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周恩來曾派秘書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裝竊聽器。（網絡圖片）
20世紀60年代中共中央發生的「秘密錄音事件」，導致楊尚昆、葉子龍等一大批人遭到打擊。後來，中共中央重新審查了此案，並為有關人員徹底平反。文革紅人戚本禹稱，有關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是1964年發現的。
在《戚本禹回憶錄》中關於「竊聽器事件」有這樣描述：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裡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裡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著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著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
楊尚昆受審的主要原因，一個是在毛澤東身邊秘密安放竊聽器的問題，一個是洩密的問題。
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裡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後，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
1964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涼。我聽見康一民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麼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幹的，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
康一民是紅小鬼出身，口無遮攔。回到秘書室後，我跟田家英說了這事。田家英給我說，你別去摻乎啊，這次他們機要室可要出大事了。但是具體什麼事他沒有跟我說。後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
主席在1966年7月回北京之前，叫江青專門打了個電話給我，讓我和謝富治親自再去看一看，主席在中南海的住處是不是都清理乾淨了，還有沒有竊聽器？我馬上打電話給謝富治。謝富治說，他馬上派人用儀器去測試。過後，他來電話說檢查完畢，沒有竊聽器了。我同謝富治說我們再去現場看看，我現在就坐車過去接了你一起去。於是我坐車出中南海的南門到公安部去把他接來，一起去了主席住的豐澤園。我一邊看一邊跟謝富治說，這可是不能出差錯的呀，不然咱倆都要受處分啦。謝富治說，保證沒有問題。他已經叫人用專門的儀器來反覆檢查了。我把和謝富治一起去查看的情況，給江青做了詳細的匯報。但是，主席1966年7月回到北京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而是先住釣魚臺。不久後又住到「游泳池」去了。1966年9月底，主席還到豐澤園裡的頤年堂開過一次會，可是開完會他還是住回了「游泳池」。主席對豐澤園這個地方似乎產生了一種心理障礙。
後來在中央文革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們向江青問了這個竊聽器的事。江青當場就叫汪東興去她那裡拿來了一個很大的信封，信封上是主席親筆寫的字：「江青留存」。裡面除了小錄音器，還放著幾顆米粒狀的竊聽器，那東西很小，連謝富治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還有藏著竊聽器的肥皂盒。這很可能是楊尚昆通過中央調査部從海外進口來的，楊尚昆是中調部的領導人。在信封裡還存放著當事人康一民等親筆寫的檢査。
在1964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後，毛澤東就下令把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1965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昆調去廣東省委當了書記處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