人群中忙有人喊道：「別扔了別扔了！」這時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手持短槍走過來厲聲說：「請你們克制一些，要是惹出什麼麻煩可就別怪我們了！」嘈雜的人群一下子安靜了下來。
看來，我們是不可能進到廣場裡了，而且就眼前的情形來說，誰還敢往槍口上撞呢？我們又騎上車向西單方向行駛。
這邊更顯得紛亂無序了，雖然槍聲基本停息，但耳邊嘈雜聲不斷，眼前慌亂的行人和稀疏的車輛在晨光裡朦朧模糊，影影綽綽。我們到達西單路口時，天色大亮，寬闊的長安街籠罩在煙霧之中，到處散佈著丟棄的雜物。中間的隔離欄曲如蛇形，其中一段被一輛貨運三輪車傾壓倒地，周圍遍佈著破碎的牛奶瓶，沿街流淌的白花花的奶液刺人眼目。街上人並不多，大都瑟縮著躲在路邊，或是伸頭觀望，或是逶迤挪步，似乎是既好奇又害怕，而他們周圍歪七扭八地堆放著大量被主人丟棄的自行車。
此日，上天甚通人性，一個多月來的晴天麗日突然陰雲密佈，使得凝重的空氣更加讓人感到沉悶而壓抑。我們幾個對眼前的情景覺得無可奈何，感到大勢已去，無可作為，便決定先回到學校，靜觀事態的變化。
回程的路上，在新街口外豁口路邊，一群市民攔住了一輛拉滿木材的軍車。憤怒的人們將司機拽下來，向他質問「為什麼向軍隊運送物資」，那男子顯得很委屈，忙解釋道：「我只是拉貨，什麼也沒做，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們沒有在此多多停留，迅速回到了學校。
三
休息片刻，幾個同學都出去了，我也心神不定，還是想出去看看，也許能做點什麼，便帶上相機，又騎車出了校門向南而去。
再次經過新街口豁口，看到那輛滿載木材的軍車燃起了熊熊大火，司機已不知去向。此時我心中暗暗想到：那司機看來也很委屈，可市民們已是民怨沸騰，任何能讓大家引起聯想的東西都可能成為這股怒火中的犧牲品，誰趕上也只能自認倒霉了。
一路向南騎行，又到了西單十字路口。與路上似乎還感到平靜相比，這裡則明顯讓人覺得仍是處在騷亂之中。雖然一時看不見軍人和槍炮，但就好像正在經歷一場戰爭似的。最扎眼的是一輛正在燃燒的無軌電車橫臥在路口中央，半個車身已被濃煙遮蔽，車頂的電線支架無力地癱墜下來；巡視四周，還有若干燃燒點分布於遠近各處，灰黑的煙塵籠罩著街旁的建築和樹木；街道上人影稀疏，神色張惶，滿眼雜亂不堪，棄物遍地，往日的繁華一掃殆盡。
我打算到廣場上去看看，但紛亂的街面已不適合騎行，便將自行車靠在路旁一棵大樹邊，向東步行。走到首都電影院前，見一男子仰面躺在地上，身體裸露得只剩一條短褲，頭頂汪在一灘血跡之中，人顯然已經死去。三五個市民在旁圍觀，其中一男子指著他憤憤而言：「這是一個連長，他開槍打死了好幾個人呢。該死！」見到這一情景，我一時說不出是什麼感受。如果真像市民說的這是一個殺人凶手，那麼的確死有餘辜。
我拍了一張照片後正要轉身離去，忽聽見轟隆隆的聲響由遠及近。抬頭一看，只見一行坦克和軍車正由西向東經過西單路口駛來。從我這個角度望去，寬闊的長安街上，灰綠色的坦克打頭，後面是一輛212吉普車，緊接著又是一溜坦克，再往後……望不到頭的軍用車輛正衝出煙霧，急速前行。機聲轟鳴，車輪飛轉，履帶攪動，這鋼鐵游龍的確氣勢非凡，但給我的卻是一種強敵入侵、我們正在遭受亡國滅種之災的感覺！
不知是否旁人也有和我類似的感覺，而眼前的情景卻令人精神一振。車隊所經之處，雖然市民人數寥寥，但都在奮起抗爭。有人向車隊拋擲石塊，雖然這對坦克無濟於事，但那吉普車上的人不得不從裡面用衣物盡力遮擋，從那早已破碎的車窗玻璃可以看出，他們就是一路這樣開過來的；好像是一些民工，把民航大樓工地的磚堆當成了彈藥庫，舉著塊塊紅磚衝到坦克近處，用力甩出，砸得坦克上紅點斑斑；更讓人驚嘆的是，幾個小夥子將交通警察用的圓形指揮臺樹立起來，推滾到行駛的坦克前面，雖然根本擋不住它的行進，但這樣勇敢的行為令人欽敬，也為他們的安危捏了一把汗。
我立刻端起相機衝到了街上，大概就離第一輛坦克幾十米的地方拍了照片，記錄下這一「入侵」情景。當時我分明清楚地看到，越來越近的坦克上射擊孔裡黑洞洞的槍口正對著我，但不知怎的，心裡根本沒有害怕的感覺。不過實話來說，事後想起這些還是後怕得很，如果……
四
長長的車流在大街兩側市民的夾擊下駛了過去，我也繼續向東行走。
不遠處就是六部口。在長安街西側的胡同口有一家攝影用品商店，我為了買膠捲等用品經常來這裡。順著胡同往裡走是建成不久的北京音樂廳，當年曾是北京的音樂藝術聖殿。六部口的斜對面，也就是路口的東北角就是中南海了。還沒走到這裡，就看見剛才開來的車隊停在了這裡路口的東側，無數坦克一律炮口向西，排成數道橫列，貫穿長安街南北，組成道道鋼鐵牆壁，把守住了通往中南海的要衝。
我還沒來得及仔細觀看這類似於戰時的奇特街景，就被路旁的一幅慘象吸引了過去。
長安街西側，胡同口，一些年輕人的軀體橫七豎八，躺臥在地。他們已經死去。
我已年過三十，近距離觀看鮮血淋漓的死人，如果不算剛才看到的那個連長，這大概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在離我上學的小學校不遠的良鄉昊天塔下，一個跳塔自殺的中年男子躺在地上，開裂的頭顱下鮮血凝於——由於死去的時間較長，那血已是黑紅色的。那時我才七歲，不諳世事，反而對此等異常情形充滿好奇，完全是帶著看熱鬧的心理。後來才逐漸知道，那不過是苦難年代無數含冤屈死之人中的一個。還有一次，大概是初中時，不遠的鐵路上一個小姑娘被火車撞死，跑去看熱鬧的鄰家孩子回來描述說，小姑娘的奶奶一邊痛哭流涕，一邊跌跌撞撞沿著鐵道撿拾孫女的屍骨，兜在衣襟裡，鮮血順著她的衣角往下滴……多虧我沒去看，不然那悲慘的景象恐怕會讓我幾天睡不著覺吧！
血肉模糊，肝腦塗地，肢離破碎……這人間慘景將是多麼的不忍目睹，不忍耳聞。然而這次，也就是1989年6月4日上午十時左右，鋪陳在我面前的這幅慘象並沒有使我害怕和驚悚，就好像我已預感到它的發生和出現。
我端著相機，慢慢移動腳步，圍著那一張張血肉模糊的年輕的面孔仔細觀看。都是男孩子，大都還可以看清楚他們的長相，儘管有的臉上佈滿血污，有的被擠壓而面部扭曲。
我不時踮起腳尖輕輕走過，因為地面上不僅會有一片片鮮紅而略漸深色的血跡，還會有一灘灘雜糅著血跡的白花花的液體，讓人實在不忍去踩踏……現在我才領會了什麼叫做「肝腦塗地」。
我有時竟分不清他們各自的身形，不僅是因為他們衣褲凌亂，周圍棄物堆積，更因為他們大都是身形具無，在強力的碾壓之下早已肢離破碎。
此時周圍只有不多的幾個人在唏噓哀嘆，有個婦女好像只是身著睡袍，他們大概就是附近的居民。一個年長一些的男子對我說，這是被坦克軋死的學生，一共十一個人，這裡躺著的是六個。他們凌晨時從廣場向外撤出，政府要求他們路上不許呼喊口號。大概是覺得已經走出了廣場，這些孩子壓抑不住了就又喊了起來，結果一直跟在後面押送的坦克就衝了過來……關於與此相關的史實，當時的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編輯的《驚心動魄的56天》有這樣的記載：
四時半，天安門廣場上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同時廣播了北京市人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停留在廣場的數千名學生聽到通告後，立即集結隊伍，佈置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於5時前後，打著各自的旗幟開始有秩序地離開廣場。戒嚴部隊在廣場東側南口開出了一條寬闊的通道，保證了學生迅速、順利、平安地離開。這時，還有200餘名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戰士按照通告的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5時半，清場任務全部完成。
能想到那是怎樣驚心慘烈的情景啊！機聲隆隆，天地震裂，履帶轉動，血肉橫飛，哀聲四起，萬物悲鳴！
除了幾位市民，還有幾米開外坦克上的一些士兵，他們則好像是在另一個空間。頭戴鋼盔手扶槍枝輕鬆地坐在那裡，旁若無人，談笑自如，吞雲吐霧，悠閑自在。這時那位穿著睡袍的婦女憤怒地指著他們開口怒斥：「強盜，劊子手，這麼狠毒！這麼凶殘！……看看你們都幹了什麼？」然而，那些當兵的毫無反應，不為所動。不知是誰悄悄地說道：「聽說這些當兵的是剛從越南前線下來的，他們殺人都殺紅眼了……」
旁邊傳來了嗚嗚的哭泣聲，原來是一個戴著黑邊眼鏡的男學生不知所措地在對著死者抹眼淚。我走了過去問他怎麼了，他抽泣著訴說：「這……是我同學的手……我，我可怎麼辦呀！」這才看清他一手托著一個已經被鮮血染紅一片的白毛巾包裹，一手捏著一個紅色塑料皮的學生證，那上面是一張面目清秀的男孩子的照片，註明的學校我記得好像是北京理工大學。
天地同悲！一直陰沉的天空此時竟然落下了絲絲細雨，就像哀傷的滴滴淚水從天而降。此刻，那位長者說了一句：「要下雨了，咱們大夥幫著給他們收拾一下吧。」
在場的人們無聲地行動了起來。整理死者的衣服，蓋住死者的面容，用路邊被丟棄的自行車當擔架，將這六個學生抬到了胡同裡，停放在了一家院落的門口。我幫著抬了一個學生，因為他的臉被蓋著，不知道他長的什麼模樣。
完事之後，我站在那裡又愣了一會兒，也不知心裡在想些什麼，不久就離開了。
還有另外五個被坦克軋死的學生在哪兒，當時誰也不清楚。
五
離開六部口，我是打算原路回學校的。
又走到了首都電影院門口，看見剛才那個死去的軍官還躺在那裡，但已是一絲不掛。在事後政府部門的六四事件電視宣傳片中也有他的鏡頭，已是全裸著被人用繩子吊在了一輛正在燃燒的汽車窗戶上，並知道了他的名字叫劉國庚。
我在西單路口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車，渾身疲憊地騎著往回走。過了西單商場，看見一個小夥子歪著頭坐在路邊。我忙停車詢問，他勉強抬起頭對我說，他是一個大學生，剛從廣場那邊回來，又餓又累，實在走不動了。我就說帶他走一段，當他直起身的時候，白襯衣的胸口上滿是血跡，嚇了我一跳。「你這是怎麼了？」「我在廣場救人來著，抬了不少死傷的學生和市民。」聽了他的話，我沒再多說什麼。用自行車把他帶到新街口時，他說可以了，要自己走，分手時一再感謝我，只是當時我沒有問清他的學校和姓名，也沒留下他的聯絡方式。
最後還要說一下，我非常在意的那些現場照片竟然沒能留下，這是我最為懊惱的，但似乎也無可奈何。
兩個120膠卷，當時不敢拿到洗印店去沖洗，就託妻子交給他所在的醫院放射科的同事去辦。以往，為了省錢，我也常這樣做。沒想到幾天後，傳來話說，膠卷都作廢了，我也看到了那兩條空無一影的作廢膠片。這霹靂一聲，讓我大為驚異。但託人風險之事，無從詢問和發作。後來和一些朋友談到此事，有人開導說「也許人家是為了保護你而故意的」，也有人說「也許被掉包了」。儘管此事讓人頗感遺憾，但讓人欣慰的是，這段歷史、這個事件總會有人記錄下來。記得在我幫著抬死難學生屍體的時候，就看見有人手持相機在面前拍照；後來我在朋友那裡還曾看到過當時和我在同一地點並且相似角度拍的軍車進城的照片；而且我相信，這類影像在北京市民當中存量巨大，它們總會有大白於天下的那一天。
雖然1989年夏的這一天，這一天的這一時刻，這一時刻的六部口慘相沒能被我記錄下來，但當時情景的一幀幀、一幕幕一直刻印在我的記憶裡，「六部口」這個地名對我而言也變得異常敏感，以至於此後每當我從那裡經過，心中都會陣陣發緊，因為它於我已不僅是一個普通的地名，而是一個驚心的故事，一個慘烈的事件，一段難忘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