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真抗日？（網絡圖片）
1、人民英雄紀念碑上，抗日戰爭，一個字也沒有。
2、紅色英模榜上，抗日英雄，一個人也沒有。
3、中共史書，全面記錄抗日戰爭的，一本也沒有。
4、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內容真實全面的抗日紀念館，一座也沒有。
5、中共長期隱瞞抗日戰果，特別是殲滅日軍的人數，一個數字也沒有透露（國軍殲滅31萬8千333人，共軍殲滅851人，後者不到千分之二點七）。
6、中共抗日期間的真實方針（即「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擴大地盤，十分宣傳」），一句也沒有對外聲張。
7、中共對日寇侵華給中國所造成的損失，一次也沒有清算過（毛澤東反而感謝皇軍，說其幫助中共打敗了國民黨）。
8、中共對戰爭賠款，一分錢也沒有要過。
9、中共對抗日烈士家屬子女的撫恤，一點兒也沒有給過（反而在三年內戰和鎮反等運動中，將他們消滅和殘害）。
10、中共自吹它「領導了抗日八年多」，真憑實據，一樣也沒有。
11、抗戰期間，中共對「爭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領導權」口號的呼喊，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毛選》可證）。
12、中共最高頭目對抗日前線，一次也沒有傍過邊。
13、自封的「抗日司令部」延安，日本飛機，一次也沒有轟炸過。
14、自詡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共，對於侵華日軍之洪峰，一回也沒有正面應對過（當時高唱的就是「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消滅淨」）。
15、共軍戰爭史冊上，抗日大戰役，一場也沒有（主要有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百團大戰」是彭德懷的「反黨罪行」）。
16、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所謂反日愛國學生運動，在侵華日軍佔領區，一次也沒有（而只有在國統區，才有中共利用和煽動的要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抗日的學生運動）。
17、中共新四軍，一個日本鬼子也沒有打過（即使為之抹粉的樣板戲《沙家濱》所表演出來的，打的也是「抗日忠義救國軍」）。
18、中共偽政府對抗日財政稅收，一文也沒有繳納（反而無恥地伸手向中央政府索取）。
中共打國軍不打日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和中共還有些忌憚，不敢公開的不抗日，甚至還局部的參加了抗日，那麼，隨著中共發展到50萬人馬，抗日戰爭進入1939年的艱苦相持階段時，中共的真面目開始暴露出來：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中共宣傳的新四軍的所謂著名的韋崗戰役、黃橋戰役，即所謂的七戰七捷，以及西路戰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內戰，全部打的是國民黨正在抗日的「頑固派」。如中共廣為宣傳的「皖南事變」的真相就是中共軍隊改編成的新四軍，不聽從國民黨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直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國民黨臺兒莊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造成被圍殲的悲劇。當年的《大公報》的報導就道出了真相。
遠藤教授：中共與日軍暗中勾結
除此而外，中共還通過日本佔領者向敵佔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更為惡劣的是，中共與日軍暗中勾結，出賣國民黨的軍情，也就是通敵賣國。
美國之音在《惡謀（中）：誰背叛了中華民族？重慶轟炸與紅色間諜》視頻，透露了不少內情，具體如下：
一、日本東京大學遠藤譽教授在臺北找到了毛對八路軍的秘密指示。毛在裡面提到：「中日之戰對共產黨來說，是個絕好的機會。」
二、遠藤教授在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資料中發現了中共特務頭目潘漢年向日軍提供的情報《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其目地是為了取得日軍的信任。其後，潘漢年向日軍提出中共和日軍的停戰問題。
三、遠藤教授找到了毛給潘漢年直接下與日軍勾結指令的證據。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裡明確有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有一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一個特別任務。此外，《年譜》裡有30多處毛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
四、遠藤教授研究證實，潘漢年曾多次向日軍出賣國民黨的戰略情報。至於針對蔣介石的多次「斬首行動」的相關情報是否就是由中共提供的，還有待研究，但以中共在重慶的地下勢力，獲取情報也不是難事。
五、遠藤教授認為潘漢年通日不可能是個人行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中共建政後，毛要盡快將潘漢年以及相關知曉內情者一一關進監獄或處死。
而另外可以佐證中共與日本勾結的是，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的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同樣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
於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只是因為抗日戰爭提早的結束，中共與日本勾結以及進一步締結條約的可能性才終止，但中共通敵賣國的罪惡卻在歷史上無法抹去。
中共假借抗日之名壯大自己
不抗日的中共，還利用國民政府抗日，無暇剿共的大好時機，繼續發展壯大自己。他們種鴉片，並用賣鴉片換來的錢買武器去打抗日的國民黨；他們亦派出了大量人馬到國統區去，一方面埋伏下來，等待時機，一方面製造混亂，給國民黨製造麻煩；他們還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確立了毛的思想統治和獨裁地位……
根據辛灝年先生的研究，1936年底，中共紅軍僅存不足2萬人馬，其勢力亦不足三縣之地。全面抗戰後至1937年，中共因靠抗日招兵買馬和向國民黨索要軍費，已經擁有十萬軍隊，佔地35,000平方公里，控制人口150萬。此後至1943年，在敵後共一億八千三百萬的總人口中，中共已經能夠控制擁有五千四百萬人口的根據地。至1945年，中共已經在全國建立了16個根據地，其中5個有各級政權，8個有行政委員會，3個為軍事區域，中共黨員已達120萬人，其軍隊也已達120萬，所控制人口已達一億以上。
與1936年的中共相比，僅在軍力上便是八年前的60倍；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傷亡了數百萬官兵、陣亡了二百餘位將官的國民黨軍隊相比，其反差之大，足以令人觸目而驚心。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要說，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戰」之中，才「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