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副總統賴清德臉書貼出六四坦克人照片。（圖片來源：賴清德臉書截圖）
在1989年六四凌晨，許多人目擊了這樣一幕慘劇：一輛瘋狂的坦克，衝向剛從天安門廣場撤至六部口的學生隊伍，躲避不及者，被坦克履帶碾壓得血肉模糊；死裡逃生者，落下了終身殘疾。這輛該詛咒的坦克究竟碾死、碾傷了多少人，當時傳說不一：有說死了9人，有說死了11人，至於傷者，更是眾說紛紜。這都不足為據。當局不公布死傷名單，別人說了，哪怕說得基本符合事實，也會當做「謠言」來追查。因此，必須拿出實證材料，讓一個個具體的個案來說話。
多年來，我和我的朋友一直把這輛坦克碾死、碾傷的受害者作為尋訪的重點。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尋找到的是：死者5人，傷者9人，一共14人。這14人中的13人都有姓名、年齡、單位及受傷、致死部位；其中10人已確知他們的籍貫和家庭地址。他們大都是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來自江蘇、湖北、安徽、陝西、福建、海南、北京等省市。其中，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所大學的死傷人數就達6人之多。至於這一慘案中確切的死、傷數字，我想只能等待以後的時日來回答了。
現在，讓我們忍著悲痛把思緒拉回到89年6月4日的凌晨，看看這群青年男女在那輛瘋狂的坦克襲來時所遭受的悲慘命運吧。
林仁富，遇難時30歲，已婚，生前為北京科技大學應屆畢業博士生。3日晚，他和另一位研究生一起騎車去了天安門廣場。4日凌晨，當戒嚴部隊命令學生撤出廣場時，兩人遂推著自行車沿西長安街向六部口走去。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會有什麼危險。當那輛坦克向他們襲來時，他們都還沒有意識到坦克會從人群中碾壓過去。可就在這剎那間，林頓時成了坦克履帶下的冤死者。他死得不明不白。因為他並沒有任何反抗，而且是按戒嚴部隊的「命令」撤離廣場的。林出生於福建省莆田市，這裡原是一個小縣城。父親是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上有三兄一姐。林家眾多子女中他是唯一進入高等學府的，遇難時即將取得博士學位，且已聯繫好於當年10月赴日深造。林在他的同齡人中本來是個幸運兒，他是林家的驕傲和希望，卻在頃刻之間化成了灰燼。一位優秀青年，遭此厄運，世人扼腕；然而，在強權者的高壓底下，人們唯有嘆息而已。
董曉軍，遇難時20歲，生前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86級學生，兩年前他剛從江蘇北部的一個小縣城考入北京。父母深愛著自己的兒子，兒子也深愛著自己的父母。6月4日凌晨，董隨學生隊伍從天安門廣場撤離時，走在隊伍的尾部。他也是在沒有任何防備的情況下被那輛瘋狂的坦克碾死的，屍體被碾得血肉模糊，不成形狀。兒子死了，父母把骨灰抱回江蘇老家掩埋在自己住家門前小溪對面的岸邊。往昔的一切都已成為夢幻，唯有那由母親的淚水匯成的溪流年復一年地嗚咽著，控訴著那場慘無人道的殺戮。
王培文，遇難時21歲，生前與董曉軍同屬一所大學，且同屬一個年級。老家在陝西省咸陽市。6月4日凌晨，王與董同時撤離天安門廣場。董在排尾，王則在排頭。他也被那輛瘋狂的坦克軋死，屍骨粉碎。90年代初，我曾按友人提供的地址給死者親屬寫過一封信，也曾向他們轉達過來自海外留學生的人道捐款，但始終沒有收到對方的回信。以後我又曾做過努力，但沒有結果。我想，這多半是出於恐懼吧。
田道民，遇難時22歲，湖北石首市人，生前為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85級學生。6月4日凌晨，在六部口被毒瓦斯熏倒在地，隨後被開過來的坦克碾掉了左邊的半個臉，其中一隻眼睛完全被碾掉。當時被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但已無法救治，當即死亡。田的父母都是農民，家境貧寒，有兄弟姐妹8人，唯有他一人上了大學，他是這個家庭的唯一希望。田死後其家屬把他的骨灰從北京抱回家鄉——石首市高陵鎮栗林嘴村——安葬，父母至今一提起死去的兒子仍痛苦萬分。
龔紀芳，女，遇難時19歲，生前為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88級本科生，內蒙包頭市人。6月4日凌晨，她隨學生隊伍撤離天安門廣場，至六部口，遇坦克施放毒瓦斯，倉皇躲避時臂部中彈倒地，而且中的是「炸子」。她被送北京市急救中心，終因搶救無效身亡。她雖不是直接被坦克碾死的，但如果不是因為那輛坦克施放了毒瓦斯，也許她還不至於死於非命。
下面是傷者：方政，北京體育學院（現北京體育大學）應屆畢業本科生。4日凌晨，他隨學生隊伍從天安門廣場撤離至六部口時，正遇上那輛狂奔的坦克猛衝過來。當他發現坦克正向著身旁的一位女同學碾去時，便立即猛力把這位女同學推到了人行道上，可他自己卻已躲避不及，倒在了坦克的履帶之下，且被坦克拖了很長一段路程，以致昏死過去。他被送往積水潭醫院搶救，為保住性命，不得不鋸去雙腿，從此成為殘廢，終生與輪椅、雙拐為伴。然而，厄運並沒有到此為止，方在治傷期間，學校當局仍不放過他，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審查」，且不給他分配工作。方憑著他不屈的意志，在親友的幫助下，去遙遠的海南自謀生路。歲月對他來說是艱難的，但他不甘於成為生活的弱者，始終不息地向厄運挑戰。由此，他贏得了人們的同情和尊敬。
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原鋼鐵學院）碩士生。6月4日凌晨，隨天安門學生隊伍撤離至六部口時，與林仁富推車走在自行車道上，那輛瘋狂的坦克碾壓過來時，林當場軋死，王骨盆碾碎，送宣武醫院救治，連續一週處在病危之中。在最初的幾年裡，醫院為他做過多次大手術，傷口卻遲遲不能癒合；因輸血染上「丙肝」病菌，無法再次手術。他曾給我看過受傷的部位，不忍目睹，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方。但他同樣有著不屈的意志，終於學有所成。
在這場由那輛瘋狂坦克造成的血案中，死傷者最多的是北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除兩人被碾死，還有四位被碾傷。他們是：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有的被碾成重傷，有的留下了終身殘疾。
此外還有兩位傷者：一位名叫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他在躲避坦克時被子彈擊中右大腿內側神經，腿大動脈及坐骨神經分支被打斷，現右腿呈萎縮狀態。
另一位名叫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他與方政同時被坦克碾傷，後腦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後截肢。
這裡還應該提到北京某大學的一位女學生。6月4日凌晨，她參加了民眾自發組成的一個臨時救護隊，在西長安街一帶搶救傷員。可是，那輛發了瘋的坦克竟喪心病狂地壓向了這位善良的女學生，把她的一條大腿碾成粉碎性骨折。俗話說，子彈不長眼睛，可是，開坦克的人難道也不長眼睛嗎！連一個救死扶傷的女孩子都不放過，天下還有比這更慘無人道的嗎！
我常常想，在戰爭年代兩軍交戰時，對敵方繳械的士兵尚且還得放他一條生路，為什麼對那些已經按命令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卻不能放過！何況他們都手無寸鐵，何況他們在撤退時沒有作任何抵抗。在和平時期竟如此殘忍地濫殺無辜，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下令把坦克開進北京城的人，就像那輛瘋狂的坦克一樣，已成了完全喪失理智的瘋子。人們難道能期望瘋子做出合乎人類理性的事情嗎！
多少年來，我總想弄清楚這輛坦克所屬的部隊，弄清楚這支部隊的現場指揮員。幾年前，我得到了那輛瘋狂坦克的番號，可惜，在我多次被迫轉移存放在家裡的資料時，竟把當時記錄下這個番號的一張紙片丟了。我期望有那麼一天，那輛坦克能重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作為那場血案的罪證。
補遺：這篇《實錄》本來可以結束了，但我總覺得還有一些話要說，那是有關上面這些死難者的父母和親屬的。一場劫難過後，留給他（她）們的是那無盡的苦難。
林家生活在一個城市的底層，盼著兒子學成之後來改善全家的境遇，可一夜之間他們的希望成了泡影。林仁富的父母一直在貧困中受煎熬，人們很難想像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中期，林家還買不起一臺彩電。前些年林母在電話裡高興地告訴我，她終於用轉給她的人道捐款買了一臺19寸的彩電，兩位老人可以在自己家裡看電視了。我聽了這話卻無法高興起來，心裡只有一種苦澀味兒。林母是個不識字的婦女，起先收到捐款後都由別人代為簽收。後來接受我的建議，終於練習著會寫自己的名字了。我每次收到她寄回的收據，總會想到她的兒子。一個一輩子都不會寫字的老婦人，如果她的兒子在，還用得著再學嗎？兩年多前，八十多歲的林父終因熬不過病魔的折磨離開了人世，臨終時嘴裡還念叨著：「我找仁富去了！」這時，他的話只有老伴才聽得明白了。
由於林母她很早就參加了難屬群體的聯署活動，由於她常常往北京或無錫給我打電話，她居然受到當地安全部門的威嚇和警告。但她始終沒有在當局的淫威下屈服。她的回答很乾脆：「你們來得正好，我正要問你們，我好好一個兒子是怎麼死的？」來人詐唬她：「你是不是又收到北京的信了？是不是丁子霖又給你寄錢來了？」她還是那樣乾脆地回答：「誰為我討回公道，我就跟誰在一起！」每年的敏感時期，她知道我常常遭到當局的騷擾和監控，就常常來電話給我撐腰。她的福建口音我很難聽懂，但我知道她這是在安慰我。我和這位老母親以姐妹相稱，如今已是多年了。
我與董家也一直保持著聯繫。但後來，董的父母來信告訴我，當地的公安警察找到了他們門上，警告他們不准再與北京方面聯繫。為了不給他們帶來生活上、精神上的困擾，我不得不暫時中斷了與他們的聯繫，然而我卻總是放心不下。我一直想去探望他們，因為無錫與蘇北董家僅一江之隔，路程不遠。但我最終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1997年的秋天，正好有一位北京的難友去無錫我的寓所小住，我就託他在返京途中前去探望。不久，那位難友給我帶來了他與董的家人的合影。我這才知道，董曉軍的祖父還健在，從照片上看，這是一位飽經風霜的老人，但從他臉上那深深的印痕，不難想見他孫兒的死給他帶來的打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