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員在「徐州鐵鏈女」一案上，始終試圖遮掩真相、蒙騙世人。（圖片來源：手繪插畫Winnie Wang/看中國）
日前中國江蘇省爆發一起涉嫌拐賣人口的徐州鐵鏈女事件，引發外界譁然，國際媒體亦相繼報導。這一起發生在現今中國的犯罪案件，可謂備受國內外億萬人的關注，但中共官員膽敢繼續昧著良心來遮掩真相。假設這一起案件是發生在古代，後續走向又是如何呢？針對拐賣人口一事，各朝官員將遵循哪些刑律來進行懲治呢？其實，歷代朝廷在處理拐賣人口上，均以漢律為基準的。
眾人想必對徐州鐵鏈女案記憶猶新，畢竟眼見一名女子可能遭受拐賣，還被鐵鏈鎖頸、遭遇囚禁與虐待，義憤填膺地參與討論都來不及了，怎麼可能當作宇宙大地均海晏河清呢？但看見徐州官方在前後發布的數次通告中，對鐵鏈女身份的說辭是前後矛盾，就瞭解中共官員是不可能找出拐賣真相的，更有法律人士認為，中共官方縱容、參與拐賣人口犯罪。這事不禁讓許多人感嘆，生活在如今的中國大地上，著實不容易。
古代中國也曾經發生拐賣人口等犯罪行為，像古代律法就稱拐賣人口為「略賣」。略，《方言》二所說：「略，強取也。」
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唐代《唐律疏議》這一古代法典中，即於「賊盜」一章節中註釋：「不和為略。」略人，就是指違背了當事人的意願，以強迫、暴力威脅等手段進行強行擄掠，賣給他人為奴，或為人妻妾等罪行。至於古代所謂的「略賣人」，就是指今日的人販子。
文獻既定義了詞彙，自有犯罪案件及有關懲處可循。
拐賣案件一
在宋真宗年間，虔州一帶，拐賣現象猖獗。當時來自江淮的人販子，會將在虔州拐騙來的青年賣到嶺外當奴隸。時任虔州知州的周湛瞭解這一現象後，發起一場大規模解救被拐人口的行動，並採取非常嚴厲的措施來禁止拐賣人口。
當時，周湛想方設法搜查、抓捕人販子，在通過明查暗訪後，周湛及其部下陸續解救了遭遇拐賣的兩千多人。當這些被拐賣者被救出後，周湛先將大夥兒集中在知州衙門內，除了給予飲食，還一一詳問被拐者的來歷，再發放路費，幫助這些被拐者返家跟家人團聚。
拐賣案件二
又例如，在清代文言短篇志怪小說集《客窗閒話･卷八･疑難雜案五則》中，作者吳熾昌就記述了乾隆年間發生的拐賣案，以及官員最後是如何懲處這些可惡的犯罪者：
乾隆初年，浙江烏程縣人富子文及妻富沈氏，子富大者，夥同陳大、俞九齡、鮑二、謝世榮等人，每年五月五日，一同駕駛小艇去拐騙幼孩。後來，嘉善縣陳令以剛破獲案件，罪證確鑿。在聽審期間，引發公憤，富大當時還被民眾共毆至死，而富子文則在監期間驚斃。後來，有司按照「採生折割律」，挫尸梟示，「其餘伙黨皆依為從律斬決，即惡婦富、鮑二氏亦同正法。」
被拐賣者除了出現上述被救方式之外，回家方式還包括：家人向人販子交錢，進行「和買」。簡言之，類同與綁匪進行交易所付出的贖金。
不過，見到中共當局如此處理徐州鐵鏈女案件，犯罪者均未受到嚴實的懲罰，那麼，倘若「徐州鐵鏈女案」是發生在古代中國，官員又會做出哪一些不同於中共官員的懲處呢？下面就稍微談一談古代的相關刑律。
針對拐賣犯人 古人祭出刑律嚴禁
由於人販「逆天心，悖人倫」，違反人道，漢朝《盜律》對人販自然是嚴懲不貸，處以磔刑。這項刑罰可謂十分的嚴苛，不只斬殺人販，還要分裂其屍。漢律除了嚴懲人販，針對明知拐賣，但仍然選擇參與買賣的人也視同犯罪，「略賣人若（知）人略賣人而與賈，與同罪。已略未賣……皆磔。」
自漢朝以降，歷朝歷代對於拐賣人口罪，均是以漢律為基準。不過，在刑罰上可謂輕重不同。
北魏《盜律》記載：「掠人、掠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唐朝律法記載：「諸略人、略賣人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
《元史･刑法志》記載：無論是官員或百姓，只要是「犯強竊盜賊，偽造寶鈔，略賣人口，發塚放火，犯姦及諸死罪」，在元朝期間，朝廷將拐賣人口罪跟偽造假鈔、殺人放火、強姦、盜墓等罪並論，均是死罪一條。
到了明朝，大明刑律規定，「設方略誘取良人為奴婢、為妻妾子孫，杖一百，徒三年」，誘拐良民為奴或妻妾子孫者，按照律杖打一百，流放三年。在明神宗的萬曆年間，「略人略賣人條例」判人販充軍。針對那一些動用壞腦筋來強擄誘騙良人及拐賣良家子女的犯人，不管其買賣交易是否完成，按律人販子都得要被發配充軍。倘若犯人的拐賣人口達三人以上，或是怙惡累犯，犯人就得要戴上一百斤大枷，在監獄外示眾一個月，接著再發配到邊關充軍、當苦役。倘若犯人累犯三次，就必須被發配到極遠地永遠充軍。倘若犯人死亡，他的子孫仍必須要接替犯人未完之刑，直到服刑完畢。
至於人販子如果在拐賣兒童之後，故意將兒童的手腳弄殘，強迫他行乞，同樣是有相關刑律可因應、執行。明朝期間，刑法中有一條「採生折割」罪，亦即指刻意割傷、弄殘兒童。一旦官府抓獲犯下了「採生折割」罪的人販子，按律凌遲處死，至於涉案人員，不管是主犯或從犯，同罪論定，嚴懲不貸。凌遲，就是一般說的千刀萬剮。
《明律･卷一九･刑律二･人命･採生折割人》有載：「凡採生折割人者，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為從者斬。」
到了清朝，針對採生折割人的犯人，朝廷延續了明律規定。《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有載：「凡採生折割人者，不管受害人已死或受傷，首犯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及同居家口雖不知情，並流二千里安置。從犯加功者斬首，但其財產、家口不在斷付、應流之限；不加功者，依謀殺人律減等。」
上述乾隆初年的那一起浙江烏程縣人富子文拐賣兒童案，官員所依據的，正是「採生折割律」。
到了清朝，刑律規定，凡是使用迷藥或任何邪術來誘拐兒童、買賣人口的犯人，斬立決。凡是誘拐良民為奴，不管首犯或從犯，不論買賣人口交易是否完成了，一律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當苦役。如果人販子誘拐良女，且姦辱者，依律絞立決。
由於人販子誘拐良民，從此等惡行中牟取暴利，甚至進一步姦淫民女或弄殘兒童，已屬泯滅人性、喪盡天良的行為。因此，中國古代歷代刑律，對人販子均是處以重刑，嚴懲不貸。
（參考資料：《唐律疏議》、《大清律例》、《元史･刑法志》、《客窗閒話》、《明律》、吳岳〈拐賣人口 古時刑律嚴懲不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