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大樓（圖片來源：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2月12日訊】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週年。在過去20年裡，中國徹底改變了世界經貿體系和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一方面，中國與全球經濟深度融合，成為「世界工廠」。但在另一方面，美國和其他主要西方大國普遍認為， 入世20年來，中國在很多領域從未全面履行其入世承諾。相反，中國憑藉其越來越龐大的經濟體量和實力，對世貿規則和爭端解決訴訟程序的熟悉和掌握，以及世貿組織自身制度上的缺陷，這個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多邊國際貿易體繫在21世紀的今天正面臨逐漸被邊緣化的窘境，而中國在習近平時代大踏步地朝國家主義的方向邁進，正是使世貿組織功能失靈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中國讓WTO失靈？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貿易與經濟研究員亞歷山大·希契(Alexander Hitch)對美國之音表示，20多年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並未預料到中國能夠作為一個非市場經濟體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發展到今天如此龐大的規模。
他說：「這在立法和司法上給這個體系帶來了一個嚴重問題，因為可以說WTO並不是為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型經濟體創造或設計的。中國作為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其經濟總量佔到全球的15%到20%，而且還是一個製造業中心。」
作為世貿組織及其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的締造者，美國精英層自歐巴馬政府後期已經逐漸開始認識到，世貿組織已越來越不能按照其設計的初衷解決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問題，也無法推動世貿組織面向21世紀進行改革。歐巴馬政府主導並完成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談判。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繞過了WTO，依據美國國內貿易法直接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高額關稅。
跳出WTO的框框？
特朗普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曾經表示，認為美國能夠通過在WTO提出更多對中國的訴訟就能解決問題的想法是過於「天真」，甚至會分散決策者面對嚴峻挑戰的注意力。
「世貿組織需要被看作是一個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地方。這意味著它需要真正發揮它的談判功能和執行功能，然而這兩方面現在都失靈了。美國前貿易官員、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資深研究員艾米麗·基爾克雷斯(Emily Kilcrease)對美國之音說。
萊特希澤的繼任者戴琪也對WTO能否解決美中之間的貿易爭端感到擔憂。她10月4日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表拜登政府的對華貿易政策講話的問答環節中回答有關WTO的提問時說，「儘管我們將繼續投入和承諾，並作為世貿組織成員嘗試和尋求為世貿組織帶來改革方面進行創新，但我們也需要靈活和開放的思維，跳出框框來思考我們如何能夠更有效地解決我們在貿易方面一直在努力解決的問題。」
曾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談判期間擔任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副助理代表的基爾克雷斯說：「當有如此眾多的國家，還包括一些不基於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而且必須要達成共識，這勢必會限制該機構的雄心。」
基爾克雷斯接著表示，這就是為什麼美國顯然正在尋找世貿組織以外的選擇，包括它可以根據自己的國內授權採取的選擇，「比如特朗普政府引用301條款的授權來捍衛美國的經濟利益。如果世貿組織不能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美國就需要找到其他方式來捍衛其經濟利益，並與盟友，特別是歐盟進行合作。」
區域貿易協定取代WTO？
與改革世貿組織裹足不前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區域性貿易協定的出現，比如《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美墨加協定》（其前身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參與並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還有各經濟體之間的雙邊自貿協定等等。這些區域貿易協定和雙邊自貿協定往往涵蓋的議題比WTO更廣，開放水平也更高。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希契認為，這些區域貿易協定是未來全球貿易發展的方向。他說：「這些貿易協定真正代表了貿易的前進方向，因為世貿組織內部的僵局，以及在世貿組織層面上15年左右的時間裏缺乏立法變革。因此，這些協議所做的是，他們收緊規則，並創建新的規則，以應對全球經濟或數字貿易等方面發生的情況。」
美國企業研究所國際貿易問題專家克勞德·巴菲爾德(Claude Barfield)認為，區域貿易協定的湧現無疑正弱化世貿組織的一些職能，雖然還不至於全面取代它，因為WTO在關稅和服務貿易方面仍扮演重要的角色。
「大體上，各國仍在執行（世貿組織）在關稅、一些服務貿易和個別投資領域的現有規則，」他說，「(WTO)的基本盤還在，但能否超越這些，這就回到了中國的問題上，我就不樂觀了。
曾經給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擔任顧問的巴菲爾德表示，WTO作為一個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未來能否進行必要的改革，前景並不明朗。
他說：「能否推進電子商務、網際網路治理、深化服務和投資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在政府補貼方面，雖然中國是補貼領域的‘老大’，但其他國家，也包括美國都有一些補貼行為。能否在這些領域取得突破？我不知道。」
誰來挽救WTO？
自1995年正式成立以來，世貿組織僅在2013年達成了唯一一次全面的多邊貿易協議——旨在幫助最不發達國家通過貿易促進發展的《貿易便利化協定》。在那之前，世貿組織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由於中國和印度與美國在農產品特別保障機制方面的嚴重分歧而破局。
2019年12月，WTO遭遇自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有世貿組織「最高法院」之稱的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最後三名法官中的兩名即美國籍法官托馬斯·格雷厄姆和印度籍法官巴提亞任期屆滿卸任。由於美國阻撓新法官的遴選程序，該機構正式停擺。爭端解決是世貿組織三大主要職能之一，另外兩個職能分別是多邊貿易談判和貿易政策監督。
美國保守派專欄作家、《美中科技大戰》(The Great U.S.-China Tech War)一書的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認為，世貿組織逐漸被邊緣化更深層的原因是世界正經歷一輪去全球化進程。
他說：「當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認為貿易不應該有地緣政治障礙的時候，全世界的貿易蓬勃發展。因此，貿易壁壘下降，各國進行貿易，各國變得繁榮，但現在我們看到了地緣政治的後果。我們看到一個極其好戰的中國，中國不僅僅是美國的對手，中國也認為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已不再合適。它一直在暗示要在世界範圍內實行中國式統治。因此，這是一場關乎生存的鬥爭。而且不幸的是，我們將看到這些貿易壁壘再次出現，我們將看到一個去全球化的時期。」
但同時擔任世貿組織法律顧問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國際貿易法教授佩特羅思·馬維裡迪斯(Petros Mavroidis)仍然認為，在美國的領導下，世貿組織能夠重新煥發活力。馬維裡迪斯也是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律顧問。
「我期待這屆（美國）政府能夠發揮領導作用，因為沒有其他領導了，」他說，「我期望美國領導世貿組織的復興，可能是通過增添有關補貼、技術轉讓、爭端裁決的細節，但要在世貿組織框架內進行。這就是我對美國的期望。杜魯門那一代建立的多邊機構，它們今天仍然是有意義的，就像它們在40年代和50年代有意義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