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人朱克明拯救了 6 名超級馬拉松運動員，他在洞穴住宅中，展示了保護受災者的保溫毯。（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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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甘肅銀川馬拉松越野賽發生前所未有的傷亡事故，172人參賽，21人死亡，佔12.2。可以說是這類賽事歷史上世界僅有的，唯一的大事故。事後，許多媒體都做了重點報導，中國青年報體育版也做了長篇報導，似乎也有點水平，點出了一些事故苗頭和原因。但是為什麼中國的媒體總是當這樣的事後諸葛亮呢？實際上，這是共產黨控制輿論的殘酷情況下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我從90年代初當體育記者，後來給我打成待崗職工，但還是上班，還是干體育報導，根據我33年黨報記者和編輯的親身經歷，我對這個問題有以下的看法。
報紙是按照專業劃分部門的，為了控製成本，要嚴格限制人數，這叫「定編定崗」。比如中國青年報體育部，分管28個奧運會大項，和無數國內的非奧運會項目，比如中國武術中國式摔跤，少數民族體育項目，但是只有6個人，包括兩個夜班編輯，1個半脫產的主任。實際上只有3個半記者。其他部門比如科學和學校部，管著幼兒園孩子到博士生的各種教育，還包括科學報導，也是六七個人，四五個記者。報導力量明顯不足，所以，一般情況下都不作為，不出去採訪，採訪不過來，索性少採訪。
而且採訪的費用會很大，坐飛機坐高鐵，住飯店，都要花錢。所以報社要嚴格控製出差。一般是部門主任同意後，還要主管的副總編輯簽字批准。副總編輯也要進行總體控制，不讓自己分管的部門有很多的出差。
還要被上級部門抓官差，比如航天工程，中宣部會下令進行重點報導，那就要自己花錢派記者去，不花也不行。
這些情況一限制，一個記者一年出差的時間其實很有限，不超過4個月。也可能多一點。一般情況下不會太多。
如果是正經的採訪任務，出差補助很少，很辛苦，不划算，所以記者也不願意出差。
另一方面，媒體還有做廣告的作用，所以90年代初就出現了廣告公司，充當各單位甚至包括政府機構與媒體的橋樑，成為新聞腐敗的專業機構。比如企業把廣告費給了廣告公司，再琢磨點點子，比如搞個什麼活動，贊助什麼賽事，那就開個記者會，準備一些紅包，過去是幾百元，現在估計漲到了一兩千元。寫個新聞通稿，連紅包一起給記者，記者就把稿子發了，廣告的效應就有了，但是花不了多少錢。比如韓國三星公司經常贊助中國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又是團中央搞的活動，中國青年報又是團中央的機關報，所以這種活動經常在中國青年報上面出現。
體育從90年代初期進行改革，就是所謂的職業化改革。企業贊助體育，企業同時也獲得了廣告效益。我是1995年中國的職業籃球CBA創立就報導籃球的。那時候，因為職業體育剛起步，中國的企業贊助願望不高，中國國家體委二司籃球處就把賽事的宣傳推廣包給了香港的精英公司，這是一家有英國背景的公司。外國企業願意贊助中國籃球的也不多，於是選中了美國的菸草公司，頭幾年都是冠名555香菸、希爾頓、萬寶路這幾個香菸牌子。國家工商局本來是立法不允許香菸做廣告的，但是為了促進中國的職業體育市場的發展，給了幾年時間的寬限。所以，本來是促進青少年身體健康的體育賽事卻變成了害人的賽事。
中國的足球職業賽事也是一樣。90年代有一支球隊就是青島頤中菸草公司贊助養活的，為了把廣告效應最大化，他們請中國青年報體育部主任畢熙東寫了一個版，1萬字的體育報導，專門吹捧這支足球隊，吹捧頤中菸草公司。事後給了畢熙東一輛價值20多萬元的紫色捷達牌轎車。半公開地行賄受賄！
平時小的活動，比如比賽報導，到場的記者也有紅包。
中國青年報為了照顧這種稿子，以免太多地影響一般的新聞稿，用兩個版面之間的空白刊登這些稿子。這種地方叫「中縫」。
這種現象中宣部和中國記者協會也知道，也曾經搞過幾次杜絕有償新聞的活動，但是根本無法阻止，只能是不了了之，聽任它成為一種常態。就是政府部門搞的工作，有時候開記者會，都要給紅包，不然來的記者會很少，回去也不一定給發稿子，或者不是按照要求發稿子，還可能發挑毛病的、講實話的稿子。
正常的記者工作要受到人員編製限制、經費限制，而參加這種有償新聞報導卻有好處，可以得紅包。因為不花單位的錢，領導也願意批准，甚至不用跟報社領導說，只是讓部門主任知道一下就行了，甚至主任也不告訴。總之是很隨意。自己部門的版面發不了，還可以找其他的部門。大家互通有無，一起發財。這種活動多了，就更不願意費力氣採訪新聞了。
如果是有良心的記者，還會惹麻煩。比如自己腳踏實地，深入基層，自己發現問題，而不是拍馬屁，被報導的單位就不高興，就會找到報社告狀。領導肯定不高興，這種事情多了，領導就記了仇，平時不理你，等來了機會再收拾你。我1999年由體育記者被打成待崗職工，就是例子。原因之一也是過去的幾次報導領導不高興不喜歡。當然主要還是畢熙東迫害我，怕我的才華壓過了他。
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多，只要有良心，下去採訪都會發現問題，而且還會事先得到群眾的舉報。比如馬拉松、越野賽事的組織，肯定為了省錢，或者因為不專業，有各種不足，記者應邀採訪中也會發現。但是就裝作沒看見。要是看見了，寫了，下次再有這樣的活動人家就不請自己了，自己的紅包就少了。記者的收入主要分為正常收入和灰色收入，二者甚至達到各佔一半的地步。當然，有權的、有職務的記者，報導範圍肥的記者灰色收入會很高，有的記者並不高。但是不會一點兒都沒有，我自己也拿過紅包。
中國青年報女性副社長謝湘，是行政幹部的職務，因為當不了主管業務的副總編輯，但是一定要親自擔任報導國家教育部活動的專職記者，也是看中了紅包。因為她的級別高，紅包更多，裡面的錢更多。55歲退休之後，她還堅持干了好幾年記者，就是因為喜歡紅包！她是副局級幹部，按照中國青年報的規矩，有專車，有司機。不僅是她有紅包，她的司機也有紅包，裡面的錢一般是記者紅包的三分之一。
這樣情況下，記者的事故苗頭報導是發不出來的。一定要等到釀成大禍才會寫報導。
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即使報導了也不可能馬上解決，或者根本解決不了，或者牽扯的面兒很廣。這種情況下也不能寫。80年代，我寫了一篇學雷鋒做好事年年都是3月5日這一天熱鬧的評論。好像這一天是毛澤東給雷鋒題詞的日子，之後的364天就沒有人做好事了。稿子被副總編輯周志春槍斃了，他說：既然這種問題解決不了，那就不要說。
評論是如此，新聞報導也是如此。中國的社會問題就這樣都被壓下了。比如強制拆遷、人口老齡化，城鄉差別，老百姓看不起病，失業嚴重。
在西方國家，新聞是立法、司法、政府之外的第四種力量，是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的第四種力量。但是在中國，只有共產黨一種力量，別的都是假的。
習近平總是說我們中國有制度優勢。四個自信就包括制度自信。所以各級政府黨委一般也不允許搞問題報導，揭露社會問題。這就等於是罵自己了。所以，記者的這類報導往往被封殺。
體育改革主要不是為了讓人民更健康，社會生活更豐富多彩，而是為了向錢看，政府少出錢，多賺錢，公司多賺錢。所以，能夠讓某些方面賺錢的體育活動就越來越興旺。由此引發的問題卻無人關心。馬拉松和地鐵、高速鐵路、地方飛機場一樣，都是象徵著一個城市的級別，是市政府、市長的功績。越野賽會給景區帶來效益，帶來更多的遊客。這兩年由於新冠肺炎，各地的經濟和旅遊都不景氣，更需要越野賽、馬拉松來刺激，所以這種比賽就更多，就更不能批評。我上過少年體校中長跑訓練班，練過中長跑，我的隊友許多因為練得太苦，心臟都出了毛病，腿跑殘了。現在很多年輕人都練長距離，其實並不好，不是每個人都有很好的底子。底子好的人只是極少數。其實我們更應該參加田徑場裡面那種賽跑，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00米。因為這種場地越來越少，也不能給城市帶來轟動效應，所以反而受了冷落。這一點上，現在還不如文化大革命時期。
平常這類報導會被封殺，出了大事故，摀不住了，宣傳主管部門就會鬆一些，特別是不涉及共產黨和政府形象的情況下。這次甘肅白銀市景泰縣 馬拉松越野賽死人，就因為主要是一個縣裡面的小公司的責任，所以新聞管制就鬆了很多。相反，涉及政府和共產黨形象的事故、災害報導就會控制得很嚴。現在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了網信辦，管得就更嚴了，連議論袁隆平都抓起來不少人。媒體的報導，對袁隆平也只能是一個腔調，不許有不同的聲音，這叫主旋律。何況習近平又對袁隆平做了評價。只要是黨中央一作評價，那就全完了，就全不能實事求是了。災害報導更是如此。
還有一個規律，就是新聞媒體要搶在前面發稿，一開始宣傳主管部門還不知道怎麼控制導向，還可以隨便寫；一兩天之後，就會定下調子，這時候再寫規矩就多了。這次中國青年報可能動手早些，所以真話還多一點兒。晚了，假話就多了，就沒有真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