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張春橋、江青、周恩來、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等「文革」新貴們合影。（網絡圖片）
文革期間沒有貪污腐敗？毛澤東與「四人幫」的物質生活是否很簡樸？毛左與小粉紅們為了給文革翻案，一直都在竭力美化文革。而為了美化文革，他們一直在宣揚一個觀點，就是「文革沒有貪污腐敗」。這種觀點對那些不瞭解文革真相，同時又對改革開放時代中共的貪腐極度反感的人中可以說很有市場。
那麼文革到底有沒有貪腐呢？答案是肯定的。文革不但有貪污腐敗，而且貪污腐敗也很嚴重，尤以「文革」新貴為代表。他們掌權後享受著新的特權，其腐敗程度絲毫不亞於今天的江澤民、曾慶紅以及徐才厚、劉鐵男、賴小民之流，只是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同，特別是因為當時搞的是計畫經濟和公有制經濟，使得那時的貪污腐敗與改革開放時代的貪污腐敗有著不同的特點罷了。
「文革」新貴們奢侈的物質生活
與其他常人一樣，文革的新貴們發跡後，首先考慮的就是住得好、吃得好。據有關資料揭露，王洪文先是得到康平路的一套四室公寓，後來又得到一幢三層洋樓，再後來又得到東湖路七號的一個大別墅，裡面包含游泳池、網球場，甚至他對這些都不滿意，想讓上海市革委會把東湖路電影院劃撥給他，作為私家影院（徐景賢：我所接觸的王洪文）。來到北京後，官方為他安排了釣魚臺16號樓，他嫌棄住的地方不夠寬敞，又讓人在郊區建了兩個別墅，光建築面積就分別達700平米和1700平米。
姚文元到北京後，一家五口住進了一個有60多間房子的四合院，後來嫌棄院子「狹小」，又搬進一個125間房子的大四合院（北京八中隔壁），為了迎接他搬家僅裝修就花了13萬多。1978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元，當時北京市戶均人口4.1人，每戶收入1500元左右，這就相當於當時北京市區87戶人家一年收入。而根據一些經濟學研究，「文革」中人民幣1元的購買力，相當於今天的100元左右，這些裝修費折合現在人民幣1300萬左右，放到當下也是令人咋舌。
林彪、康生這些「清心寡慾」、深居簡出的「老同志」，住宅規模也頗為可觀。林彪的毛家灣大宅面積1.7萬平方米，其中林彪私用建築面積2800平方米，加上「林辦」的辦公樓，建築面積達11,000多平方米。康生的竹園四合院，共有115間房子，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這裡本來是盛宣懷的府邸，上世紀五十年代董必武曾經住在這裡，他嫌棄這裡太大，短住一段時間就走了，但康生不嫌棄大，一住就是19年。改革開放後，因為這裡設施豪華、環境優美，一度成為接待外賓的場所，匈牙利總理、瑞典副首相等曾經在這裡下榻。
江青在飲食方面最為挑剔
在飲食方面，最挑剔的屬江青。據她的秘書楊銀祿回憶，她吃雞蛋只吃蛋清，不能有一點兒蛋黃，吃雛雞要半斤的，魚要掐頭去尾，螃蟹只吃公的不要母的，菠菜要做成菜泥，芹菜要抽掉筋，綠荳芽要掐掉頭和尾。江青還很注重保健品，她喜歡服用進口蛋白粉，價格達幾十美元，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長期在衛生和保健系統工作）的回憶，江青隨便一次索取的滋補品就要價格上萬元，都要有關部門從香港採購。
江青對茶飲保健也特別重視。她還曾心血來潮，想在釣魚臺親自種龍井，於是命令空軍派4架大型運輸機從浙江的杭州運來上好茶樹，冬天為茶樹搭上暖房，以防凍死，由於北方的氣溫低，不適宜茶樹的生長，不到一年，那些茶樹就枯萎了，她又叫空軍用飛機把這些茶樹運回杭州。
王洪文對吃喝也很講究。1975年他帶家人回上海小住，所用食材都要從各地運來最新鮮的，有南通的蛤蜊，寧波的青蟹，蘇州的石榴，還從廣州空運過來新鮮的菠蘿、香蕉等水果。王洪文還頗愛西餐，到北京後曾經專門從錦江飯店調去一名廚師做西餐，他最喜歡的有牛尾湯、焗牡蠣等菜。此外，王洪文非常喜歡茅台酒，甚至早餐都喝茅台。粉碎「四人幫」後，查抄王洪文辦公室的時候，中央警衛局工作人員發現裡面最顯眼是一個大酒櫃，櫃子裡放滿茅台酒和中華煙。
「文革」新貴們也很講究生活的「品味」
掌權不久後，貧苦出身的王洪文也講究起來，漸漸看不上國貨，上海外貿部門成了他的供給站，他先後派人從那裡取走的進口電視、手錶、菸酒、日用生活用品達50多萬元，就連釣魚竿和汽車喇叭也都非進口不用。按照現在的購買力，這些東西價值數千萬元，還不算是極度腐敗嗎？
藝術家出身，生活品味本來就很高的江青就更不必說了。她與21世紀的高收入女性一樣，喜歡巴黎的時尚用品，一套假髮就價值四千五百法郎。江青特別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電視上看到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漂亮，她後來就趁馬科斯夫人來華訪問之機，特意讓服裝研究部門為她仿製了一件黑色繡花連衣裙和一雙雲頭鞋。
江青特別注重水質。70年代她一度喜歡住在廣州，嫌棄下榻的別墅水不好喝，特意命令專門開鑿10公里管道，引來山泉水直接供應到她的樓上。她也喜歡白色沙灘，因為嫌棄廣州的沙子不好，便派人專門從海南運來白色的細沙。因為嫌棄吉姆車冷風不好，廣州有關部門一口氣為其採購了6輛奔馳。
江青最奢侈的愛好是攝影和看外國電影。大家都知道江青攝影藝術堪稱專業級別，但是為此不知花費了多少國庫經費。她使用的攝影器材都是國外進口的最頂尖級產品。僅記錄在案的，1972年一次從香港進口6萬米伊斯曼膠卷，就花了好幾百萬元。江青拍照的道具更是豐富多彩，1975年她為了去山西大寨拍照，特意從北京運去四匹馬，其他物品拉了好幾卡車。
「文革」時看外國電影，不像今天我們花幾十塊錢買張電影票就可以解決。那個時代，中國與外國文化隔絕，要看外國電影需要先支付進口版權。為了滿足江青的私慾，僅197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進口550部外國和香港電影，耗資達1500萬元。為了讓觀影效果更好，張春橋又讓人從國外花了100萬美元專門採購最先進的放映設備，這實質是價格高昂的文化「特供」。根據江青秘書的回憶，到晚上8時後，她經常約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到釣魚臺17號樓禮堂看電影，看外國原聲電影時，還要請外語翻譯過來，「一個偌大的禮堂，或是他們五六個人看，或是只有江青一個人看，在微弱的燈光下總是顯得空洞而幽深」。
「文革」新貴們也追求「雅貪」
像所有腐敗分子一樣，「文革」新貴們也追求「雅貪」——大肆佔有珍稀文物。江青先後94次從北京文物管理處，拿走古玩、字畫、金錶等1087件，古籍4600多冊。為這些文物她僅支付了20.64元，其中清宮的文房四寶象牙筆付了1分錢，墨錠付了2分錢。
頗有「文化底蘊」的康生更是在「文革」中「收穫滿滿」，掠奪的圖書達34,000多冊，古玩字畫印章等5500多件，其中含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孤本，還有很多周朝的青銅器。康生為了達到「合法」佔有，對一些重要文物都是以從文管處付款購買的形式獲得，宋拓漢石經，僅付10元；黃庭堅的《臘梅三詠》，僅付5元。康生還嫌棄文管處工作人員估價太高，指責他們「沒有無產階級感情」。
當時北京有很多收藏名家，康生對他們的藏品垂涎已久。「文革」爆發後，他唆使造反派以抄家為名盜竊他們的文物。康生曾在鄧拓家做客，賞玩過鄧拓收藏的善本書和字畫。鄧拓家被抄後，康生立即去文物庫房「淘寶」。傅惜華是文化界元老，著名藏書家。康生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康生侵佔的文物涉及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雲等96名知名人士以及25個單位。
就連最「清心寡慾」，對文化藝術不感興趣的林彪、葉群，也禁不住珍稀文物的誘惑，1968年至1971年間，先後上百次親自或派人從文物管理部門取走字畫1858件，其中一幅是褚遂良真跡，圖書5077冊，僅支付766元。此外，林家還從故宮「借」來1000多件上等的瑪瑙翡翠、象牙雕塑、瓷器、字畫等，密密麻麻堆在臥室裡，林彪晚年沒事的時候，在家裡最大的愛好是擺弄從故宮「借」來的精緻的八音盒。
林彪集團的「大老粗」們也收穫不少，根據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門統計，黃永勝拿走文物342件、圖書5702冊，吳法憲拿走文物151件、圖書620冊，李作鵬拿走文物579件、圖書1494冊，邱會作拿走文物188件、圖書1161冊。黃永勝夫人還從原廣州市市長朱光那裡騙取名人畫卷77軸、碑帖8冊、線裝古書3函另510冊，獻給葉群。
天下烏鴉一般黑
跟今天的貪官污吏一樣，「文革」新貴們不只在物質和生活上貪腐，還大搞裙帶關係，讓自己的權力利益最大化。康生的兒子張子石，「文革」中從青島市教育局長躥升至山東革委會常委，之後又擔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杭州市委第一書記。江青所欣賞的京劇演員於會泳、浩亮和劉慶棠都被火速提拔成為文化部長和副部長。王洪文當上中央副主席後，就通知王秀珍開名單，在中央要害部門安排人，他一口氣內定了18個副部級以上幹部，都是他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小兄弟。
可見，「文革」並不是沒有貪腐的烏托邦時代，「文革沒有貪污腐敗」完全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