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康生曾主動請纓為劉少奇編選集。（網絡圖片）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臺後，高級幹部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感到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澤東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轟大嗡皆流於形式，現在毛澤東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臺？
毛澤東的思路複雜多變
1970年，毛澤東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臺。（斯諾：《漫長的革命》，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2頁。）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他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他檢討後，他似乎寬諒了他，儘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澤東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澤東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做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他的一貫風格，（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49頁）這也是為何他會獨自一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澤東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志們很難猜度，只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上的講話記錄，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1833頁。）但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在這微妙敏感的時刻去影響他的決定。毛澤東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少奇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做」。（引自於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總第91期，第39、36頁。）
康生老奸巨猾首鼠兩端
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60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少奇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澤東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歷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