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至少55萬人劃為「右派」，並發動民眾批判「右派」。（網絡圖片）
1957年，共產黨「引蛇出洞」，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中共宣稱「言者無罪」，結果把至少55萬人劃為「右派份子」，其中章伯鈞、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等六人至今也未予摘帽平反。
彭文應
彭文應（1904～1962），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預科清華學校，曾擔任《清華週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1925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1932年回國，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思想左傾，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寫有《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
上海解放後，周恩來到上海視察，在陳毅為其主持的座談會上，周恩來鄭重地向陳毅介紹彭文應：「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
1957年大鳴大放時，彭文應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
俗話說：「禍從口出。」彭文應心直口快，話多，文章多，而且從不文過飾非，不發違心之言。以下是彭文應的一些「右派言論」：
「今天黨群關係上所以有『牆』有『溝』，原因之一就是幹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學，大材小用，小材大用（這一點在黨內相當多），有職無權，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等情況，產生了許多不合理現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損失和群眾不滿，影響了黨群關係。要解決這一矛盾的原則是：量才錄用，因才利用和有職有權。做到賢者在位（政治領導），能者在職（業務領導），賢者要注意加強業務，能者要注意加強政治，以求德才兼備。」
「解放以來，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績，但還有偏差和缺點。……新聞報導的片面性。報紙上有許多新聞是片面的報導，報喜不報憂，報好不報壞。目前又滿紙缺點，成績跑光，不見了。現在大家過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去年（編者註：指1956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昨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1957年7月19日，張春橋化名「常孰」在《解放日報》在醒目位置上刊發的《質問彭文應》一文，隨後全國各大報也紛紛發表了一系列「批彭」文章，這位早已頗有聲望的民主人士馬上成為了「大右派」。
其實從以上的言論來看，彭文應沒有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算不上反動言論，還算是提意見，符合當時整風精神。何況當時還提出「言者無罪」的承諾。所以不能「以言定罪」，不應該把彭文應劃為右派。但當時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點了彭文應的名，誰敢不劃彭文應為右派？就是在改正的時候也不敢給他改正。彭被看成是「章羅聯盟」的主要成員、「是羅隆基的一等功臣」。當時章伯鈞、羅隆基已經劃為大右派了，所以就把他劃為大右派，這符合當時整人的邏輯。
彭文應被劃為右派之後，工作職務被撤銷，家中生活困難。上海市委統戰部一位副部長跟他說，只要你承認右派，寫個材料，就給你摘掉帽子，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說：「我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我沒有錯。」拒絕寫檢討，不承認有錯，不承認右派。
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死於上海廣慈醫院，終年58歲。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但彭文應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難得安寧。當「文革」狂瀾突起後，彭文應及其妻子、愛子的墓，一起被掃蕩得無影無蹤。
陳仁炳
陳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陳崇桂之子，美國密執安大學哲學博士。回國後曾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7年與民盟盟員共同創辦《展望》雜誌。1949年3月，解放軍渡江前夕，陳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會》，批評國民黨統治。解放後，擔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57年劃為右派前，還兼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民盟中央委員。
1958年6月9日，《解放日報》刊登了陳仁炳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上的書面發言，編輯部代加的篇名為《陳仁炳對共產黨整風方法有不同意見》。
陳仁炳還說了一個漢代賈誼在「文景之治」時指出王朝危機的故事，當時賈誼在《陳政事疏》中，列政事「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陳仁炳說：「我不敢說一定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們長太息的事情恐怕實在太多了。」
陳仁炳對群眾不敢鳴放的原因作出六點分析：「一怕打擊報復；二怕黨和政府沒有決心糾正錯誤，改正缺點，反而因為提意見而開罪於人；三怕所批評的對象是不倒翁，是一塊搬不動的石頭，批評由你批評，而不發生糾正錯誤的效力；四怕所提意見不全面，反被領導拿『兩點論』來加以駁斥；五既然提的是缺點，怕被領導上認為就是否定成績；六怕領導批評你是在算舊賬。」
陳仁炳發言最關鍵一點，就是他提出可以「算舊賬」：「只要我們的動機正確，為了黨和祖國的前途，而不是為了算賬而算賬，不算是一種『算賬主義』，那為什麼不好算呢？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譬如說，算一算浪費和走彎路的賬（如果有這樣的賬的話），我認為沒有壞處，只有好處。」
這篇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此外，在政協的一些會議上，他還和上海的一些要員發生了衝突，而且不少是政策性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陳仁炳提出，共產黨不能一黨說了算，民主黨派應該有更大的發言權。
很快，張春橋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陳仁炳的「另外一條道路」是什麼？》，對他提出的「反對鄉原態度，提倡賈誼精神」進行了猛烈抨擊，說他所講的「鄉原」是在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份子。後來，毛澤東的《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也點了他的名。
隨後，陳仁炳自然而然地就被定性為右派，其中「鄉原」一說，被定性為攻擊民主人士和黨外積極份子。事實上，北京有關人士非常注意陳仁炳和羅隆基之間所謂的「組織關係」，就在陳仁炳被劃為右派後，陳仁炳和羅隆基的聯繫以及陳仁炳和美國的聯繫還受到上海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
1978年4月陳仁炳被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但「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1980年6月，有關方面決定複查愛國人士中的右派，但是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和陳仁炳五人未獲改正。除了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儲安平外，陳仁炳是當時唯一活著的一位。
1990年12月9日，陳仁炳在上海去世。
林希翎
林希翎（1935～2009），原名程海果，浙江溫嶺人。1949年參軍，1953年從部隊轉業，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並且成為小有名氣的雜文作家。1957年，毛澤東宣布共產黨整風，請黨外人士和知識份子「鳴放」提意見，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林希翎自然不知道這是毛澤東「引蛇出洞」之計。
在1957年5月23日到6月13日這期間，林希翎先後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發表六次充滿激情的講演。其中北大兩次，人民大學四次。
1957年5月19日，北大校園貼出第一批大字報，林希翎於5月23日登上了北大的講臺。她以其特有的明快，一開口就提出「胡風是不是反革命」這個最敏感的問題，並且立即提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點明「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以下是林希翎的部分演講內容：
「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
「我經過研究，認為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侷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人民群眾不是阿斗，真正要解決問題只有靠歷史創造者人民群眾行動起來。」
「我們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讓每一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
林希翎的這一番爆炸性的講話，把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所談到的斯大林的問題與中國的問題聯繫起來：這正是犯了大忌。於是，林希翎以後的所有論述都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針對中國現實的，這就注定了林希翎成為「不可饒恕的右派」的命運。
林希翎5月23日的講演馬上被整理成內參。毛澤東看到以後，當場將她定為「學生右派領袖」。但是後來林希翎認為，反右運動不能只歸咎於毛澤東。「實際上，像劉少奇啊，鄧小平啊，當時都是反右的急先鋒。我在北京大學第一次演講，5月23號的演講，馬上發『內參』嘛。『內參』上第一次批示的就是劉少奇的：極右份子，請公安部注意。可以說，我第一次演講，專政的機器已經對著我了。」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處理林希翎的報告上批示說：「開除學籍，留校監督勞動，當反面教員。」1958年的一天，劉少奇問起林希翎的情況。人大的學生反映林希翎沒有「低頭認罪」。劉少奇說：「那你們應當對她加強監督嘛。」不久，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自到人民大學，說「林希翎這樣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還是交給我吧。我有辦法對她進行強制改造。」
林希翎後來說：「到1958年7月份，當人們都淡忘了這件事的時候，就進行秘密綁架。」結果，林希翎被以「反革命罪」判處15年徒刑。
到1973年，毛澤東突然又想起了林希翎。通過最高指示，林希翎得以釋放，並安排工作。文革結束後，林希翎多次到北京爭取翻案。但是她不認錯的態度使官員們十分惱怒，終未獲得平反。
1983年，林希翎離開中國大陸，後來在法國定居，加入法國籍。2009年9月19日北京時間15時，於巴黎郊區聖卡米拉醫院病逝，享年7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