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馬思聰遭受共產黨迫害，這是人類音樂史上最黑暗的音符。（圖片來源：Adobe Stock）
按：馬思聰愛共產黨，共產黨卻不愛他，投入共產黨懷抱，換來「打倒吸血鬼馬思聰」！這是人類音樂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每天早晚被強迫集體唱《牛鬼蛇神隊隊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實交代死路一條，死路一條。」
音樂界對此評論：這是音樂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
第1節 馬思聰愛共黨
馬思聰（1912.5.7－1987.5.20），廣東海豐人。是中外聞名的音樂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曾以《思鄉曲》牽動著無數海外赤子之心。
馬思聰的父親馬育杭同廣東的風雲人物陳炯明是總角之交，後來當上了廣東省的財政廳長，這才得以維持9個兒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馬思聰的父母都不懂音樂，但廣東的戲劇之鄉所獨有的地方戲劇音樂深深地影響著童年的馬思聰。1923年，11歲的馬思聰終於隨大哥來到法國學習音樂。1928年，16歲的馬思聰以優異成績，正式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班，成為中國也是亞洲第一個考入這座高等學府的黃種人。1929年初，馬思聰因家境突變回國。1929.2.7回國途中在臺北小提琴演奏，被譽為「音樂神童」。1930年，廣東省政府官費資助，馬思聰再次赴法留學，向畢能蓬（Binembaum）學作曲。1932年初，馬思聰回到中國，並同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結婚。1932年他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直至1937年。
1937年秋，應聘為中山大學音樂教授、講授音樂史、樂理和聲學等課程。馬思聰應聘國立中山大學時，中國已進入全面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他以音樂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之中，譜寫了約20首抗戰歌曲，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其《自由的號角》傳播到全國許多地方。他於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1940年，馬思聰教授去了重慶，他創辦一個國家級的中華交響樂團，任指揮，兼任協奏曲的小提琴獨奏家，他在重慶指揮獨奏過幾十個場次，蜚聲於大後方的中外愛樂者之間。
在馬思聰眼裡，音樂至上，人的官階高低的劃分在音樂面前沒有意義。在抗戰期間，蔣介石曾邀請馬思聰演奏小提琴。那時的人們還不瞭解小提琴演奏，以為像在劇院裡看平劇一樣隨意，可以邊聊天、吃著瓜子、邊欣賞演出。當馬先生看到臺下的人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等著他的演奏時，他離場了。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非常著急，跑到後臺勸馬思聰去演出，說蔣先生在等著呢。但是馬思聰就是不為所動。結果陳立夫不得不到蔣介石那裡告知原委。蔣立即下令讓大家停止吃東西和說話，安靜下來，然後馬先生才出來從容演奏。
1941年他飛到香港，用他的琴聲和樂曲，征服了香港熱情的聽眾。1946年他飛到上海，建立了上海音樂家協會。1946年11月，馬思聰到上海，與喬冠華、龔澎會面。然後又回廣州，到中山大學執教。
1948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到馬思聰的住所，以漢語拜訪馬思聰先生。大使直言不諱地說：中國要落在共產黨之手了，共產黨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貝多芬、莫扎特；美國政府盛情邀請馬思聰先生到美國大學任教；五線譜是世界語言，希望能在美國聽到馬先生的琴聲。馬思聰謝絕。數日後，一位西裝革履的美國人來到馬家，遞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紐頓）。紐頓說，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託，已為馬思聰先生聯繫好了在美國工作的大學，聘請他當音樂教授，此次來訪是請馬思聰定時間，以便他去預訂馬思聰和全家人飛往美國的機票。紐頓的結局和司徒雷登一樣，在被馬思聰拒絕。
1949年4月，在香港地下黨的安排下，不願去臺灣的馬思聰與金仲華、歐陽予倩等100多位「愛國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船經煙臺抵達北平。7月，馬思聰被選為全國音協副主席。9月，作為全國文聯代表，馬思聰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任籌備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組顧問。10月1日，出席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馬思聰譜就《歡喜組曲》。12月18日，馬思聰隨周恩來出訪蘇聯歸來，即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年37歲。此後，馬思聰是中南海常客。國家領導人宴請國賓，常請馬思聰即席演奏。
1952年，馬思聰「隔牆聽音」，錄取15歲的林耀基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學習。兩年後，錄取13歲的盛中國進校，並親自點派兩人赴蘇聯深造。1955年，馬思聰赴波蘭，擔任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中國派出的選手傅聰同行。十多天相處，馬思聰給予傅聰「改進意見」。國際比賽眾星璀璨，傅聰脫穎而出，奪得最高的「馬茹卡舞曲獎」。1958年，馬思聰任柴可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國際比賽評委，攜弟子劉詩昆到莫斯科。賽前，馬思聰對劉詩昆說：手指觸鍵要更短促、更有力，「錘子擊鐘後不立刻離開就把音捂死了，音會發悶」。在比賽中，劉詩昆獲得第二名。
第2節 共黨卻不愛馬思聰
然而，馬思聰也漸感困惑。
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撰文對某交響作品進行探討，被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押送至北大荒勞改；並號召對賀綠汀展開「深刻揭發和尖銳批判」。隨著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音樂界寬鬆自由的氛圍，漸被橫掃殆盡。馬思聰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導學生只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現了這樣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劫難，知識份子首當其衝。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一學生神色慌張地來到馬思聰院長家中，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習小提琴是迷戀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師學琴了。6月，馬思聰受到大學生高呼著口號的狂暴圍攻：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學生們給馬思聰一大捆書寫好的大字報，命令他張貼在家中，認真閱讀，觸及靈魂。馬思聰目瞪口呆，一動不動，一切似在惡夢之中。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馬思聰是他們中的一員。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黨言行」。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面對面的批判。馬思聰回憶說：「剛進大門，就看見一大堆人，把我們從卡車上推下來。我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就不知道誰把一桶漿糊扣在我頭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貼大字報，還給我戴了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著『牛鬼蛇神』。脖子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著『馬思聰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在後面添了一塊小牌，上面寫著『吸血鬼』。然後，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銅臉盆──『喪鐘』，讓我們敲。在（中央音樂學員黨委書記）趙楓的高帽上，寫著『黑幫頭子』幾個字。還給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襖。給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反穿羊皮襖，這也是紅衛兵的創舉。這是侮辱知識份子是『披著羊皮的狼』。北京的8月，天氣酷熱，氣溫起碼在攝氏38度以上。老專家身上披著羊皮襖，顯然是一種酷刑和折磨。這些圍攻我們的人就如同瘋子一樣，他們趕著我們在全院遊街，高呼口號，一路上他們連推帶搡，還往我們身上吐口水。」學生們讓馬思聰手拿一只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邊敲邊走，說這是「敲響了資產階級的喪鐘」。在任何時候，只要紅衛兵「高興」，就可以命令馬思聰們低頭，叫他們在地上爬行。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著承認自己有罪的歌。小將們可以隨心所欲的讓馬思聰等人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
馬思聰還被紅衛兵用有釘子的鞋子猛打，被強迫吃草，被逼著喝過痰盂水……音樂學院黨委書記趙楓回憶說：「夏天，（造反派）叫我們在校園裡拔草。我跟馬思聰在一起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馬思聰苦苦哀求也沒用，被逼著吃了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著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1985年2月20日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採訪的時候回顧說：「那時，爸爸被抓走，剃光了頭髮，臉上塗了墨，全身貼滿了大字報，被打得遍體鱗傷，身心遭到極大摧殘。作為一個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識份子，實在忍受不了這種人格上的侮辱……」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常常冒著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
第3節 適彼樂土
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把寫有打倒馬思聰的大標語，貼滿門窗和圍牆，大門口只留下一個一米高的（狗）洞口。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並且責令馬思聰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掃街道，每天寫一份揭發馬思聰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實，死路一條」。馬夫人王慕理被迫鑽進雞舍躲避，還被紅衛兵從雞舍裡搜出來進行批鬥。在這種情況下，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王志理；兒子馬如龍逃到廣州，依托舅父王友剛（牙科醫師）為生。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聞訊後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繼而又從賈俊山那裡得知馬思聰有自殺的可能，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託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這年9月底，王慕理、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見馬思聰一面。由於那時「黑幫」都不准回家，沒有成功，只通過賈俊山瞭解了一些情況，便匆匆回到廣州。王慕理通過兩個弟弟的關係，找到了一位粵劇演員和她的丈夫（一家機械廠的工人），他們很同情馬思聰的處境，便自告奮勇，為馬思聰全家出走做了準備。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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