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實踐者，也是法律虛無主義者。（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按：當時政法部門提出一句口號，作為公、檢、法三家的行動準則：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
下面用青海省幾個縣的典型例子，看看公安工作「大躍進」是怎麼操作的。
1958年7月1日，中共互助縣委給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叫做《打擊敵人防止叛亂的報告》，向省委邀功。互助縣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叛亂。報告稱：「1958年6月，互助縣公安局抽調52名幹部，組成12個工作組，分別到各鄉，於24日一個晚上逮捕1152名。其中社會上1075名，機關77名。」
一個不到10萬人口的小縣，一個晚上逮捕這麼多人，會是什麼情景？簡直無法想像。1959年、1960年人口大量死亡，這個縣還在捕人；不僅逮捕普通老百姓，還把那些同情老百姓的基層幹部也逮捕起來。1960年4月，該縣紅崖子溝公社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農民馬賢珍當生產隊長，可全隊150多人已經有40多人餓死。他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他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在母親的啟發下，他冒著瞞產私分就要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2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將生產隊4隻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他知道就這點糧食、蔬菜仍然不能解決問題，主動帶領社員到山上挖野菜，渡過難關，使生產隊餓死人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行為很快被生產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社，於是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他感到如不採取措施，全隊的人都得餓死。可是生產隊已經沒有糧食。一天晚上，他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沒有磨成粉，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裡，天還沒亮，被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安局，公安幹警來抓他，沒有餓死還能動彈的社員為他送行，其中一位60多歲的農民對執行警察說：我們生產隊100多人，現在只剩下50來人，要不是戚隊長給我們分點糧食，恐怕都餓死了。公安同志，我們只要求一件事，你們不能虐待他，不能把他整死，我們還等他回來救我們呢。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將戚元法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而這個生產隊最後只有18個人沒有餓死，倖存下來。
民和縣是青海省的東大門，自然條件較好，適合種植小麥、青稞、土豆和多種水果，湟水流經該縣，經蘭州入黃河，兩岸景色秀麗，是青海省的糧倉和水果大縣。王昭到青海主政後，派省委工作組（我有幸參加）深入調查發現，由於人禍而非天災，該縣1958～1960年餓死20984人，外出逃荒而死在外面的5721人，外流下落不明的（實際死在外面）7925人，全縣淨減少人口25％。死亡最嚴重的古鄯公社李家山生產大隊，原有1318人，餓死601人，佔總人口46％。全縣死絕的有492戶、1623人，被收容的孤兒867名。就是這個縣，發生人吃人案件33起，被吃46人。其中煮吃屍體38具；殺死自己或別人小孩而煮食者8人，被害小孩5人。就在人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該縣領導人不顧人民死活，搞「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反「瞞產私分」，用專政手段殘酷對待稍有微詞的人民群眾。3年間逮捕2680人，管制1091人，勞教、集訓1915人，被判刑罰的2966人。
被關押的人，受到刑訊逼供和飢餓的威脅，造成大量死亡，而當政者卻無動於衷。3年中死在這個縣看守所、拘留所的就有729人。1960年8月，接替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長已經一年的謝富治，到該縣公安局視察，親眼目睹幹警從看守所將死人往外抬，經詢問，知道看守所天天都有死人，他對公安局長說：「看守所天天死人，你也不採取措施制止，不怕夜裡鬼來找你麻煩嗎？！」在公安工作上竭力執行左傾路線的謝富治忽然良心發現，說明問題有多嚴重！他對陪同視察的公安廳長楊樹芳說：今年青海省計畫捕人指標要和去年（1959年）大體持平，不得超過。然後他到新疆視察，回北京路過蘭州，又把楊樹芳叫去，對他說，今年青海省捕人指標一定要控制在中央下達的5000人之內，要超過，必須報中央批准。楊樹芳立即向省委書記高峰匯報謝富治的意見，高峰主持省委常委會，討論捕人指標，並在會上說：「今年是誓死保衛大躍進，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關鍵年，捕人不能少。」於是省委向中央報告，全年捕人指標15000人。報告上去後，中央和謝富治都沒有表態，實際是同意省委意見，結果全年逮捕了18000多人。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是青海省的糧倉，也是餓死人最多的縣。可是群眾不敢反抗。因為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他在全縣搞捕人比賽，哪個派出所捕人多，他就獎勵、插紅旗；哪個派出所捕人少，就批評，領導人受處分，給派出所插白旗。1958年6月，他根據省裡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枝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由於湊不夠捕人數字，將群眾反映有通姦行為的270人也逮捕了，佔總數32％。
該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1960年春天，每人每天只能吃2兩（16兩1斤）糧食，14歲的學生李佔祥，全家11口人，餓死7人，無奈之下，他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2隻小羊羔，回家殺死煮吃，維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隊食堂打飯，端了半瓦罐青稞麵湯，在回家路上，他喝了兩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氣之下，將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他想，過不了幾天，全家人都將餓死。於是，他回家拿上鐮刀，帶著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隻驢耳朵跑回家中。飼養員回飼養場發現驢耳朵被割，報告生產大隊幹部。飼養員和大隊幹部順著滴血，找到李佔祥家，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面的毛，還搜查到兩張羔羊皮，人贓俱獲。大隊幹部將他捆上，把他的耳朵穿個洞掛著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受到安有芳的表揚，並以「殺害牲畜罪」將李佔祥逮捕，法院判處10年徒刑。1961年7月，省委工作組到湟中縣檢查公安局自查自糾情況，問新來的公安局長，為什麼李佔祥還不釋放，局長說，李佔祥偷大隊羊羔、割驢耳朵，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我們拿不準，所以沒放。王昭聽匯報後說：李佔祥家11口人餓死7口，他為了活命不得已才那樣做，再說他還是個孩子，按法律規定也不應該逮捕呀！這樣，李佔祥才被釋放回家。回家後知道全家人除他外全餓死了。他帶著幾件破衣服，到新疆去找他叔叔去了。
1960年7月23日，安有芳到上新莊公社檢查工作，決定逮捕幾十人，當派出所長念「犯罪嫌疑人」材料時，他睡著了，又不敢叫醒他，繼續念材料，等他醒了，所長問：以上的人怎麼處理？他迷迷糊糊，連聲說「捕、捕、捕」，就這樣，一晚他就決定逮捕37人。
1958年6月22日，中共樂都縣委向各鄉、鎮下達了一個詳細的捕人計畫指標，通過這個計畫指標，讓大家看看有多荒唐！
下面原文照抄，一字不改：「全縣各類敵人的打擊指標總捕人數是400至450名。其中宗教人員7至9名，地富分子80至85名，反壞分子95至100名，敵偽軍政官吏70至80名，五方面敵人（惡霸、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敵偽軍政警憲人員——筆者注）30至35名，管制分子15至20名，勞改釋放犯、反革命家屬40至45名，撤消管制分子26至30名，一貫道徒、巫神30至36名，開除機關、學校交社（會）管制監督生產的反壞分子7至10名。按鄉鎮分：碾伯鎮捕28至30名，老鴉鎮捕15至17名，瞿曇鄉捕27至29名，崗溝鄉捕26至28名，洪水鄉捕12至14名，高店鄉捕11至13名，峰堆鄉捕14至16名，馬營鄉捕16至17名，李家鄉捕19至20名，壽樂鄉捕11至13名，共和鄉捕13至15名，水磨鄉捕13至14名，高廟鎮捕20至28名，雨潤鄉捕13至14名，新仁鄉捕16至18名，蒲臺鄉捕19至21名，中巴鄉捕16至18名，城臺鄉捕17至19名，馬場鄉捕18至19名，蘆花鄉捕15至17名，中嶺鄉捕12至13名，引勝鄉捕18至20名，達拉鄉捕15至17名，雙堡鄉捕9至10名，宗教寺廟捕7至10名。時間要求：六月二十五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結束，六月二十日先逮捕一批，七月三日至五日再捕一批，最後於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把所掌握的對象全部捕捉起來。」
這麼詳盡周密的捕人計畫，堪稱「一絕」。今天的人們會問，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不會吧！我要鄭重告訴他們，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荒唐事，在我們的共和國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還不是一個地方發生過。
當時政法部門為了「大躍進」提出一句口號，作為公、檢、法三家的行動準則：叫做「一長代三長（公安局長、檢察長、法院院長），一員頂三員（偵查員、檢察員、審判員）；下去一把抓，回來再分家。」在這個口號指導下，公、檢、法三機關等於一個機關，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黨、政領導，三家幹警，帶上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裡捕到哪裡，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所謂回來再分家，也根本不分家。1959年12月，西寧市公安局抽調15名幹警到湟中縣三合公社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副市長惠普對他們說：「你們下去是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堅決反擊右傾翻案風，任務很艱鉅。為了打開工作局面，必須逮捕一些人，在需要時，你們可以先捕人，然後到局裡辦手續。」結果，工作組到公社不久，就決定逮捕58個人。惠普自己下鄉，總是帶著空白逮捕證，走到哪裡捕到哪裡，他說這樣做「要捕即用，手續簡便」。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面，不審問，只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玉樹州法院有一張判決書竟判了183人。判決書這樣寫他們的「罪行」：「被告×××，解放前後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姦污有夫之婦607人，強姦婦女51人，雞姦305人，互相雞姦30人。」大家可能看不懂這莫須有的罪名，更看不懂這判決書是怎麼回事。原來這183人中有11個婦女，172個男人，把他們通姦（包括男女），強姦、雞姦、互相雞姦累計統計起來，得出那個總數，而不分每個人有多少這樣的行為，可是從文字上看，似乎這183人每人都強姦了607個人，包括11個婦女也犯了強姦、雞姦罪。這張判決書，是省委工作組到捕人比例最高的玉樹州檢查時發現的。以後我隨領導到玉樹，親眼看到了這張判決書。
這張判決書可以作為文物珍藏起來，以教育後人，告訴他們，什麼叫草菅人命。
「大躍進」時期以及歷次政治運動中發生的種種荒謬透頂的違法亂紀行為，事情發生在下面、在基層，根子在上面，在中央。沒有中央的路線錯誤，這種情況是不會發生的，即使發生了，範圍也不會大，也容易得到糾正。在極左年代，逮捕人犯由中央下達計畫指標，就很荒唐，哪裡還有實事求是精神？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給中央寫了一個《1958年至1961年政法工作總結報告》。報告說：「在充分肯定政法工作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安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錯捕了少數不應當捕、不應當判的人。少數基層公安機關不按照國家法律辦事，用拘留、勞動教養和集訓等辦法，變相地捕押了一些人。還有一些無權捕押人犯的機關單位（如公社、大隊、工地、企業、學校），甚至個別黨委機關、個別負責人，也非法行使逮捕、拘留的權力。或者濫用拘留、勞教、集訓等手段，變相捕人、押人。尤其嚴重的是，極少數地方負責幹部採取逮捕、拘留、判刑等法律手段，去推行他們違背中央路線、方針的錯誤政策……」
1958年公安工作要點明確提出「把應該逮捕的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制的人依法管制起來」。什麼是「應該」、依什麼「法」？從中央到地方沒有人把法律放在眼裡。毛澤東在1958年8月21日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說：「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每個決議都是法，開會也是法……我們主要靠會議，一年搞四次會，大躍進，就沒有時間犯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中央政法領導小組馬上寫了一個報告，題目是《關於在人民公社化後政法工作一些問題向主席、中央的報告》明確提出：「刑法、民法、訴訟法已經沒有必要制定。」當時這三個法律草案已經起草完畢，多次修改，成熟了，但是由於法律虛無主義思想作怪，一直沒有經全國人大通過，現在中央政法領導小組乾脆說這三部法律沒有必要制定，政法部門機關怎麼執法？只能依據黨的決議、領導人的指示辦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自己不按法辦事，把錯誤全部推給下面，是不公平的。
在「大躍進」時期，劉少奇是「大躍進」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實踐者，也是法律虛無主義者。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協作區主任會議上也說過：「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看來實際上靠人，法律只能做辦事參考。黨的決議就是法。」有了毛澤東、劉少奇的講話，所以在「大躍進」時期，各級黨委的決議都成了法，領導人的話也是法，倒霉的只有老百姓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鬥爭劉少奇時，一次他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受憲法保護，你們鬥爭我是違法的。可是在憲法和法律被踐踏殆盡的情況下，憲法和法律已經不能保護他了，被殘酷迫害致死，令人無限同情和哀傷。他說過「黨的決議就是法」。所以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決議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這樣一個違反憲法的黨的決議，送了劉少奇的命。
不尊重憲法和法律，就得不到憲法和法律保護。其教訓是刻骨銘心的。
（作者尹曙生，原題為《公安工作「大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