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要重用我這個「苦大仇深，根紅苗正」的三代窮人，把我送到中共市委幹訓班培訓學習。（網絡圖片）
舊愁添新愁，往事恨悠悠！說什麼「反壓迫，求解放」，「除剝削，爭自由」，六十年彈指一揮間，貪腐黑惡神州。爭鬥拚殺，你死我活，不堪回首。馬妖列鬼，斯魔毛怪，皆是吃人野獸。而今「共產天堂」安在？千年華夏，萬里赤縣，太多怨鬼冤囚。
2008年10月26日回故鄉的第二天，難友彭慕陶迫不及待地打來電話：鐵流，有個叫白竹筠的認識你，她是你們幹訓班的，也是移民美國回來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認識，她是二班的，不但認識，至今還說得出她的模樣，瘦精精的高挑個兒，一雙大眼睛，性格內向，不多言不多語，挺穩重，是不？彭由衷地誇我一句：你記憶真好！
不是我的記憶好，是那段生活太「精彩」。1951年中共執政伊始，需要大批管理城市的幹部，我是個剛參加工作不久的學徒娃娃，領導上為了要重用我這個「苦大仇深，根紅苗正」的三代窮人，把我從當時所在的一區工委送到中共市委幹訓班培訓學習。用組織部長馬識途先生的話說，就是要培養一批骨幹隊伍，充當「紅色政權」的各方要員。其真實目的所在，是要把一大批天真純潔，不諳世事的小青年，變成「無產階級專政」殺傷力最強的「炮彈」。我「有幸」被選中。
在我記憶裡，中共成都市委青年幹部培訓班校址設在西城吉祥街五號一座舊官僚的大公館內。這座大公館的主人，有人說是潘文華，有人說是田頌堯，其實是國民黨監察院院長戴季陶的。院子很大很氣派，由兩種不同風格的建築組成，左邊是歐式洋房，右邊是中式庭院。歐式洋房是一色的羅馬柱，落地的玻璃窗，陽光屋，樓頂花園，四周是茂密樹林，一派法國風光。中式這邊是古樸典雅的黑漆雙扇鐵皮包裹的大門，大門上釘著發亮的銅釘，門前有對大石獅，還有上馬凳、下馬石和拴馬的石環，大門後是彫花楠木屏風，穿過屏風兩側是廂房，正中是空曠的花園，然後是客廳、正房、後院、大花園。學員大多數是應屆畢業的高中生，他（她）們為了追求革命真理，建設新中國，獻身偉大的共產主義解放事業，紛紛放棄就讀大學和出國的機會，來到這裡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洗禮」。
這個培訓班有兩百多人，沒有黨員，團員也超不過二十人。我和其它七、八個人屬於調幹生（即已有工作單位，又稱帶薪培訓），分編為四個中隊十六個小隊（又稱學習小組）。每個小隊有十二、三人，設小隊長和學習組長各一人。小隊長管思想、管生活，組長管學習、管組織。幹部培訓班直接由中共成都市委辦公室領導（那時不叫廳，整個市委機關幹部不超過一百人）。我們每天早晨七點起床，用冷水洗臉、刷牙之後，拿上特製的小木凳，排列成三人縱隊，挺著胸、昂著頭，高聲歌唱著：「走，跟著毛澤東走！我們要的是民族的獨立，不能給美國當洋奴。走，跟著毛澤東走，我們要的是民主和自由，不能把生命當糞土。走，跟著毛澤東走！五萬萬個人，十萬萬隻手。走，走，走，跟著毛澤東走！」
歌聲嘹亮，情緒激越，唱得血管裡的血似乎要往外冒了，心裡充滿著榮譽感和勝利感。除此還唱《我們是民主青年》、《蔣介石的家譜翻開來》。穿街走巷，最後來到中共成都市委所在地多子巷，擠在一間鋪著紅地毯的很漂亮的大辦公室裡，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由艾思奇主講的《中國社會發展史》。學習的固定教材是三本書，陳伯達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人民公敵蔣介石》和胡喬木的《中國共產黨三十年》。
在培訓班裡不分等級，不分出身，也不論高低貴賤，大家都是革命同志，關係平等，親如兄妹。由於學員多是學生，幹訓班自始至終沉浸在活潑、愉快、輕鬆、樂觀的校園風氣之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綽號，綽號根據各人愛好、性格、長相來定。每天學習的上下午時間有半個小時的工間操，在這個時候大家就唱歌跳舞、做遊戲，諸如擊鼓傳花、丟手帕、瞎子捉跛子等。學習主要是聽廣播、聽報告、看書，除此就是討論，大家坐在矮板凳上談自己的心得體會，談得十分認真，就像西藏小喇嘛在辯論佛經。另外，每週還聽一次大報告。作報告的是市委幾名主要領導幹部，有組織部長馬識途，宣傳部長葉石，秘書長曹振之。馬識途胖胖的，看去像個大資本家，是地下黨的老黨員，曾經擔任過西南聯大第二黨支部書記，為了掩蓋身份冒充過香港豬鬃商人。秘書長曹振之矮矮的個子，腳短手短，戴副黑眼鏡，不苟言笑，一臉嚴肅，誰都怕他。宣傳部長葉石，一米八的身材，風度翩翩，講究修飾，滿口京腔，講話很有水平。大家崇拜他，特別是女同學。
他們三位都是一流的宣傳家，所作報告深入淺出，有理有據，使你不得不信服共產黨必勝的道理，國民黨必敗的原因，以及人類未來的社會一定是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培訓結束後，她分配到成都市工商局，很快加入共青團，送到省委黨校學習，並經領導指定為團支部書記，是重點提幹對象；我則去到風雷激盪的農村「打土豪，分田地」搞「土地改革」運動，從組員到工作組長及至科長、秘書、記者……一心撲在工作上，全身心地為「革命」奉獻，自此天各一方，再未見面。想不到六年後的1957年，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雙雙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三位為我們「洗腦」的報告人，在仕途上結局也不好，葉石和我們「殊途同歸」，曹振之名列「右傾分子」，馬識途後來是「劉鄧」在四川的「黑幹將」。歷史啊，你該怎麼評說？
五十七年，歷史長河的一瞬。在難友彭慕陶的安排下，三天後我們在金西路一家叫老虎灶的茶館見面了。昔日翩翩少年而今均己老態龍鐘，她身佝軀殘，步履維艱，要不是那雙大眼晴，簡直無法認出她就是當年舉止端莊，苗條俏麗的白姐。
萬語千言，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真是笑不出、哭不出，絲絲苦味在心頭。我們久久默默相視，都在追憶那段該懷念還是該詛咒的日子……她挺樂觀直白地先說開了：1957年我在報上看見你因寫文章成了「右派份子」，總對不上號，黃澤榮是大字不識幾個的學徒娃娃，怎麼會是「右派」？到後來我也成了「右派」，才明白這場運動的荒誕可笑。唉，在那個年代只有兩種人，卑賤者和卑鄙者。你不整人必然被人整，我們不當「右派」別人就當右派。不是我們壞，是這個制度壞。她又接著說，我看了很多「右派」寫的書和文章，但都缺乏反思，多是寫自已如何如何受難、受罪、受苦，卻沒有寫自巳如何如何去為這個制度做壞事。「反右鬥爭」前我們都是這個制度的擁護者、追隨者、執行者，都在為這個制度的鞏固建立打拼，實際上為自己也是為老百姓營造「監獄」，一座銅牆鐵壁的「監獄」！說得明白一點，你我不過是「權奴」而己，所以是「最卑賤的人」！
她接著說：在處分書上簽字那天，我沒有哭，但心裡在哭，我自已在問：這就是民主嗎？只能承認不敢有一點異議，連呻吟也不敢！就那麼幾條意見換來了二十多年的枷鎖……
她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由不得我驚呼地叫出：白姐，我同意你的觀點！她微微一笑，這笑既苦澀又辛酸，像柄利刃吱的一聲，劃破一堵美麗無比厚厚的裝飾得十分金碧輝煌的宮牆，頓使你從迷茫中有所醒悟，原來這堵塵封的宮牆內一片齷齪，一片骯髒，一片血腥，男盜女娼，你爭我奪，無所不有……
沉默好一陣後，她輕輕地一嘆說：1998年我去了美國，給臺灣、香港移民講起這些事，他（她）們都聽不懂，無論我怎樣花力氣解釋，還是聽不懂。他（她）們根本不相信為一句話和一篇文章，被整一、二十年，甚而坐監殺頭。後來我才鬧明白，這是兩個不同社會的觀念差異，別人是人性社會，在愛的陽光中長大；我們是專制社會，在仇的廝殺中求生。馬列主義是正教還是邪教，毛澤東是救星還是災星？經過五十年後的今天，我想給我的難友說幾句話，經過漫長的苦難，我們才深切地體會到，我們民族需要愛，不要再在仇恨中生存，要包容要寬厚，從心裡化解仇恨，大家都是骨肉同胞，為什麼要去爭爭鬥鬥，你殺我我殺你？結果五十多萬知識份子都匍匐屈膝在毛澤東的腳下，眾口同聲說：我有罪！我有罪！！我們不也幫了毛澤東的忙，造就他個人的極權統治。當然，他們有槍誰都怕死，不過我們得將歷史留給後輩，決不讓悲劇再重演，唯一的辦法就是愛！愛生活，愛生命，愛一切人。我身板骨由不得一震，心地一下光明了許多：似乎只有寬容、反思，才能治癒幾十年來毛澤東思想對我們心靈的毒害，才能根絕「暴力革命」對我們靈魂的污染，不然民族難以重生……
是夜難以入眠，決定再追訪她。一撥電話，她應允了，邀我前去。三天後又是一個愁雨壓地，秋寒襲卉的上午，我按時去了她的住地。她住在無電梯公寓的四樓，有心臟病，行動諸多不便。一杯淡淡的清茶，無聲勝有聲的靜坐，我們兩個老人又回到了少時中共市委幹訓班光怪陸離的生活……
幹訓斑學習的中心議題是：認清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把握人生革命命運。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是：從猿變人的氏族社會進入到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然後奴隸、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說，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順應歷史發展，勝利是必然的！國民黨蔣介石代表反動的封建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所以必然失敗垮臺。
在堅信革命必勝的前提下，再分為四個階段重點學習。第一階段，端正學習態度，提高認識，瞭解社會發展規律；第二階段，理論聯繫實際，揭發批判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罪惡；第三階段，告別舊世界，擁抱新中國，把以前有過的不好思想和行為，自覺地向黨和組織交代；第四階段，鞏固學習成績，自我檢查總結收穫。
第一階段學習輕鬆，沒有壓力，泛泛地談些認識上的問題，上下午工間操，快快活活跳舞、唱歌、做遊戲，不知人世間什麼叫憂，什麼叫愁，嘻嘻哈哈像群小麻雀。每天晚飯後，總是三三兩兩沿著吉祥街穿過馬正街，越過坍塌的城牆，漫無目的地在郊野走來走去，談天說地，互道人生理想，或圍坐在錦江河邊的草坪上，望著千里田疇，萬頃綠波，大有「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擊水三千里」的凌雲壯志。時而引引吭高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辛勞為民族，共產黨一心救中國！他指給人民的解放道路，他領導人民走向光明，他堅持抗戰八年多，他改善人民生活，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他實行民主好處多，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聲在草地上翻滾，歌聲在樹梢上蕩漾，歌聲伴著錦江潺潺流水，飄出很遠很遠。然而，歷史「回饋」給我們這些天真無邪的年輕人，偏偏是一場接一場的政治災難……
你又是怎麼成為「右派」的？我問。這是一個我對所有難友的共同提問，其實歷史早已作了回答：「革命需要右派！階級鬥爭需要右派！震懾人民，壓制不滿與反抗需要右派，不然何以叫『無產階級專政』？」雖然如此，我仍要這樣問，實際是填補一點心裡永遠逝不去的迷茫，就像海洛英癮客難解海洛英的迷茫一樣。
她靜靜地說：和你一樣，愛這個黨，愛這個領袖。可是這個黨、這個領袖需要在大小知識份子中抓「右派」，作為祭品鞏固統冶。我不明白怎麼就當了右派，成了敵人？我自信自已愛這個黨愛這個領袖，所以才在1962年向成都市檢察院投遞申訴要求「甄別」我1957年劃「右派」一事。檢察院沒有理睬我，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單位理我了，「打退右派份子白竹筠的猖狂進攻！」若干年後我想到當年的做法真可笑，就是這個整你的黨你還去哀求它，能有好果子吃嗎？
沉默，又一陣沉默。沉默後她起身拿出一個紙包，從裡面翻出一疊發黃的紙卷交給我。我展開一看，竟是她1967年寫給「中央文革」一封上萬言的「翻案書」。這「書」是用臘紙刻的，工整娟秀，一筆一劃，毫不馬虎，看得出主人的用心專注與希望。首頁的標題是：最高指示：「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接著又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正文是：控訴！控訴！！控訴！！！李廖死黨及其黑爪牙，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張人均、羅蓀、何旭東對我進行政治陷害的罪行！副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我整整十年。
這裡所指的李、廖，就是「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的「走資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張人均、羅蓀、何旭東，均為成都市工商局長、人事科長、計量所長等大小黨政負責人。她見我看得認真，忽然竊笑起來說：你看我愚蠢不愚蠢，都這個時候了還相信他們。唉，「右派」的悲劇就是愚蠢，直到今天可能還有這樣的人？找他們「平反」，找他們訴冤屈，希望他們發善心，這可能嗎？其實我們「右派」反什麼黨？反什麼社會主義？不就說了幾句真話、實話而已，活活被整了幾十年。我比你好，還沒有進去，僅作為一般右派處理，降兩級工資留機關工作，但運動一來就是鬥爭的「活靶子」。1960年就摘掉「帽子」，但仍是「摘帽右派」；1979年「改正」了，又成了「改正右派」，反正我們此生與「右派」脫不了干係……
我頻頻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見解，說：誰能平？誰又能平？
她不以為然地點拔道：平也好，不平也好，人家才不在乎哩！反正手中有權力、有軍隊、有監獄、有警察。唉，「解放」快六十年了，我常說把他們做的事放在桌上評一評，從批俞平伯《紅樓夢》，到「抓胡風」，從「鎮反」到「土改」，從「三反」到「五反」，以及「高饒事件」、「反右鬥爭」、「反右傾運動」，到「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六四」……哪一件是做對了的？哪一件是做錯了的？我可以和他們任何一級的領導，或幾十幾百幾千幾萬的人辯論，但條件是憲法要在黨的頭上。只要憲法在黨的頭上，我就是勝利者；如果憲法在黨的腳下，我只能認輸。這個「黨大」還是「法大」的根本問題不解決，有什麼值得說的？她的話平平和和，毫無個人激憤情感，只有大徹大悟的人才能如此深邃透明，深感自愧弗如。我放下手中那一疊發黃的材料，關切地問：這幾十年你是怎麼走出來的？
她淒然一笑，那笑的波紋使臉上皺折更深更深，似乎每一條逝不去的皺折都刻著「政治運動」留在人間的險惡。她沉靜了會兒，梳理出往事的思路，一字一句說：我沒有被打、被吊、被捆，但一直屈辱地生活。劃我「右派」時，我是個孕婦，每天離家上班，總擔心能不能回來？還有，只要共產黨一搞「運動」，我就是被打擊的對象。從1957年到1978年「改正」前，先後被批被鬥百次以上，從一個小姑娘鬥成一個老大姐，你說笑人不？好在鬥我的人私下對我特好，就是那些「積極份子」有時也送來一個關切的目光。再有我丈夫好，他雖是黨員，「組織」上多次動員和我離婚，可他一直堅守感情的底線，就是不離！要不那幾十年就悲慘……
社會還沒有死，公義還沒有死，民族還沒有死，人的良知還沒有死，要不誰挺得出來？一股秋風穿窗而過，沉悶的小屋頓覺清爽。她舒舒地吁口氣，是寬容還是寬恕，聽得她自個兒說：我信了上帝，上帝給了我很多很多的愛。女兒自幼聰明，讀書成續優秀，但上不了高中，初中畢業就去建築隊挖土石方，可一直堅持學英語，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第一個考上四川大學外語系，90年代初就和先生移民美國，總算能自由自在生活。
我為她慶幸，也為我們「57」罹難者慶幸，我們中不少人的兒女都是優秀的，不因父母所受災難而垂頭喪氣，正如我女兒說的：爸爸，你們一代太苦了，太不幸了！我去美國不是為了享受，是為了學會西方民主的普世價值觀，來改變我們這個封建專橫的國家……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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