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鼓動人們相互揭發，表忠心（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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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和克格勃齊名的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銘是「我們無處不在」。在全盛時期，它的正式僱員有9.1萬人，非正式僱員17.4萬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過4.8萬人。東德1800萬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將近30萬名眼線，為60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其觸角甚至達到了東德每棟公寓樓中都確保有一個斯塔西的線人。而納粹時期，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也沒有達到這樣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間互相監視。
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絲塔･沃爾夫（ChristaWolf）曾經在1990年出版半自傳體小說《餘留之物》，講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監控長達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線人爆料稱，沃爾夫本人也曾經在1959至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
連環相套的告密體系，構成了東德人無法磨滅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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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時期有個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個蘇聯到處都有他的青銅塑像，他的英雄事跡就是「大義滅親」——舉報自己老爸。
他向組織揭發當村長的父親沒有階級立場，經常為了同情階級敵人「富農」，私開證明信，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結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個勞改營。而他也被憤怒的村民殺死。他的爺爺、奶奶、堂兄、教父還因此被當做嫌犯槍斃，唯有他，由此成為英雄。
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本來是一名基層軍官。1942年參戰，1944年還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勛章並晉升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給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發牢騷，批評了斯大林，結果被好朋友舉報。從前線押回後方，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正是依據這段不堪的經歷，他寫出了《古格拉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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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鎮縣16歲的張紅兵和父親一起，對母親方忠謀展開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實很簡單。方忠謀質疑當時的領導人搞個人崇拜，還替所謂的「工賊」鳴不平。其實方忠謀本人也曾經是忠誠的戰士，甚至為了爭先進，檢舉揭發過自己當地下黨的父親。只是隨著自己和丈夫被揪鬥，女兒也喪命文革，這個母親開始懷疑起了人生，最終在那一個夜晚爆發。一向深信「爹親娘親都不如毛主席親」的張紅兵不能忍受母親對偉大領袖提出質疑，和母親激烈爭吵。
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經常被戴高帽遊行、批鬥，還連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妻子對苦難提出反思和質疑的時候，居然第一時間威脅妻子：
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
父子兩人，唯恐口說無憑，甚至還讓方忠謀把自己說的寫下來，連夜舉報。作為兒子的張紅兵在信中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兩個月後，方忠謀作為「現行反革命犯」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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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名宿舒蕪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被當時大名鼎鼎的文壇「七月詩派」領袖胡風發現，不遺餘力的提攜，使得舒蕪很快就在文壇嶄露頭角。1951年文藝整風開始之後，胡風的文藝觀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立場」，作為高層指定的標靶，在劫難逃。
舒蕪作為胡風的門徒，在組織的授意下，從1952年開始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多篇重磅的認罪文章，以曾經的交情，現身說法，矛頭直指「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為了配合《人民日報》對胡風的批判，舒蕪甚至從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風給他的100多封信件，從中斷章取義，編造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公開發表。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隨即被捕入獄。
胡風為此兩度入獄，前後坐牢超過20年。所謂的「胡風案」前後共計2100餘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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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風案」被隔離審查的人中，也包括詩人聶紺弩。時勢所迫，他也成為揭發胡風的文藝大軍中的一員。但沒想到自己也最終被揭發。
1957年，因為老婆被劃為右派，聶紺弩遭株連，也劃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回來之後聶紺弩牢騷滿腹，經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畫家黃苗子傾訴。他私底下寫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詩作，往往也會第一時間給黃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這些話語都寫進了黃苗子的《揭發材料》，這個漫畫家的舉報材料極為詳細，居然在一些重點欄位上備註聶紺弩當時的語調、動作，以顯示其反動之心，可謂用心良苦。他甚至擔心某些詩作專政機關的人可能看不懂，還特意加以翻譯和註釋。
聶紺弩給黃苗子贈送的詩作，最後大多數都成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證供。坐牢11年，最後依托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身份才和戰犯們一起被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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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壇很知名。他1943年組建中國業餘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新政權成立後還官至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
19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後，馮亦代誠惶誠恐，決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隨後多次向組織交心悔罪，遂被招募為眼線。
馮亦代由於民盟背景，和當時諸多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頂「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讓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憐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家裡跑，名為探望，視為窺探。事後寫成報告，反映這些大右派的思想動態。他還按照組織要求，主動刺探這些人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看法。
章伯鈞等人把他視為摯友，毫不設防、無話不談，皆事無鉅細被記錄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這些著名的知識份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鈞聊完後，回來在日記中寫道：「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
馮亦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他從1960年開始申請入黨，認為自己「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但始終未獲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開了自己的日記，卻沒有說一句道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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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先生號稱「中國雷達之父」，早年畢業於麻省理工，是理論物理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學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斷，李政道還不是門下最好的學生。他最欣賞的學生，叫做王鎮皋。
束星北雖然名震天下，但是對知識份子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1957年反右開始因為提意見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為「極右份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
在此期間，為了監視束星北的動向，組織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賞，也是最信任的學生，王鎮皋。他在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是擔任恩師的助教。
這個原本在學術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為了組織上允諾的職稱、待遇，還有神秘的榮譽感，接受了這一任務，開始了對自己的恩師、包括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監視任務。在此期間，他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把線人生涯過的嚴肅認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週撰寫思想動向報告，定時報告。即便因為這種疑神疑鬼的生活導致自己兩次的婚姻失敗，他都無怨無悔。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沒有害過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個學生」。
改革開放後，為了提高待遇，王鎮皋公開了自己的潛伏生涯，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向學校「評功擺好」。結果從此聲名狼藉，一敗塗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於懷：
為什麼不給我評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