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上海大康藥房老闆王康年被誣陷賣假藥給志願軍而遭槍決。（網絡圖片）
上海漢口路456六號是一座三層的西式樓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氣的私人藥房「大康藥房」的所在地，1953年2月28日，其主人，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以「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的罪名執行槍決。
60年過去了，「王康年」三個字，猶如妖魔，成了中國大陸「罪惡的不法資本家」的代名詞。然而，透過60年來紅色歷史的迷霧，人們發現，王康年一案，純屬刻意製造的驚天冤案！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於1924年，自幼聰穎好學，17歲進考上海大亞電臺任播音員。不久辭職，開辦了「大康商行」，經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油等小百貨，以後又在北京西路開設了「大康行西藥部」。由於其為人正派，注重信譽，贏得了顧客良好的口碑，以後生意漸漸做大，抗戰勝利後，他又在漢口路456號開辦了「大康藥房」，自任經理，經營西藥買賣，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一間藥房。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於前線作戰部隊急需各類藥品，導致全國藥品供應十分緊張。1951年8月，志願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訂購價值3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週轉，且在此之前，軍方已先後2次提走藥品，欠下5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藥款至今沒付，「大康藥房」已經實在無力承受「賒賬」了。
然而王的解釋並沒有得到軍官的同情，反而遭來一頓訓斥。以後該軍官兩次登門，要求「大康藥房」發貨，均遭經理王康年的拒絕，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1951年底，為加緊搜刮戰爭資金，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註：即在黨政機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鬥爭的統稱），刀鋒直指資本家和工商業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藥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著4名職工來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中，勒令其交代「五反問題」。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淵按照「黨組織」的統一口徑訓斥王康年：「職工自有職工責任，材料不能給你，你應該自己徹底坦白交代。」
第二天，大康藥房舉行了「職工大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董淵、馬維善、滕仲年等人紛紛上臺，「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漏國家稅收，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舊人民幣），使國家遭受極其嚴重損失（註：不知這些「職工」是如何得到如此詳盡「證據」的）。王康年聽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根據職工「檢舉」的「材料」，將王康年逮捕。
2月7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揭露「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導稱：
王康年為了達到竊取國家資財的目的，用了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勾引、腐蝕幹部。據他自己供認：曾向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行過賄。他在大康藥房內設立了一個專門做勾引幹部工作的機構，叫做「外勤部」。他在1951年一年內記載在賬冊上的「交際費」就達一億九千萬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賄賂幹部的。
王康年不僅盜騙國家資財，就是對人人愛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也進行盜騙勾當。他騙取志願軍某軍定購「消發滅定粉」和「氯黴素」等六種前線急需藥品及醫療器械的定貨款3億多元（舊人民幣），然後將帶菌棉花舊紗布作「急救包」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抵充定貨，致使成千上萬志願軍傷員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細菌感染身亡。
《解放日報》還編造了「大康藥房」在1949年前因投機失敗而倒閉，後「全靠」黨和國家的資助才興旺發達的謊言，指責王康年「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量「盜騙」國家資財。並列舉大康藥房職工「檢舉」的材料，稱被王騙取的定貨款多達11億元……
王康年的「罪惡行徑」見諸報端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許多人紛紛寫信給報社表示：「我們決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讓這種奸商繼續存在。這種連志願軍的藥品都要吞沒的黑心商人，我們要堅決檢舉他，和他鬥爭到底！」
《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就收到讀者來信24封，在這些信上簽名的人數達181人（另有3個團體）。到9日午後，又收到39封來信，這是從運動開展以來已揭露的案件中讀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這些信件一致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給人民公審，處以極刑。
中國人民是崇尚善良和正義的人民，他們對「罪孽」和「邪惡」有著與生俱來的「水火不容」。然而他們沒有想到，共產黨會利用中國人民的善良天性，將無中生有、誣陷捏造的罪名全部套在王康年頭上，把王康年製作成一具喪盡天良、十惡不赦的「惡魔」標本，以煽動人們對「階級敵人」仇恨的情緒。
其實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康藥房」只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製假」的能力。
然而「欲加其罪、何患無辭」，在精心製作下，一個個被打造出來的「妖魔鬼怪」紛紛登場，其中著名的有「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將編造的謊言當做歷史的真跡，用來欺騙和恐嚇民眾，以此製造階級矛盾、煽動階級仇恨、鼓吹階級鬥爭。王康年也成了無數被刻意「打造」出來的「政治妖魔」中的一個。
由於沒有真憑實據，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對「三反、五反」運動發出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上海市人民法院才於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證據確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就這樣，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運動的無辜祭刀品，如同「土改」時的地主、「鎮反」時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一樣，被當局血淋淋地送上了「紅色祭壇」。
在導演的這場「法庭舞臺劇」中，除了「罪犯」王康年以外，沒有一個人因「受賄」被起訴，沒有一家藥廠因「製假」遭查封，也沒有一名「受害」的志願軍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證……，王康年所有的「罪行」均來自於「職工」的「揭發」，本人的「供認」以及報紙的「宣傳」。
在司法「黑箱」操作下，一個善良、本分的年輕工商業主，被製作成了一具「黑心黑肺」「面目猙獰」的「妖魔」標本，成為用來恫嚇資本家和商人業主的「政治恐龍」。
被關在黑牢中與世隔絕的王康年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公安局刑偵人員的連續刑訊下，除了招認所有捏造的「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沒有任何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家人自王康年被逮捕直到槍斃，也沒能見上一面。
宣判後的當天下午，一輛黑色的囚車載著五花大綁的王康年駛出了監獄大門，朝著龍華荒野的刑場疾馳而去，這時天空忽然飄起了濛濛細雨，老天也似乎在為這顆冤屈的靈魂送行……
王康年被逮捕以後，全國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開始「踴躍」響應「黨的號召」，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捐飛機」熱潮。據統計，僅上海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們「捐款」的金額就高達6千多億，折合飛機404架，受到了陳毅市長的「高度讚賞」。
1985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在上海福州路雲南路口「匯樂里」的一間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裡，筆者見到了業已重病纏身，氣喘吁吁的王康慶，他就是當年大名鼎鼎「奸商王康年」的親哥哥。王康年被槍斃以後，「大康藥房」的所有資產、房產均被政府沒收，王康慶也成了「壞分子」被趕出了藥房，成了「管制分子」，從此一生潦倒。
談起當年的往事，談起弟弟康年，老人混濁的眼珠裡閃動著淚花，身子不斷哆嗦著連聲說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體，不懂事體啊——脾氣犟啊——」
老人告訴筆者，當年幹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談話，讓他主動「捐飛機、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氣盛的王康年沒有搭理。他也勸過弟弟幾次，王康年也沒有聽進去，果然過了不久大禍便臨頭了。
老人哭訴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麼弄得過土匪啊——他們不止搶財產，還殺人啊！」老人告訴記者，王康年被處決以後不久，其妻子也服毒自盡了……
王康年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處決，所有強加在其身上的「罪行」均係當局偽造誣陷。
運輸抗日救國的「民生」輪船公司老闆盧作孚。（網絡圖片）
當年在這場慘烈運動中遭誣陷而自殺的上海資本家和工商業主不下百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國「船王」——「民生」輪船公司老闆盧作孚。他1950年6月率一百多條船從香港回到大陸，希望藉此為「新中國」出力。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在「五反」運動中，組織居然指使他的養子，一個從小被盧收養的孤兒，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犯罪行為」。
盧作孚——這位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清廉的愛國企業家，舉家回國才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就發現受騙上當、痛悔莫及，於1952年2月8日，拋下妻兒悲憤自殺了。
盧死前特意留下遺囑，囑咐家人將其「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還給當局。
據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著香茗聽取秘書匯報時，總要悠閑地問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