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七口，再次齊聚」，是齊家每個成員特別是母親無時無刻存放心底的美夢。後中為齊家貞。（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近日，澳洲齊氏文化基金會、「推動中國進步獎」創辦人齊家貞女士的自傳小說《毛主席的父女囚犯》在臺灣由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齊家貞的父親作為國民政府鐵道運輸高級技術管理者，在1949年政權更替時決意留在大陸，要為新中國的重建而貢獻自己的力量。誰想他卻因這個舊政府工作者的身份而被中共當局管制和拘役10年；15歲的女兒齊家貞，欲偷渡出國圓求學夢，卻被以「叛國投敵罪」判監13年，父親為此受累被判監15年；母親餵養著從15個月大至10歲的五個兒女，在毛澤東沒完沒了的政治瘟疫中咬緊牙關苦撐。
父親在刑滿出獄回家後，發現苦等他21年的妻子已於2年前病逝。身心受創的父親，誓言要把亡妻放心不下的兒女們搬運到民主之國，過一下真正的人的生活。父親在72歲時非法滯留美國打工，先把47歲的齊家貞搬運到澳大利亞讀書。由此開始，為逃離自己的祖國，一對父女囚犯和四個兒子，經年累月，在亞洲、大洋洲、北美洲原地疾走，直到世間再也無人看見過他們的身影。
齊家貞女士的自傳小說《毛主席的父女囚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齊家貞在定居澳洲後，開始書寫她的故事。如今出版的這本自傳小說，是從她書寫的上百萬字中萃取出的10萬字。齊家貞的家族痛史，既是共產中國億萬生靈抵死反抗暴政的一碑活化石，也是一幕極簡、深情而又痛徹心扉的人類戲劇。
經齊家貞女士授權，茲摘錄書中關於齊家貞在大饑荒中於監獄裡親眼目睹的獄友們生死百狀的珍貴情景，來審視被中共血腥運動裹挾的小人物的命運。
http：//www.elephantwhite.com.tw/ps/buybooks/item/60f6804d-73ac-41a7-a19f-4defd348cf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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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中的戰爭
原四川省第二監獄，現重慶市監獄。（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一九六三年一個月末的一天，我在看守所的菜地拔草。
殷所長對我說：「我們考慮的結果，還是送妳去勞改隊。這裡成立縫紉組條件不成熟，妳到勞改隊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新生。」
我相信勞改隊的日子比這裡好過。父親在宣判十天後就被解押去四川省第二監獄（現名重慶市監獄）勞改了。這所監獄關押的都是反革命、殺人、放火、強姦等重刑犯，刑期一般都是十五年以上，包括由死緩、無期改判為有期徒刑的人。
六月五日，在看守所羈押超過二十個月之後，輪到我被解押去四川省第二監獄了。我由管理員和一個武警押送。走出看守所，才知道石板坡真的是個坡。我在坡頂上關了近兩年。
對於父親和我來說，四川省第二監獄，既是勞改之地，也是相見之地。
我被分到四中隊。四中隊的平面圖，是一個以籃球場和簡易平臺為中心的矩形，按逆時針方向從右開始，它們分別是：鍍鋅車間；鞋廠；元絲成品庫房；犯人宿舍（右半女犯，左半男犯）和隊部。大門在隊部旁邊，鞋廠大樓牆上醒目地刷著「改惡從善，前途光明」八個字；對面犯人宿舍樓的牆上則刷著「以廠為家」四個字。男犯主要在鍍鋅車間勞動，女犯則為鍍鋅車間打雜當搬運。以女犯為主體的鞋廠早已停產。
同吃飯一樣，好奇心也是人的一種本能，它由於監獄生活的枯燥單調而被激發得更加高揚。
老犯們迫切地想知道我為什麼進來，我也同樣迫切地想知道這麼多男女為什麼關在這裡。第一個晚上，二百多名女犯一圈一圈坐在籃球場分組學習，我就亮相了。
我以判決書上宣判的文字標準，訴說了我成為反革命的罪行。這是符合犯人守則和監獄幹部要求的認罪服法宣言。我們反革命組，從有九個戒疤的六十多歲的尼姑釋龍妙到才二十出頭的我，年齡參差不齊。隊長把我們組打散，安排不同的勞動。
我被固定在打包組，組裡共有五個女犯。所謂打包，即為一百斤一件的鍍鋅絲包裝。先用防潮紙裹住，再拿麻布條像包紮傷員一樣包起來，最後掛上規格名稱。鋼絲從車間運到打包室，再從打包室運到庫房分片堆碼和上車出貨，都是我們的事情。鍍鋅絲壓上肩頭，即一百斤。起初，它一壓上我的脖頸，我立即被壓矮了一截，兩條腿挪不動。兩週後，情形好多了。
我到勞改隊三個月之後，上面決定把兩百多名女犯從四中隊分出去，單獨成立三中隊。「分家」的原因，是給無法扼殺的男女之情製造距離上的障礙。戰爭扼殺不了愛情，監獄也扼殺不了愛情。有土壤就有花朵，有男女就有愛情。最膾灸人口的是廠部一位女幹部愛上男犯余維禮的故事。這位女幹部被批鬥了四五十次，仍然不肯改邪歸正，被清洗出公安隊伍。
三中隊，是一座獨立的小山堡。牢房修在山頂上，圍牆修在山腳下，像長裙底部的一圈花邊。這裡沒男犯們飢渴眼光織成的「網」。女犯，特別是年輕女犯，不再時時處處被「網」絆住，倒也清淨自在。我將在此居住近七年。
在四中隊和三中隊，我知道了許多人的案情。一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農婦，在大饑荒中，由於分到的糧食不夠一個人果腹，她殺死了殘疾的丈夫，被判刑八年。
一個叫鍾素華的女人，長得好看，終日沉默不語。在大饑荒中，她把船划到河心，先推三個孩子下水，再自己跳河。本以為反正都是餓死，慢慢餓死滋味難熬，長痛不如短痛，一起死算了。誰知孩子淹死了，她被別人救了起來。殺人罪，被判刑十八年。
農婦豐家澤，五十歲。她的小兒子數次偷隊上的嫩葫豆，公社以盜竊種子罪扣罰她家口糧，一粒種子可以收成多少，十倍百倍地扣回來，害得豐家澤一家叫苦連天，他們把所有的怨氣都出在小兒子身上。一天，豐家澤挑煤回來，餓得心慌。走進門，看見小兒子坐在地壩上埋頭剝東西。她抽出扁擔，朝他彎著的脖頸就是一下。八歲的小兒子死了。她被以殺人罪判刑十八年。
一個女犯叫曹仲瓊，在大饑荒中，因做生意被判刑四年。聽說她丈夫也在二監坐牢。她因為在枕頭上繡了一隻螃蟹和「但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到幾時」的話，被加刑八年。她的罪名是「在枕頭上繡反動標語，對共產黨刻骨仇恨，妄圖變天復辟」。
一個三十多歲的農婦，餓得吊不起氣。與其大家餓死，不如把小兒子殺了救自己。只要活著，孩子以後還可以再生。煮在煨罐裡的小兒子，被大兒子看見，逃到公社告發了媽媽。我特別注意過這個食子的女人，黑皮瘦臉，精明能幹，與普通農婦沒兩樣。在學習會上，表示坐牢不划算，只吃了兒子的手桿，別的部分還沒碰就遭抓走了。她說自己是判的兩年。宣判後，法官問她上訴不上訴。她答：「這麼大的年紀了，還上啥子樹喲。」後來得知，她是判的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劉伯祥，四十歲。她比我先來勞改隊。我們同組的七年裡，她從來沒接過一次見，從沒收到過一封信，是個被徹底遺忘的人。丈夫比她年輕幾歲，她剖腹產過一子。她因為封建迷信拜菩薩並向他人宣講信教的好處而被捕。逮捕她時，她又石破天驚地呼了一句「打倒共產黨」的口號，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劉伯祥每天幹活回來，經常只要一瓢水，因為她洗澡、洗頭不用肥皂，只讓水在頭上、身上過個路。不管髒衣服有多油，她揉進盆裡吃一下水晾乾又穿。她走過的地方，風都要臭一陣。後來，她被以長期「拒不認罪、裝瘋賣傻、抗拒改造」為由，於一九六五年初被加刑五年。
張玉書，六十多歲，皮膚白淨，五官好看。據說她是反革命，具體幹了什麼，多長刑期，為何長期關押在小監房（即專門懲治反改造犯人的監獄中的監獄。它的房間很小，寬一米二，長一米六，接近兩平方米），無人對我提及。不久，又宣布給她加刑。在一個月黑風清的夜晚，三中隊女犯在籃球場集合。張玉書被從小監房叫出來。由法院派來的人宣讀加刑判決書。不知是這個官員看不清紙上的字，還是紙上本來就寫錯了，他宣讀「犯人張玉書，男」，所有在場的女犯都嚇了一跳：在女隊關了近八年的張玉書，怎麼突然間變成了男人？在場的隊長或許根本沒聽見，或許認為點穿了反而出洋相，無人出面糾正。加張玉書八年刑的判決讀完了，我還沒聽懂究竟是什麼理由。在一片靜寂中，張玉書攤開雙手，響亮地發問：「還有說的沒得？」口氣像是有人在麻煩她辦事，無人答理。她說：「好嘛，那我就回家去了。」
吳蘭珍，年近七十歲，滿頭銀絲，滿口無牙，面孔癟成彎彎月。但她性格急躁，說話聲音很大，常常唾沫橫飛。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每個犯人必須在學習會上發言表態。不用說，人人都稱「熱烈歡呼」、「英明偉大」之類的恭維話。吳蘭珍發言了，她說：「圓子彈，圓子彈有啥子稀奇？」此言一出，震驚四座。她接著說，「我看得多得很！」見她如此脫腔走板唱反調，我提醒她是不是弄錯了，你怎麼可能看見過原子彈？她怒不可遏地反駁道：「不是呀，那陣二十一兵工廠背後，把圓子彈一撮箕一撮箕往河裡頭倒，我親眼看到的。」
廖汝秀，比我小一歲，可坐監史已有七年。她十四歲起在少年兒童管教所服刑，十八歲轉來成人監獄。廖汝秀告訴我，五歲時有一天，她正和小朋友在河邊玩耍，被外公捉回家，要她跪在母親的床邊。她覺得跪著很滑稽，在那裡偷偷笑。祖父在她耳邊輕輕說，你媽媽死了。她問，死了還起床吃不吃飯。後來，她和外公一起生活。一天傍晚，外公淋著大雨，非要把家裡唯一的一隻小公雞殺來吃掉。外公的眼神是那麼可怕，以至於那隻公雞嚇得蹲下來不跑了。第二天，外公死了，她才十二歲。家裡沒吃的，也沒人管她，她流浪街頭，靠偷竊度日。偷了五百多元人民幣，面額三百多斤的糧票，還有一些布票，撈了十二年徒刑。
楊朝林，臉蒼白得像一張死人臉。她跟我同組。據說她與野男人合夥謀殺親夫，男的立即執行槍決，她判刑十年。她永遠穿一件寬大的麻灰色的衣服上班。她在衣服的左邊繡著：「楊朝林，女，二十九歲」；右邊繡的「萬能勞動衣」、「私人的」幾個大字。她還在衣服的下擺吊了一圈兩寸半長的纓子花邊，使她相當地與眾不同。她勞動非常賣力，而且詳細作記錄。平時她不停地講話，多數不是和人講，是自己對自己講，見啥講啥。她的病容使人感到她時刻處於極度的飢餓狀態，隨時可能倒下去。楊朝林自己完全不知道，反而在極力地消耗自己，搶在每個人前面玩命地做事，很難理解這一切是為什麼。她吃得很快，每次吃過飯、菜、湯之後，肚子還是像之前一樣癟。然後，她死命盯住別人的碗，那副艷羨失落的神態令人心痛。她曾在看守所吃屎喝尿。在勞改隊，她的舉止言談都相當地不正常。我更傾向於相信，她的精神已失常。
李顯榮，一個於一九六六年分到我所在的縫紉組的女人。李顯榮說，她不是犯人，是調查員。她說，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史達林死了，而她的兒子則是那天出生的，所以她認定自己的「兒子是史達林死了投的胎」。她還說，毛主席是駙馬，她是公主，公主配駙馬。她「要同毛主席拜堂」成親生兒子。她的九年刑期即這樣得來的。我們都認為她已精神失常了。沒料到，譚隊長的一句話，治好了李顯榮的病。她兒子不再是史達林投的胎了，她也不再嫁給毛主席生兒子了。她成為努力改造的積極份子。譚隊長如是厲聲吼道：「像妳這樣裝瘋賣傻不好生改造。妳坐滿九年，我還不得放妳。要妳一直坐到死。莫想回家看兒子！」
朱玉蓮，五十歲，已在小監房裡關很久了，具體案情無人知。每當她亂罵時，隊長總叫我去記錄。其實，她出口的話很少有什麼意思，只是髒話的大集錦。聽得我心驚膽戰。我相信，我從中獲得了朦朧的性啟蒙教育。朱玉蓮常用她一貫的沙啞嗓子痛罵毛主席，她罵道：「火鉤毛澤東、門板毛澤東、石塊毛澤東、雞公毛澤東、菜刀毛澤東、褲兒毛澤東、桌子毛澤東、椅子毛澤東、錘子毛澤東、雞巴毛澤東、龜兒毛澤東……」罵了幾十個不同品種的毛主席。她把一個物品加在毛主席名字的前面就是一句罵話。
牟光珍，四十五歲，入獄前在外常客串京戲，專門演黑頭。她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中，在重慶朝天門投江自殺。她穿的外套像把傘那樣把她托住，被人救上岸。人們從她口袋裡搜出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劉少奇講的中國婦女翻了身，我就沒翻身。」為此，她於一九六零年夏被捕，後以「反革命造謠罪」判刑八年。她的判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因為她原是國民政府軍統特務熊強的妻子。熊強於一九五七年被公安局逮捕後槍斃。牟光珍已坐了六年半牢，只有一年多就滿刑了。牟光珍說，熊強臨走時要求她守他十八年，「我一定回來接你」。有人認為牟光珍瘋了，但直覺告訴我，她是正常的。她的一舉一動都在述說，她活得太無望了。直到十一月十九日牟光珍突然的變故，使我對她的發言產生了聯想：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七年正好是十八年。熊強可能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離重慶陷落共軍之手還有二十一天的清晨離開重慶的。牟光珍一天不差地整整守滿十八年之後，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清晨，她決定不再守下去了。她夾起被蓋到隊部數次高喊「我今天早飯在哪裡吃？」的問題，指導員告訴她「就在勞改隊吃，吃一輩子！」後，連人帶鋪蓋被關進了小監房。後來，牟光珍被拉出小監房批鬥，支撐了四天。最後，她戴著腳鐐，無聲無息地嚥了氣。
齊家貞的勞改地「東印農場」女囚監房遺蹟。（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綑鬥
三中隊批鬥犯人的方式升級了。
這次是批鬥談情說愛。我因為在房間裡替小組一個犯人寫「外調材料」，沒參加批鬥會。但耳朵搭過去，斷斷續續聽到一些揭發。
女主角是廖汝秀，在四中隊時，愛上了一個姓唐的男犯。他倆之間眉目傳情、傳遞書信、唱情歌，戀愛的事一直沒被發現。直到這個男犯滿刑到了就業隊，廖汝秀利用外出勞動的機會，扔給他的紙條被同組女犯揀到，事情才暴露出來。
廖汝秀一點一滴地坦白交代敘述事情的來龍去脈，很誠實很認真。問題在於，她除了知道談情說愛是監規不允許之外，她講不出自己錯在哪裡。為什麼愛上一個男性為他唱了情歌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犯人們說她沒認錯，反而在津津有味地宣揚她的錯誤。當有人用猥褻污穢的語言批判她時，她不能忍受了。她和那個人吵了起來。隊長制止，她不聽。那還了得，一致要求打擊她的囂張氣焰。聽見飯堂傳出的吼聲：「把廖汝秀紮起來！」我放下筆，趕緊跑到飯堂後面看看究竟出了什麼事。廖汝秀站在前面，勇敢的臉上帶著幾分傲慢。此時，在隊長首肯下，有一個犯人從廚房拿來一根長繩扔在廖汝秀腳下。隊長問她：「妳還凶不凶？」她爭辯道：「哪裡是我在凶嘛！」群情激憤吼道：「還在頑抗，端正她的態度。」「紮起來，收拾她的嚼筋。」
我與廖汝秀的眼睛相遇了一次。
隊長沒吭聲。兩個犯人衝上去，熟練地用繩子在廖汝秀的身上操作起來。人成為反弓形，雙手被使勁抬高吊到脖子後。廖汝秀慘叫一聲，我感到她的手折斷似地疼痛。我驚訝這兩個人如此熟練地綑綁人，好像他們上輩子就受過綑人的專業訓練，今生只等有機會大顯身手。
這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廖汝秀穿的短袖子，兩小時後鬆了綁。每個人都可以看見，她的兩個膀子與蓮藕無異。被繩子纏過的地方，藕節巴一樣細縮。其餘部分腫得胖藕一樣往外冒水，上面還佈滿鮮蠶豆大、亮晶晶的水泡。
後來，廖汝秀繼續不認錯，與隊長頂嘴。她被當作三中隊的典型，戴上手銬腳鐐。監內開大會，隊長不給下刑具，讓她拖著沈重的腳鐐去。聽見三中隊的鐵鐐聲，男犯們驚訝地抬頭尋找聲音從哪個女犯身上傳出。廖汝秀神態自若，不卑不亢。
一年後，廖汝秀坐滿十二年刑期釋放回家。那天，是我幫她拿行李到隊部的。在那裡，我向這位十四歲就開始坐牢，為人正直，善良純樸，看不出一絲犯罪痕跡的二十六歲的姑娘告別。她沒親人，沒家，回梁平農村去了。
王大芹，四川廣元人，重慶土木建築工程學院四年級學生。反右運動時，學院要她批判她的地主父親，她不但不照辦，反而貼出一張攻擊學院黨委的大字報。她為此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四年。後來又被加刑五年，共九年。刑期快要滿了。隊長放她到我們小組來審查她的表現，以決定放人還是再加刑。從小監出來之前，隊長命令綑了一次王大芹，想治治她的瘋病。至於綑的理由，對王大芹來說，那是每天都可以找到的。綑的結果，除了不停息地哭訴和「殺人不見血」、「殺人不用刀」、「王大芹被強姦啊」的尖厲吼叫外，無任何進展。
鬆綁之後，我試圖幫她把扭曲在背後失去血色的雙手放回前面來。剛一碰到她，她像觸電一樣尖叫起來。我才明白，幾個小時雙手被綑吊在背後，只能讓其一絲一絲自然歸位，否則就是另一次上刑。我勸涕淚橫流的王大芹不要再裝瘋，好好接受改造，滿刑回家同媽媽生活在一起多好。她一邊哭一邊張開口大笑，她說：「那，妳就不懂了，完全不懂了。我的媽媽懷了我一千零二十八年才把我生下來，她是個妖怪，壞得很。」我叫她不要亂說，她憤怒起來，瞪大眼睛提高嗓門：「妳有什麼權利說我？妳才亂說，我怎麼會亂說，有人專門指揮我，指揮的人不得錯。」接著，她罵起下流話來。我趕快停止交談。
據說王大芹的父親後來被處決，母親改嫁。王大芹對她的母親深惡痛絕。入監以後，她母親寄給她一雙布鞋和一個大鋁碗。她把布鞋扔進馬桶。鋁碗則被她當作出氣筒，砸在地上千百次，然後千百次被揀起來敲平，裝飯給她吃。我第一次看見她那個佈滿坑坑包包、奇形怪狀的大碗時，我就相信它是舉世無雙的。
我陪王大芹去看病。丁醫生盯著她感到有點奇怪。他開始寫病歷，問名字及年齡。王大芹對自己的名字銘記在心，但問到年齡時，她尖聲回答：「五十四歲。」
丁醫生看看她仍然年輕的臉，問：「什麼？」我答道：「她亂說，沒這麼大。」我轉過頭來對王大芹說：「他是醫生。妳要講真話，妳只有三十出頭，為什麼多講？」 王大芹急了，她說：「好的，好的，讓我商量一下。」於是，她開始向空中報告，商量她的年齡。丁醫生皺著眉頭，滿臉不解地看著我。我一句話沒說。他也不再追問。九年滿了，王大芹沒被加刑。至少沒在三中隊當眾宣布加刑，也沒被釋放。繼續在勞改隊關押，繼續在勞改隊瘋下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她才被釋放回家。後來，省二監幹部到廣元為王大芹平反，她不在家，找到街上，王大芹正討飯。張隊長說：「王大芹已瘋了。」
這句話，晚說了二十年。我與王大芹接觸了七年。從我第一次見到她時起，我就毫不懷疑她已精神失常了。然而，通過她偶爾一掠而過的短暫的清醒，我相信，她本來可以是一個相當出色的女性。
我組來了一個犯人叫熊興珍，四十歲。她是一位說話斯文、性格溫柔的女人。這位家庭婦女，拿《毛主席語錄》塞老鼠洞。逮捕她時，因為高呼「打倒毛主席」的口號，後被重判十年。一天，張隊長到新犯組掌握學習，要熊興珍談自己對罪惡的認識。熊說，她拿《毛主席語錄》塞耗子洞，是因為大小正合適，「又沒得啥子用處」；呼「打倒毛主席」口號，是因為那些來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言談間仍流露出對毛主席的大不滿，根本不認為自己有過錯。張隊長生氣了，叫她站起來，命令她向毛主席請罪。
我們在飯堂裡學習，穿過飯堂的窗戶，可看到隊部門前掛的毛主席畫像。於是，叫熊興珍面對窗外的畫像低頭。她低頭，身子卻不露形跡地一點一點偏離毛像，直到轉過去四十五度。發現了這一點，張隊長叫一名犯人把她的身體扳正。扳正後，她又一點一點偏過去；又扳正，又偏過去。後來，這名犯人把她身子夾緊扳正，可她的頭非要偏在一旁。這名犯人扳正她的頭，熊興珍不說話。脖子給扭起了紅印跡，頭就是不轉過來正對毛主席。
張隊長發怒了，叫人把熊興珍綑起來。她任憑兩個人拿繩子在她身上折騰。骨頭咯咯作響。大紮後，繼續要她向毛主席低頭請罪，她堅持把頭歪在一邊。直到滿身大汗、臉色蒼白、人倒在地上、幾乎虛脫才鬆了綁。鬆綁後，她睡在地上，好一陣才回過氣來。但她的頭始終沒正對過毛主席像。
熊興珍沒發怒，也不曾大叫，只用一個小小的執拗的動作堅持她的全部信仰。
打倒毛主席！
一九七零年初的一個晚上，我剛剛睡著，被人叫醒，說是張隊長叫我出去。我跨出監門，一眼就看到綁在右側樹上的熊興珍。張隊長叫我把她解下來，到飯堂去幫她寫檢查。
熊興珍為了不肯正對毛主席像請罪而被綑過之後，後來又因為講話對毛主席不敬被綑過兩次，她從沒認過錯。她被綑著時還說：「我當死反革命，當反革命死！」
女犯牟光珍死了以後，我對她說：「熊興珍，妳不好生點，牟光珍死了，下一個該輪到妳了。」
她不改一臉的溫柔，答道：「我不得死，我曉得。」我駁她：「妳曉得個屁，再像這樣下去，妳不死該哪個死？」我們常常用咒罵的方式給她一些提示和警告。她理解這一切，總是報以溫和的微笑：「真的，齊家貞，妳不要擔心我，我肯定不得死。」她說，她做過實驗：「拿兩個廣柑，一個代表國民黨，一個代表共產黨。放在案桌上，結果代表共產黨的那個廣柑爛了，代表國民黨的那個還是好好的。說明共產黨要垮臺，國民黨要回來。」
我說：「胡扯！熊興珍，妳好生讀讀報。看一下現在的形勢，看一下政府的政策到底是啷個一回事。莫要埋起腦殼亂搞。」
她平靜地笑著，不為所動：「我不看報。我曉得。」
熊興珍在兩個廣柑上建立起了她全部的信仰。沒人能把她扳回來。
那天晚上，我們正在學習，熊興珍被叫到隊部，一直沒回來。大約是繼續放毒對抗隊長，被大紮綑在樹上。雖是嚴冬，熊興珍被紮得滿頭大汗，披散的頭髮一絲一絲粘在臉上。值夜班的武警端著槍走來走去。我心慌意亂地幫她解繩子。
她的棉襖被綑出深深的轍印，還不停地鼓舞自己：「我要當反革命死，我要當死反革命。」
我吼了她一聲：「熊興珍，妳硬是不想活了呀？」她笑起來，還是那句話：「我不得死。」只有我倆在飯堂，我拿好紙筆幫她寫檢查。她突然對我咬牙切齒，捏緊拳頭，瞪著眼睛，腮幫的肌肉抽搐著。我嚇壞了，以為她要打我，站起來從飯堂的這端逃到另一端。我厲聲喊道：「熊興珍，妳要做啥子？」
她的臉和緩下來，輕聲柔氣地說：「齊家貞，不要怕，我不會整妳。我裡面的衣服全部濕透了，冷得打顫顫，能不能讓我回寢室先把衣服換了來？」
回到飯堂，她說，所有的革命組織都是好的，只有毛主席是壞的。她讓我寫：「打倒毛主席！毛主席來了，吃不好，穿不好，耍不好。蔣介石萬歲！蔣介石來了吃得好，穿得好，耍得好！打倒毛主席，堅決打倒！」
我故意漏寫，以讓她通過隊長的審查。她讓我唸一遍，並讓我添上漏的字。這樣一份「檢查」，當然只能送她進小監房。這間小監房最早是王大芹住，後來是牟光珍，現在是熊興珍。不久前，又來了一個判刑十五年的反革命黃玉蓮。她像個乾猴子又矮又瘦，但精力特別旺盛。她是另外一個小組的，不清楚出了什麼事被關進了小監房，同熊興珍正好隔壁。
熊興珍剛住進去時，多數講關於我們犯人被判刑的事，她像個欽差大臣，握有大赦權似的，個個人都叫放。之後，話題變得更加嚇人了。自從黃玉蓮同她當鄰居過後，小監房就好戲連臺了。黃玉蓮的觀點正好同熊興珍相反：所有一切都是壞的，只有一個人是好的，毛主席萬歲！
她倆的觀點互補，故鬥爭不斷。這邊黃玉蓮高呼「毛主席萬歲！」那邊熊興珍一定反駁：「打倒毛主席！」兩個人隔著一堵牆壁呼口號，這個反對，那個擁護，這個擁護，那個反對，誰也不讓誰，經常氣得跺腳。爭鬥的結果，是熊興珍每日都在呼喊辱罵毛主席的反動口號，一日數次，甚至十數次。
我認為黃玉蓮骨子裡的觀點與熊興珍完全一致。她聰明，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說反話出氣。不然，她反革命十五年是怎麼來的？只是她沒想到，與熊興珍爭執的結果，是在為熊的加刑推波助瀾。
後來，熊興珍開始挖牆上的石灰塊當粉筆，在地板上寫字。寫的反動標語：「打倒毛主席！」「蔣介石萬歲！」「蔣介石來了吃得好，穿是好，耍得好！」「蔣」字和「穿」字，她還是寫不來，就畫一個方格。任何人問方格是什麼意思，她都迫不急待地解釋。這次寫反標，是左事務長最先發現的。廠部派了專人來拍照取指紋等，這些過場對熊興珍一點沒威懾作用。她每天照寫不誤。她用送進去的菜作黑板刷子，把舊標語「刷」掉，又寫新的，內容千篇一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