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下令鎮壓的關鍵人物是誰？（圖片來源：Jacques Langevin/Getty Images）
1986年底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高校學生暴發了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學生們要求懲治貪污腐敗、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求實現民主、要求自由。當時掌控黨和國家實權的鄧小平和他周圍那些冥頑不化的元老們，和鄧的一些追隨者諸如李鵬、陳希同之流，認為學生們的行為是受境外反華勢力策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他們主張使用武力鎮壓，而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胡耀邦……等黨內改革派開明人士認為學生們的行為是愛國行為，許多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主張對學生加以正確的引導、解釋、疏通以化解矛盾平息事態，反對對學生進行武力鎮壓，由於胡耀邦和其他改革派官員的堅持，使學生們終於逃過一劫。事件平息後，鄧和元老們及其追隨者對以胡為首的改革派開明人士大為不滿，鄧認為胡沒有遵從自已的旨意對學生進行武力鎮壓，有損鄧作為黨內、國內太上皇的威嚴。於是鄧夥同元老們和他的追隨者們，以胡……等改革派開明人士在1981年反「自由化」、1983年反「精神污染」，和1986年鎮壓學生遊行示威不力為藉口，迫使胡辭去黨中央主席一職，隨後胡賦閑在家，處於半軟禁狀態，其他改革派官員開的開除黨籍、削的削職，降的降職無一倖免。
由於鄧倡導的所謂改革開放，在引進市場經濟的同時頑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頑固地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和鄧的個人獨裁體制。未能及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致使各級黨、政機關和各級官員的權力幾乎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約束，造成上至中央下至鄉村貪污、腐敗蔚然成風、專制權力和黑社會勢力橫行霸道，整個社會貧富懸殊，官員及其子女親友等少數人暴富，廣大人民群眾備受欺壓生活困苦，陷入民不聊生、走投無路的絕望境地。此外，由於一九七八年後國門對外開放和對外交往的增加，大大提高了學生和人民群眾的見識和眼界、大大提高了他們對人類普世價值的認識和渴望，他們逐漸擺脫了數十年來長期受中共愚弄、欺騙的狀態而逐漸覺醒，嚴酷的現實使他們認識到造成中國一切社會、政治、經濟弊端的根源就在於中共的一黨專制和鄧小平的個人獨裁。忍無可忍的學生、民眾終於在一九八九年暴發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數以百萬計的民眾擁上街頭支持學生們反貪污、反腐敗、反專制、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生存的轟轟烈烈的遊行、示威、靜坐、絕食活動。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深受學生、民眾擁護的、因希望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同情、支持學生、民眾的民主訴求而遭鄧小平廢黜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突發而去世。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學生，自發地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北京許多高校的學生組織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要求當局重新評價胡耀邦。此時前往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的學生多達數萬人，學生們借悼念的機會發出了心中壓抑已久的對民主、自由和嚴懲貪污腐敗的訴求。大批市民也擁向街頭和天安門廣場支持學生們的示威遊行活動和政治要求，這些活動和政治要求得到全國各地越來越多的民眾和學生們的支持、響應和積極參與。到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時，在天安門廣場及附近街道參加靜坐、罷課和遊行示威活功的學生、民眾已達數十萬人之多，而且學生民眾的遊行示威、靜坐、罷課和要求民主、自由、和嚴懲貪污腐敗的活動已迅速蔓延到全國各大中城市。
由於學生、民眾的正當要求得不到當局的尊重和滿足，全國各地參與遊行示威、靜坐、罷課的規模越來越大、人數越來越多。在這種形勢之下，掌握中國實際軍政大權的「太上皇」鄧小平在當年四月二十五日召集追隨他的那幫「元老」，和中央軍政負責人召開的密會上發表的講話中將學生、民眾依憲法賦與的遊行、示威和表達自己願望的權力所進行的、合理合法的和平遊行示威活動，武斷地定性為一場「動亂」（這一定性為以後升級為「反革命暴亂」、宣布戒嚴和動用軍警進行武力鎮壓埋下了伏筆）。「太上皇」的這道「聖意」一表，次日中共的各大御用媒體紛紛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污衊學生、民眾的和平示威、遊行、請願、靜坐、罷課活動為「動亂」引起學生、民眾更大的不慲，導致四月二十七日學生、民眾舉行了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當局雖有代表出面與學生對話，不僅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誠意甚至還暗示會「秋後算帳」對學生、民眾進行威脅。引發學生、民眾更大的不滿。
五月十八日，鄧再次以「太上皇」的身份召集「元老」們和中央黨政最高負責人開會。面對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東歐劇變的前夕，東歐各國共黨及他們的一黨獨裁政權已處於風雨飄搖行將崩潰的狀態之中；作為原「老大哥」和國際共產集團中堅的蘇聯，由於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在蘇聯所進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已席捲廣袤的蘇維埃大地，這樣一種國際上的大氣候和國內學生、民眾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和要求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的呼聲，鄧和他那幫頭腦僵化的「元老」和追隨者們已深深感到一種末日來臨的恐懼。
在這面臨共黨及其專制獨裁政權和中共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鄧那種為了維護共黨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本性再次顯露出來。在這次會上，鄧污衊學生背後受國內外反華、反共勢力所操縱，將學生、民眾合法的和平示威遊行活動定性升級為「反革命暴亂」。決定立即實施戒嚴，並調動數十萬野戰軍動用坦克、機槍、衝鋒槍對學生、民眾進行武力鎮壓、屠殺，據透露，鄧在會上曾公然叫囂要不惜殺二十萬人，以換取二十年的穩定。五月十九日，鄧的忠實走狗，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鄧的指使下出面宣布戒嚴令實行戒嚴，同時，鄧以中央軍委主席的名義指使他在中央軍委的爪牙嚴令調遣數十萬野戰軍從北京鄰近各省迅速向北京集結，不顧北京市民、學生的層層阻攔以坦克、裝甲車開道一路殺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的學生、民眾，從六月三日到四日凌晨，中共的軍隊用坦克、機槍、衝鋒槍向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瘋狂掃射、輾壓造成數千學生、民眾的死傷（也有國內外人士，估計死傷超過萬人，鑒於當局對此類事件一貫嚴加保密的傳統，至今沒有一個有關「六･四」事件確切的傷亡數字），這就是由鄧主導的中共製造的、空前的、史無前例的六･四天安門屠城事件。
縱觀人類歷史還從來沒有過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政黨、哪一個政府、哪一個獨裁者敢於調動數十萬大軍對本國和平示威遊行、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使用機槍、衝鋒槍掃射、坦克、裝甲車輾壓，並造成數千人死傷的慘烈後果，這是包括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這些殺人惡魔在內都沒有人敢做的事，鄧不僅做了，而且至死都沒有表示過絲毫愧疚。我在這裡只使用了「空前」和「史無前例」這樣的形容詞，而沒有使用「空前絕後」這樣高級的形容詞，絲毫也沒有抹煞以鄧為首的中共當局在屠戮學生、民眾方面的「豐功偉績」的意思。看看二○○八年「3･14」事件時，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共獨裁政權出動軍隊、武警使用坦克、裝甲車、機槍、衝鋒槍對和平示威的藏族民眾所進行的血腥鎮壓，和二○○九年「7･5」事件時，對新疆和平示威的維吾爾族民眾的血腥鎮壓，就會明白只要中共在中國的一黨專制的獨裁體制還存在；只要今後再發生反抗中共暴政的群眾運動在規模上超過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中共當局及其繼承了鄧小平衣缽的領導人在鎮壓、屠殺學生、民眾方面便有可能創造出超越鄧小平的更加「輝煌」的「豐功偉績」。
我曾與友人談及「六･四」事件，鄧幕後決定動用數十萬軍警、動用坦克、裝甲車、機槍、衝鋒槍鎮壓和平示威的學生、民眾時，有人認為鄧是一念之差作出了錯誤的決定；有人認為鄧是受了李鵬、陳希同……等的矇騙才作出這一錯誤決定的；更為荒唐的是有人竟認為，鄧是在服用了治療「帕金森」病和前列腺病的藥物後，一時情緒過於激動而做出的錯誤決定。其實不然，以上不過是中共及其御用學者們散佈的煙幕彈，其目的不過是試圖為鄧開脫「六･四」事件屠殺學生、民眾的罪責，以維護鄧英明、偉大、正確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光輝形象」而已。
「六･四」事件時，鄧決定動用軍隊對和平示威遊行、靜坐的學生民眾進行武力鎮壓，既不是鄧一時頭腦發昏作出的錯誤決定；也不是被李鵬、陳希同……等人所矇蔽而作出的錯誤決定；更不是因藥物反應而作出的錯誤決定。鄧做出這一決定完全是由其一貫冷酷無情、一貫漠視人民的生命的本性，和鄧為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及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一貫的行事方式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首先，鄧向來以沉著、冷靜、老謀深算著稱，他決不可能會一時頭腦發熱就作出武力鎮壓學生民眾的錯誤決定，鄧作出這一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面對一九八九年初國際上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洶湧澎湃襲捲蘇聯、東歐，這些國家的共產極權統治已瀕臨全面崩潰的邊沿的國際大趨勢，看看全國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要民主、要自由、要求結束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的呼聲越來越高。鄧清醒地意識到中共和他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已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為了維護中共和鄧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和中共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於是鄧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本著他那為了維護中共和鄧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和統治集團的利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一貫的行事方式，才作出調動軍隊對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進行鎮壓和屠殺的決定。
至於說鄧是由於受了李鵬、陳希同……等的矇騙才作出這一錯誤決定的這一說法更是無稽之談，以鄧的精明老道，他是不可能輕易就被李鵬、陳希同之流的蠢才所矇騙的。凡是對國內外共產極權統治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共產極權統治的兩大支柱，一個是軍隊，一個是情報特務機構，作為共產極權政權的最高的獨裁者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為了鎮壓民眾的反抗、為了威懾他的政敵，無不把這兩個工具牢牢地控制在自已的手中，斯大林如此、毛澤東如此，鄧小平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鄧雖坐在家中但對全國、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只會比李鵬、陳希同等更清楚，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鄧被李、陳等矇騙的情況。
此外，鄧作出對遊行示威的學生民眾動用武力進行鎮壓、屠殺也不是一念之差作出的錯誤決定，而是鄧一貫視人民如草芥、一貫漠視民眾的生死的冷漠本性必然會作出的決定。與維護中共的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和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相比，數千萬人的生死鄧都可以置於不顧，更何況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民眾的死傷。從最近披露的一份資料上看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那場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飢荒時期的一九六○年，各地有關大量餓死人的報告如雪片般飛向黨中央，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出席的人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林彪、陳雲等人，會議是商討在全國到處都餓死人的情況下，是否應把國家掌控的五百四十餘萬噸儲備糧開倉發放給奄奄待斃的飢民。按常理，所謂儲備糧不就是用來應付災荒、戰爭等不時之需的嗎？既然全國已餓死了上千萬人，還討論什麼？盡快按各地的實際需要將救命糧發放下去，不就可以挽救數以千萬計的飢民們的生命嗎？（按照當時的情況，每發一噸糧食至少可以挽救大約十個人左右的生命，一噸糧十個人平均每人二百斤，按一年計算，每人每天有五.四八兩，再加上飢民們原有的每人每天三到四兩，這樣每人每天至少有八到九兩糧食，便可以免強維持生命不致餓死）。
在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劉少奇、朱德、陳雲都主張全國餓死人已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儲備糧再不馬上發放下去，一是不知道還要餓死多少人；二是怕飢民們起來造反危及中共的獨裁統治，所以主張盡快開倉放糧賑災。老奸巨滑、唯毛澤東之馬首是瞻的周恩來，因毛尚未表態，所以態度曖昧不置可否，林彪聽後發言：只要能保障解放軍的供應，有五百萬解放軍在就反不了（林也是一個生性冷漠、蔑視民眾生死的冷血動物）。意思是只要能保障解放軍的糧食供應，開不開倉都無所謂。此時鄧小平發言說：我們幾百萬幹部、幾百萬軍隊就全靠這五百四十萬噸糧食，農民沒有糧食還可以吃樹皮草根，幹部、軍隊沒有糧食連樹皮草根也沒得吃。鄧的意思很明顯，不主張開倉放糧，鄧漠視數千萬飢民生命的冷漠態度由此可見一斑。與維護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與維護這種統治的工具幾百萬軍隊、幾百萬幹部相比，幾千萬飢民的死活在鄧的心目中是無足輕重的。
最後毛澤東拍板：既不放糧也不全放，而是從這五百四十萬噸中央儲備糧中拿出一部分給餓死人最多的地方補充飢民的口糧和留作種子。毛這樣做並非出於對飢民們的憐憫，從毛一九五七年在蘇聯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而舉行的全世界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來看，毛在該次會議上發言稱：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並不害怕核戰爭，打一場核戰爭，中國六億人口死了三億還可剩下的三億，可以在核戰爭的廢墟上建立更加美好的共產主義未來。毛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竟連三億中國人的生命都不當一回事，當然更不會在乎幾千萬中國飢民的生死。毛之所以在那次政治局常委會上決定發放一部分儲備糧給瀕臨絕境的飢民是因為：一怕餓得走投無路的飢民們鋌而走險起來造反，危及毛的獨裁統治；二怕自己的名字在人類歷史上，因在和平時期餓死人最多而載入史冊；三怕餓死的人太多，沒有足夠的人去充當他為實現世界共產革命所需要的炮灰。
不過儘管毛決定向飢民們發放一部分儲備糧主觀上的動機並不光彩，但客觀上，毛的這一決定在那次毛自己導致的餓死四、五千萬人的大災難中，至少少死了幾百上千萬人。從這次政治局常委會上可以看出為維護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鄧小平連數千萬飢民的生死都可以置於不顧，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鄧意識到這將危及中共和他個人的極權獨裁統治時，他更不會顧及天安門廣場數千學生、民眾的傷亡，而毫不猶豫地作出動用武力鎮壓、屠殺學生、民眾的決定，並發出要殺二十萬人以換取二十年穩定的惡毒叫囂也就不足為怪了。
綜上所述鄧在「六･四」事件時，作出調動數十萬軍警不惜出動坦克、裝甲車用機槍、衝鋒槍對和平示威的學生、民眾進行掃射、輾壓的決定，既不是一時衝動作出的錯誤決定；也不是受他人矇蔽作出的錯誤決定；更不是服用治療前列腺疾病和帕金森病的藥物情緒激動下作出的錯誤決定，而是鄧一貫的漠視民眾生命，視民眾如草芥的冷酷本性，和他一貫的行事作風（為了維護中共的極權獨裁統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行事作風）所決定的必然會做出的決定。
如果真如御用學者們所說，鄧是一念之差、受李鵬……等的矇蔽，或是藥物反應下作出的錯誤決定，那麼，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起，直到一九九七年鄧去世時的將近八年的時間內，從未見鄧在私下或公開場合對此表示過些許反省和內疚，反而至死也堅持不給八九「六･四」民主愛國運動平反昭雪。看完這篇文章，我想讀者自會對被中共及其宣傳機器、無恥擊專家、學者吹捧為「英明、偉大的改革開放的總設汁師」鄧小平究竟為何許人也，也許會作出一個較為客觀和接近真實的判斷。
二○○九年七月十四日一真濺雪於彌勒江畔
（文章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