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凌晨，溫家寶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身分，陪同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勸慰學生停止絕食。（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趙紫陽逝世超過十週年了。人們愛說「一個人逝去，一個時代結束」那一類的話，我覺得，只有趙紫陽配得上這句話，這也令我想起一些懸而未決的話題，值得再議。
「六四」是一個雙輸的結局，八十年代的改革勢頭，一敗塗地；更糟的是，中國二十五年大倒退，貧富迸裂，山河破碎，人們會問，這個最壞的結局難道不能避免嗎？
學生絕食和趙戈會的「拋鄧說」，是當年的兩大關鍵。趙紫陽說出「最後決策人是小平同志」，在民情洶洶的當下，無疑坐實了鄧小平「垂簾聽政」的大忌，導致情勢急轉直下。二十年後，有論者評說趙的拋鄧，乃「畫蛇添足，一言喪邦」。
趙紫陽事後稱他「始料不及」；在留下的「錄音談話」中，也未對後世交代清楚這樁公案，可知他忌諱、顧慮甚重。我們不知道，這個懸案，今後將會以怎樣的面目獲得澄清？
趙紫陽成功機率渺茫
二○○七年初，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在香港出版，立刻上了香港暢銷書頭名。爭鳴雜誌刊文稱趙家後代及趙的一些秘書並不贊成發表此書。
趙談到天安門學潮。五･四亞銀講話後，七所大學復課，形勢已緩和，這時何東昌卻放話說趙講話跟「四二六社論」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趙紫陽在談話中說：「由此學生就越發有顧慮，要求對『四二六社論』有個說法，而那邊一些人則堅持『四二六社論』不能退，並還蒐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裡送，還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搞兩面挑。而我和學生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這邊愈要求對『四二六社論』有說法、對政府施加壓力，鄧的那邊決心也越來越大；學生鬧得越厲害，李鵬、北京市委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場歷史大波瀾的漩渦、風眼、關鍵細節，一個低劣格局的政治運作的奧秘。它也令人聯想起晚清，光緒下了秘詔給譚嗣同，後者卻去找了袁世凱，於是帝制維新的契機喪失，王朝崩潰，軍閥坐大，社會解體，又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鋪墊。
一個偶然的因素，某個人的選擇、錯失、性格毛病等，導致了長久的歷史走向，其背後的制約因素，則是極為淺顯的。顢頇的歷史怪獸哪裡會有什麼規律可尋？不過是無數人的偶然行為的一個綜合結果而已——前現代社會的結構，沒有橫向聯繫，特別是其權力結構中，上層與下層更無聯繫渠道，所以權力頂峰即使存在所謂「改革者」，其成功的機率也很渺茫，毋寧只是運氣和賭博。
假如趙紫陽贏了
趙紫陽如果當年振臂一呼，會不會是另一個葉利欽？葉氏當政九年，搞私有化賤賣國產，兩年裡製造出二十七個十億美元的富豪，而全國民不聊生，人口持續下降。後來葉利欽選普京接班，重拾「大俄羅斯主義」（一如今日中共的「愛國主義」），繼續跟歐美搞冷戰。實際上，歷史背後的制約因素，即俄國的落後社會諸因素，蘇聯七十年暴政的後果，均要浮現出來的。共產社會轉型，也不是一場可以人為設計的工程，同樣無法靠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負」取勝，毋寧依然是一場人吃人的遊戲而已。以共產社會之粗糙、野蠻、低級程度，經濟組織之簡陋、人性之低劣，種種配合條件之不具備，去走資本原始積累道路，只怕是比十八世紀更血腥——這後來由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完全驗證了。
鄧氏改革因其不過是要「改革」前面的一場毛式烏托邦試驗，而不免仍舊是一場試驗。這場實驗原本就是一場共產黨保江山的政治賭博，其前提是沒有所謂「民眾意願」的，其衡量標準也只有一個，看它能不能奏效，指標只有一個：經濟起飛，它弄成了就是它贏了，別人也是無話可說。
趙不下臺的話，由他來主持後來的所謂「改革」「起飛」，是不是會不一樣呢？這種預設雖然沒有意義，但社會的制約是同樣的，換了誰來做，大概結果不會大不一樣。從他的晚年談話來看，對於「把魚湯重新變成魚」，他似乎也只有「市場經濟」一個思路，而對其血腥也並無想像力。大概共產黨人的理念以反私有制為圭臬，要他們「變通」出市場概念來是不可能的，一如不是共產黨人的張五常，日後替江澤民設計「市場經濟」，雖也藉助趙紫陽的理念，卻是徹頭徹尾的血腥的「羊毛吃人」。
趙紫陽的突破
趙紫陽的光彩，是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記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趙紫陽拒絕認錯的更大意義，很少有人論及，此意義在於，他突破了共產黨紀律的約束。
中共這種「列寧式政黨」的特色，是「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一個領袖集團」，這要靠所謂「黨的紀律」來保障，黨員服從「紀律」，乃是「黨的生命」，也是這架機器的運作機制。所以，周恩來說過一句經典名言：「你可以犯政治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
我們可以比較兩個人：趙紫陽和萬里。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幾乎是八十年代的一個傳世佳話。
但是後來所發生的，卻是一個「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的故事。
萬里曾被趙紫陽反反覆覆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在八九學潮中，萬里也曾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後來萬里被軟禁，他的嘗試被鄧小平輕易擺平。
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另一個傳說，在家中，萬里的子孫兩代人，站成一個圓圈，齊刷刷朝老爺子跪下懇求：您一旦站出來，我們所有人的前程全都完了！
趙紫陽與《河殤》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這是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並未覺察到的。
趙紫陽在錄音帶裡說：「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一九八八年十月，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畫公布架構重組。但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那次事件之後，葉選寧（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著他面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持製作《河殤》的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
我們要問，一九八八年左右，所謂「八大老」為什麼要在「倒胡」之後，緊接著就「倒趙」？「六四」這場衝突，有一個早就被人們忘懷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
「倒趙」是一個典型的陰謀。起初，趙紫陽阻擋王震攻擊《河殤》，僅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舊路上去；但當王震進一步莫須有地指控「鮑彤支持製作《河殤》」，就是為了構陷趙紫陽支持「自由化」——別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縱容自由化」而下臺的。由此，老人幫也終於找到了顛覆趙紫陽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風雲一起，李鵬便乘勢扳倒趙紫陽，是注定的。
「天下黃河幾十幾道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