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城市小區（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9月21日訊】他們爬出窗外，然後消失了
過去三個月我們度過了60年來最熱的夏天。
命真的是空調給的。空調是中國家庭佔有第二多的電器，僅次於彩電。在北京，平均每戶人家有兩臺。空調無處不在，但安裝、維修空調的工人卻始終在我們視線之外。
空調師傅有多危險？一家保險公司的數據是：賠付率過100%，這意味著賠本生意——「賣1個億，賠超過1億」；也意味著空調工人的事故率遠遠高於保險業的預期。
張家朗在一家保險公司負責家電工程保險項目。今年夏季，他的手機裡收到了100多條重大案件通報：維修空調從2樓墜亡、5樓維修空調不慎掉落、牽繩子時從6樓掉下、人和防盜網一同掉落、安裝調試空調時被電擊、安裝空調時心臟不舒服……
這些事故通報簡潔得觸目驚心，它意味著至少有100多個工人死在這個夏天。但這不是全部。業內類似的機構有四五家。還有更多的空調工人沒有購買保險，他們的死亡不會納入統計。
我們找到張家朗，也和五位空調師傅聊了聊，最後發現，空調工人最大的死亡威脅——高空墜亡，並不是一項技術上難以解決的問題。恰恰相反，只要系對了安全帶，花上一分鐘、花費一兩百塊錢，就可以避免幾乎所有的墜亡事故。
但仍然有大比例的人因此死掉了。它是一根安全帶的事兒，又不止是一根安全帶的事兒，它關乎每個社會角色，你、我、房地產開發商、空調廠商、經銷商，在多大程度上看見並尊重：工人的命也是命。
每天約有14位工人無法平安回家
大部分人不會意識到，當我們談到空調主機，它指的並非是挂於臥室牆上的內機，而是指安裝在牆外的外機——被稱為空調心臟的壓縮機在這裡工作，抽取、壓縮、驅動製冷劑。
這與我們對空調工人的印象相似：我們總在室內與工人接觸，熟悉他們如何將內機掛起，但他們爬出窗外後如何工作，我們不再留意，也因此想像不出高空作業所要面臨的安全風險。
2022年，山東濱州，一位空調工人將扁繩（由廢料製成）栓至腰部，帶外機出窗時，扁繩斷裂，他墜落身故。
2021年，安徽宿州，一位空調工人爬出8樓陽臺，站到空調室外機平台上勘查安裝環境。他扶了扶空調護欄，護欄鬆動，他不幸墜亡。
2020年，廣東佛山，一位空調工人爬出7樓窗外，往窗戶下方的牆上打空調支架。更換安全帶挂點的空檔，支架脫落，他和空調外機一起掉下。
……
張家朗在保險公司工作，過去這個夏天，他基本每天能收到微信群裡彈出的重大事故通報。他說，去年全年可能就200個事故，今年光旺季三個月就有100多個事故了。
死亡到他的面前變成了一行字，工作三年，他見過各種各樣的事故：有觸電的，有墜亡的，有被洪水沖走的；有搬東西坐下來休息，坐著就死掉的；有汗流到眼睛裡，擦了擦，就從九樓掉了下去的；還有個工人，盤坐在卡車後面的空調包裝盒上，老婆電話說兒子想爸爸，他站了起來，被限高桿撞飛，當場死亡。
有關空調安裝維修的總體數據，只能找到一項：2018年，中國家電服務維修協會保險專委會稱，每年中國有近億件空調安裝維修單，發生空調相關事故約5175起，其中死亡事故約362起，每天約有14位工人師傅無法平安回家。
這些事故集中發生在6月到9月——一年中，空調銷售的旺季，人們最需要空調的時刻。出事的工人多來自農村，絕大部分是男性，年齡在25歲到40歲之間。
許多情況下，家人們也不知道他們在城裡做的是怎樣一份工作。發生在城裡的事故，無論對城裡的人來說，還是對村裡的人來講，聽起來都像是遙遠的死訊。
高空墜亡佔比80%
以今年6月為例，張家朗接觸到的、不完整的重大事故說明如下：
1日，湖南，觸電身亡。
5日，遼寧，從5樓墜亡。
8日，廣西，從5樓墜亡（安全帶繫在防盜網上，人和防盜網一同掉落）。
10日，遼寧，安裝空調不舒服，送醫搶救無效死亡。
12日，河北，心臟不適，120抵達現場後死亡。
16日，湖南，從5樓墜亡。
18日，湖北，從6米處墜亡。
21日，江西，開電瓶車遭遇洪水，失聯。
24日，貴州，從六樓墜亡。
25日，重慶，墜亡。
25日，江蘇，死因不明。
26日，安徽，從7樓墜亡。
26日，湖北，從2樓墜亡。
……
13起死亡案例裡，墜亡佔9例。這與中國家電服務維修協會的統計數據相符，在重大傷亡事故中，高空墜落事故佔比高達80%。
不是高層，4樓及以下的樓層事故率最高。樓層越矮，工人越容易掉以輕心，在3樓及以下樓層作業時，有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帶。
周虎在北京修了12年空調。這三年，他身邊就發生了3起事故。一個從兩層樓掉下來，頭著地，摔死了；還有一個，安全帶的鎖扣開了，從六層樓掉下去，幸虧下面有個遮陽棚，棚子砸了個坑，人斷了根肋骨。
還有一個是他最要好的山東同事，2019年元旦，從十幾層樓摔下來。同事40多歲，沒成家，家裡邊還有一個老媽。
周虎說，「我們村兒的（人），經常說‘我跟你去一起干，帶帶我’，我基本上都直接回絕了，我自己都不敢保證我自己（不出事），我能敢保證他嗎。」
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周虎應該還得幹這行，在每個旺季掙夠三萬多塊，帶著錢回河北保定。三個孩子要養，他說，沒別的出路。
猝死在13起事故里佔了2例。
到了7月，猝死的事故又增加到7起。猝死的事故說明常被概括為「不舒服」。張家朗記得，3月份有位師傅猝死，死前有50分鐘不知道在幹什麼，保險公司懷疑師傅有騙保嫌疑，他有點生氣，「不舒服，躺著嘛，還能幹嘛？」
高溫，工人們熱得吃不下午飯，一個勁地灌冰可樂。可樂有飽腹感，一位工人說，早上起來倆雞蛋，一天全靠百事可樂、礦泉水、百事可樂、礦泉水頂著，可樂是他的命。一個月下來，他瘦了13斤。
下午2點左右是安裝工發生事故最多的時段。疲勞作業、身體犯困，對此，我有親身體會。
在南京，8月22日，42°C，我跟著趙師傅修了一天空調。下午2點，跟著他在3個小區修完3臺空調後，我在他的麵包車上睡去，眼睛簡直不能合上，上下眼皮接觸的瞬間，睡意就將我裹挾去另一個世界。
我無法想像，在一天內裝完16臺空調後（他的極限），疲勞該如何將那位喝可樂的工人佔為己有。
在3樓及以下樓層
95%的工人不系安全帶
在重大傷亡事故中佔比80%的高空墜亡，靠一根質量符合國標、價格不超過兩百的安全帶就能避免，但也是一根安全帶的事兒，解決起來卻困難重重。
工人為什麼不規範使用安全帶？空調品牌方覺得，這是售後管理問題。
在品牌方評選的模範網點那兒，管理工人的方式主要是罰款。南京一家2006年以來從未出過事故的美的網點表示，不系安全帶，罰款金額很大，工人的工資可能都不夠罰。網點鼓勵工人們互相舉報，發現同伴沒系安全帶，拍下照片，會獲得50塊錢的獎勵。
張家朗的同事拜訪廣西一家網點時，還看到公司文化牆上掛著工人的罰抄記錄：員工手冊，手抄五十遍。2019年，中央電視臺「3·15」晚會報導美的特約服務網點違規收費，自那以後，美的售後對工人的管理也更為嚴格。
但安全成本卻是由工人自己承擔。據《證券日報》報導，為了降低運營成本，家電企業將售後服務外包，已經是行業內的共識。在品牌廠商自建或以簽約方式指定的特約維修點之外，還存在著大量員工不足10人的作坊式企業。所有這些維修網點在安全上的投入標準不一，參差不齊。
許多網點不提供安全帶，讓師傅們自己去買。一條五點式安全帶，加上一根20米長的安全繩，價格在兩百上下，而安裝一臺空調，以南京為例，一位師傅能分到45塊錢的安裝費。
兩相對比，有的師傅們就跑拼多多上買個滌綸扁繩。扁繩通常用於捆綁貨物，便宜，20米7塊錢，但拉力會遠低於國標對安全繩拉力22kN的要求。
周虎在北京美的的一個網點，他告訴我，連帶有美的品牌標誌的短袖都得自己買。每年5月，他上網點報導，不簽合同，只用等保險生效，信息錄入美的通系統，就能開始接單。
在提到安全帶的選擇時，周虎說，他用的是三點式安全帶。三點式安全帶穿戴起來像套一件T恤，五點式安全帶還拴住腿部，穿戴起來更像穿連體服。
周虎說，五點式更安全，但卡扣太多，連穿帶脫耽誤時間，夏天單子太多，幹活特別著急，就想怎麼快怎麼來。一位因扁帶斷裂從8樓墜下的師傅事後說，他不使用五點式安全帶，原因是「不舒服、勒得慌」。
保險公司因而覺得，不系安全帶是安全意識問題。8月末，張家朗去武漢見了一對夫妻安裝工。夫妻倆用一根灰色繩子的兩端綁住各自的腰，等穿著三點式安全帶的丈夫爬出窗外，安全帶連著的安全繩也拽在妻子手裡。
公司的安全主管希望張家朗能拍攝他們，並糾正他們錯誤的作業方式。妻子解釋說，「我知道很危險，但這個繩子我抓在手裡，我更安心一點，大不了我們死一起了。」她覺得自己200多斤重，拉著繩子，丈夫也放心。
「本來這就是錯誤的行為，她還浪漫化了。」人拉人的危險之處在於，在墜落瞬間，70公斤的墜落者能產生約一噸左右的衝擊力。但張家朗也覺得情有可原，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安全教育，這是很樸素的一種情感。
十多年間，夫妻倆曾短暫加入過美的網點，但不自由、不賺錢，又出來單干，靠電話接單，坐公交車去裝空調。沒有人為他們買保險，他們自己也不，一旦發生意外，沒有人會對此負責。
一開始，張家朗以為安全教育是一件講道理的事，道理甚至非常簡單：為了自己的安全，為了家人的幸福，或者，命都沒有了，要錢有什麼意思呢？
但等他第一次去網點交流安全培訓，他就一下子認清了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安徽黃山的一個網點，一年死了兩個工人，一個觸電，另一個沒系安全帶、從一樓掉下來身故。他帶著安全素材去找網點老闆，老闆指了指對面的房子，「你看，一個空調機位都沒有，做安全培訓也沒什麼用的，該死的還是要死的。」
網點老闆指的是開發商的房屋設計問題。日本的空調外機基本裝在室內，懸掛式或落地式，掛在陽臺天花板上或放置於陽臺地面，避免了高空作業風險。
而直到2020年，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發布《建築外牆空調器室外機平臺技術規程》，才以行業標準的形式，規定空調器室外機平臺不宜設置在與陽臺、窗洞口或檢修門水平距離400mm以上的位置。
在北京市朝陽區，周虎負責方圓10公里左右的片區，其中就包括出了名難修的國美第一城、麗水嘉園和東區國際公寓。
國美第一城，空調室外機裝在上下兩層樓、兩個飄窗之間的凹口裡，凹口上下高度不超過60公分，周虎描述，「人出窗後得下去一米半，再窩進凹口裡，連手扒的地方都沒有，全憑著一根繩子。」
室外沒有預留可供安全操作的空調機位，室內也沒有可靠挂點。牢固挂點，指樓道裡的消防栓、金屬樓梯護欄、金屬水管或牆柱體等，顯然，並不是每個客戶家裡都能找到它們。許多師傅乾脆把安全繩繫在百葉窗或僅起美觀作用的空調護欄上，因此出了事故的不在少數。
如果時間寬裕，師傅們或許可以用20米的安全繩，將掛鉤系到樓道的消防栓上。但要裝的空調太多了，張家朗觀察說，工人不系安全帶和外賣小哥闖紅燈差不多。
大連的一位師傅在7月8日當天接到了50個安裝單，一組師傅裝一套空調最快也要40分鐘，一天卻只有24小時。下午，他從X樓摔下來，雙腿骨折。
去年6月23日下午3點，廣西的一個網點老闆在派工群裡派單，五臺空調，「死都要安裝，師傅在5點前聯繫。」當天，這位師傅在室內接室外工友的工具時，腳底打滑，從18樓墜亡。
基於高空作業的高危性質，2010年，國家安監總局將小型空調安裝、維修列入了特種作業範疇，作業人員需持高空作業證方可上崗作業。要拿到高空作業證，工人需要參加理論考試（100道題）和實踐測試（四個科目），交一千塊左右的報名費。
保險公司曾組織工人們考證，但工人們積極性不高，張家朗明白，刷題對工人們來說太痛苦了。
最後，這些具體的困難都被無視了，購買安全帶的經濟成本、旺季安裝維修的派工壓力、墜亡傷殘的責任……全部不由分說地轉移到了工人身上——為什麼不系安全帶？
時間長了，張家朗理解了工人們對安全培訓的反感。他們告訴張家朗，「你只知道讓我們注意安全，搞得好像是我們的錯一樣。」
給死亡定價
出了事故以後，網點老闆或許會立馬想起保險產品上的那句——「沒有工傷保險的時候，僱主險是企業唯一的工傷保障」，匆匆給保險公司打電話，請人來解決賠償事宜。
接到報案，保險公司便得派出理賠員去現場查勘定損，拍照、做筆錄，蒐集醫院的診斷報告、警方出具的死亡證明，核實保險責任。
查勘最難過的是什麼，張家朗說，是面對死者家屬，問家裡幾口人，幾個小孩，多少歲，方便計算賠償。
一個案子裡，丈夫安全帶脫落，從20樓掉到19樓，搶救無效死亡。理賠員向妻子瞭解情況：沒有結婚證，過日子，丈夫出來苦錢，也不知道丈夫做的是這個工作。最後理賠員找到村委會，讓開個夫妻關係證明，好把錢給到她。
張家朗描述，還有個師傅裝空調觸電，工作平臺是懸空的，為了防止他掉下去，搭檔就抱著他，等人來救援，最後那個師傅死在搭檔懷裡。做筆錄的時候，搭檔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兩夜沒睡，晚上吃飯，喝了點酒，開口了，說「我們都一起干了五六年了，晚上閉上眼睛都能看到他。」
張家朗第一次參與查勘是在兩年前，他跟著理賠員去北方某城，哥哥出8樓窗外裝空調外機，因支架斷裂不慎跌落，直接把站在陽臺裡的弟弟也拽了下來，雙雙墜亡。
兩兄弟住一起，老家在偏遠鄉村，周圍全是黃土，磚瓦平房，屋裡一件像樣的家電也沒有。事故發生第二天，張家朗和同事去見家屬，看見兩個女人在房裡哭。
兄弟倆幹的是私活，不是網點派單的活。保單明確規定，干私活，保險公司可以拒賠，但最後還是多少賠了50多萬。
案子乾淨利索，沒有異議：網點態度積極，家屬不哭不鬧。但孩子問，爸爸呢，爸爸去哪了？同事受不了了，就出去哭。
有時，站在公司的角度，查勘是有技巧的，同事對張家朗說：不能拖，拖下去各種要求都來了，一百萬不夠要二百萬，去安監（安全監管局）舉報你，去法院告你。他敢勸家屬拔管，「醒不過來那每天護理都是錢，保險才賠多少，夠幹嘛的。」
有時，良心上過不去，查勘又是有操作空間的。比如，某款非24小時的保單，只賠償工作期間發生的事故，但關於「工作期間」的定義是模棱兩可的。同事又問張家朗，他幫某些家屬頂格賠付，他是不是一個好人？
張家朗告訴我，他的查勘同事們都「活得很分裂」，他自己也終於無法面對一個個家庭的慘狀，今年不再出去跟隨查勘。
雖然這樣的例子不多，但如果賠償談得順利，案子一般四十分鐘就能處理完。僱主責任險與其他保險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保障的是老闆的利益，老闆賠多少錢給家屬，保險公司就賠多少給老闆。
賠付前，理賠員一般會讓家屬簽一個放棄起訴網點的聲明。網點老闆感謝保險公司幫他度過難關，先是送禮，再是錦旗一面接一面地遞。
旺季一來，大量的臨時工無證上崗，雇佣不具備高空作業資質的工人從事特種作業，因而發生重大責任傷亡事故的（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是可以追究僱主刑事責任的。張家朗說，「工人要是懂，完全可以告老闆，網點也就是不想讓安監知道，安監不知道，他們拿錢就能解決。」
出了事，賠錢，工人的命是有價格的。
未繳納工傷保險的背景下，勞動關係一經認定，用人單位需自行支付一次性工亡補助金94.8萬元，而購買一份按年賣的僱主責任險，價格在一千塊上下。
張家朗說，「都習慣了，哪有網點不死人的，老闆們這麼說。」
去年10月，發生在廣東的一起案子讓張家朗印象深刻。早上10點，一位空調工人爬出7樓窗戶，由於現場沒有任何空調機位，他踩在外機支架上。就在解開安全帶掛鉤，剛準備更換挂點的檔口，支架突然斷裂，人和空調外機一齊墜落。
事發後10分鐘，理賠員趕到現場，地上一灘血跡，屍體尚未被拉走，新來的安裝師傅已經接替了工作，將掉落的空調外機重新安裝回去。
「要趕時間，要確保工單完成。」張家朗理解，「但人是不是就像個耗材一樣？」
三年前，張家朗面試這家保險公司時，老闆解釋，保險是一個美好的行業，是所有人幫助所有人，它有公益屬性，是一項偉大的事業。每年正月，老闆們都去寺廟，為工人師傅們祈福。
張家朗確實被情懷所吸引，但漸漸地，他也意識到賣保險不是做慈善，首要目的還是賺錢。
因為工作需要，他時常得在新媒體平臺做安全宣傳。哪裡出了事故，他如實寫出，作為反面例子提醒工人注意安全，結果「格力、美的一個電話打過來，就讓我刪稿，（他們）不希望這些事故被社會知道。」也不能不刪，保險公司的大部分保單都是美的、格力在買，下了班，張家朗還要跟網點老闆、廠商高層應酬。
減損的口號是今年年初提出的——一個案子，本來要賠150萬，用各種理由最終賠下來50萬，這就算減損成功。每年，保險產品的設計方案都會更新，刪改、增減賠付條款，降低理賠率。
張家朗告訴我，去年公司全期賠付率過100%，等於每賣1個億的保險，就得賠出去1點幾億。用老闆的話來說，沒有辦法，不減損的話明年就倒閉了。
微信裡隨時彈出的死亡通報，曾讓張家朗低落過一段時間，但現在，「你要問我對這些死亡有什麼感覺。」他說，「我覺得我也麻木的。」
安裝費：90元與1萬元
理論上，空調安裝工的收入由三部分構成，安裝費、材料費加高空作業費。以南京為例，一臺空調的安裝費是90塊錢，由廠家出，兩位師傅平分。材料費裡，外機支架40元一副，銅管80元一米，打牆孔60元一個。
格力、美的的安裝服務收費標準裡有一項，4樓及以上安裝空調，工人還可以向客戶收取100元高空作業費。但很多師傅收不到這個錢，客戶會問，廠商說了免費安裝，為什麼還問我要錢？
2018年，央視《新聞1+1》報導了空調維修行業「無病造病」、「小病大修」、「亂收費用」等現象，白岩松評論道，「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家電維修業幾乎是可以公開營業的、但有准黑社會性質的行業。」
在抖音上，這句話引起了大量工人師傅的不滿。南京的維修工趙師傅也為自己不平，「材料（比如電容）本身的價格是很低的，但首先你要找到問題，其次你要能把它換上去，最後你還要管一年內保修，交通成本、時間成本……所有的風險都算在內的。」
趙師傅經常說「尊重」。2006年，他離開工地，進入空調維修行業，學習技術，為的是不做社會最底層。「現在也是底層。」他又補充說，「但起碼住的條件比工地好多了，有熱水，沒灰塵。」
07年，大年三十，他沒回湖北老家，留在南京給客戶修空調，他說，別人嘴裡對你表示感謝，其實心裡面很鄙視你。後來他就再也不在年三十接單了。
他不抽煙，也不會在六點以後接新客戶的單。原因乍一聽有些令人費解，他解釋說，非工作時間去客戶家裡，客戶對你不會特別尊重。
為了看起來專業，再熱的天，他也堅持穿長袖襯衫和西褲。他提醒我，跟著他修空調，要格外留意客戶聽到價格時的表情和反應，那個瞬間，他覺得最具有戲劇性，也最能表現出這份工作最具體的艱辛——不被客戶理解的艱辛。
師傅們也常常拿歐洲來對比。「界面新聞」報導，以德國為例，一臺製冷功率為3400瓦（約1.5匹）的空調，安裝費一般需要1500歐（約1萬人民幣）以上。
即便知曉道理如此，我也是在跟著趙師傅修了一天空調以後，才明白人工成本的含義。
趙師傅出工，習慣將安全繩拴在室內、空調內機的銅管上。銅管纏了扎帶，結實；繩子拐彎後，拉力能大幅減弱。踩空是家常便飯，所以鞋子得講究。趙師傅穿休閑皮鞋，軟底，淺口，硬底深口的，腳彎不過來。不能穿運動鞋，鞋帶長，鞋邊寬，踩窄地兒腳使不上力。
8月22日那天，早上九點出門，跑到第五家時，趙師傅的麵包車已經駛過南京四個區，跑了70多公里。
傍晚五點，我們拎著水管、5斤重的五點式安全帶、15米的安全繩、工具箱和一罐製冷劑爬上五樓。
他先是爬出窗戶，攀爬至窗戶側面、凹進牆內的室外機平臺，打開木質的百葉窗，斜坐在那兒，給室外機加了二十分鐘的氟。
然後，他回到室內，以同一站立姿勢，修了近一個小時銅管介面。在空調壞了的室內，僅僅是待在那兒，我都感到呼吸困難，汗流浹背，虛脫得如同剛跑完800米。我忍不住渴，下樓拿了兩次水。
我得承認，我是這個國家低人工成本的受益者，並且有被慣壞了的跡象。一年前的夏天，我在涼爽的空調房裡，請師傅上門看外機噪音問題，對他收了上門費而耿耿於懷。
「不錯的工作」
趙師傅今年37歲，住在南京理工大學附近的一個小區。一樓的院子裡堆滿了這個夏天回收來的二手空調、銅管和洗衣機，往裡走，他租下了兩室一廳，也住家，也做辦公室。
年初，趙師傅點蚊香，沒注意，火焰直接躥上了五樓，對著院子的牆熏得漆黑一片。所幸沒有人員受傷，他給樓上的鄰居們換了六臺空調，重新刷牆，賠了不少錢。但這場意外也讓趙師傅聲名遠揚，人人都知道了這裡還住了一個空調維修工，趙師傅的生意竟也跟著火起來。
六七月，趙師傅的公司接了714件維修單，掙了16萬。
趙師傅也吃過高空作業的苦。2015年冬天，他夜裡出28樓的高空修空調，飄窗底下的空調外機沒有固定，稍微一搬動，他就和空調外機一起，從28樓掉到了26樓。幸好繫了安全繩，沒出人命，但自己跟客戶都嚇了一大跳。
但即便如此，趙師傅依然認為維修空調是一份不錯的工作，事故率、死亡率起碼比卡車司機低。
在南京，我還見到了趙師傅的學徒小江和小胡。趙師傅成熟穩重，他們則更年輕，生命力蓬勃，有著不同於腦力勞動者的強健、質樸與勤懇。
25歲的小江這個夏天剛來，他評價眼下這份工作：有技術門檻，只要肯吃苦，就能在一個夏天掙完別人在廠裡一年掙的錢。更重要的是，自由。能出門，生活就不會像在老家開理髮店那年一樣，白天在一樓理髮，晚上睡在二樓，睜眼閉眼，恨不得24小時都在店裡，沒見過室外的陽光。
小胡，19歲，江蘇宿遷人，活潑、話密，喜歡說「反正我不怕」。今年夏天，他出了兩次事故，一次踩了釘在空心牆上的支架，從二樓摔下，萬幸是屁股先著地，另一次，踩到了空心磚，從三樓摔下，萬幸是抓住了欄杆。
「沒事。」他說，「反正我不怕。」
高空作業證，他們都沒有。說法不一，趙師傅說，農村長大，他從小比別人擅長攀爬。小胡告訴我，非要找的話，除了廠商售後，80%的人都沒證，不恐高，基本就能幹活。
從老家火鍋店辭職後，小胡來南京跟趙師傅學了一年技術，今年他開始單干，一天修八九臺空調，收入和師傅對半。
單獨高空作業容易出事，我問他，為什麼不找個人一塊出工，起碼有個照應？師傅今年沒招到多的學徒，他說，再找個人，收入還得再對半。
做學徒，包吃包住，淡季一個月拿3000塊的死工資，他通常打2000塊回家。哥哥三級殘疾，幹不了活；父親欠著外債，有案底，常年不著家，他必須對母親好點。
對於未來，小胡有非常清晰的規劃：每年夏天掙到6萬以上，六七年之內，在老家買一套房、一輛車。「到二十五六，我媽就該催婚了。」小胡說。
他對空調維修行業有自己的信心，「這個行業也不算夕陽行業，六七年還是能撐過去的，96年就開始有空調，那時候不也是挂壁式的嗎？」
再往後，他就不想幹這行了，他說，他還年輕，不想和他師傅一樣，把一輩子都搭在修空調這件事上。
趙師傅也有自己的夢。那天晚上九點收工，性格沉悶、不愛講話的趙師傅突然興致盎然，他告訴我，他希望能在南京做滴滴、貝殼那種模式的生意。
2020年，受疫情影響，公司資金週轉不過來，他把辛苦多年買下的房子賣了，把錢投在了搭建家電維修APP和微信小程序上。
臨走時，他站起身對我說，「這次和你聊天的身份是趙師傅，希望下次見面時我的身份是趙總。」
文中周虎、張家朗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