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時事評論家、自由專欄作家李怡（圖片來源：Yylamcat/Wikipedia/CC BY-SA 3.0）
李怡先生以87歲的高齡離開我們，凡認識他的人，無不扼腕長歎，惋惜不舍。他一生筆耕不輟，直到生命最後一刻，在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裡，他的思想影響了足足三代知識份子。
我覺得，如果以「黨國情懷」作為觀察點，李怡的一生經歷了三個階段：愛中共、愛中國；去中共、愛中國；（「去」，摒棄的意思，下同）；去中國、愛香港。
第一，愛中共、愛中國
李怡出身於一個「紅色家庭」，父親李化是著名電影攝製者，為中共組建了電影業的統戰組織「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華南影聯），叔叔李剛，亦是中共文化人，40年代奔赴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畢業，1949年之後官至文化局局長（副部長級別）。姑姐李麗蓮，早年奔赴中共根據地延安，嫁給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派來指導中共的代表李德（1900－1974）。李德是德國共產黨人，原名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1934年5月，李德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三人團的成員之一（另兩位是博古和周恩來）。1949年後，李麗蓮長期在全國婦聯國際聯絡部任副部長1。李怡這個家庭背景，加上他成長於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的大環境，解釋了李怡自少形成的「愛中共、愛中國」的思想特點。這個時期，從1970到1979年（筆者只從他辦《七十年代》開始算，不計他辦《伴侶》雜誌的時期）。
第二，去中共、愛中國
從1979年起，李怡開始與中共分道揚鑣。在辦《七十年代》期間他所看到的中共真實面目同他為中共撰寫宣傳文章產生嚴重的矛盾。這些矛盾挑戰他的良知，促使他必須要在個人前途（他當時在左派圈子裡地位日益提升）或者尊重事實尊重良知兩者之間作一選擇。他作出尊重真相的選擇，大膽地揭露了中共的陰暗面，甚至不惜得罪中共港澳工作的最高領導廖承志，結果遭到「掃地出門」的待遇。同時這也迫使他下決心「去中共」。雖然他毅然去共，對中共作出無情的批判，但內心深處仍然記掛中國，仍然熱愛中國這個國家。這個階段大概經歷了接近40年（從1979-2019），期間有約有20年是在繼續辦《七十年代》以及後來的《九十年代》（1979-1998），然後就是在《蘋果日報》寫文章。
第三，去中國、愛香港
從2015年開始，李怡連「中國」也摒棄了。李怡曾經說過，如果「必須按黨國意旨並違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話，那麼我寧可做一個人而不做中國人了」2。香港回歸25年，經歷了梁振英、林鄭月娥兩屆特首後，香港社會已經全面變質，政治上已經全面「大陸化」，已經到了一個「必須按黨國意旨並違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時候了，李怡就決心選擇「做人」而「不做中國人」。李怡「告別大中華」的契機，是由於他對泛民的看法有變，轉而支持本土。這個轉變使他與《蘋果》老闆黎智英產生嚴重分歧3，也使他與當時被香港社會視為打擊泛民最有力的黃毓民合流4。2019年之後，他徹底支持以勇武派為核心的年青抗爭者，成為他們景仰的導師。
我的這個「三階段」分析，既源於我對他近半個世紀的認識，也符合他對自己「三姓奴才」的謔稱5。本文將集中談他第一階段的狀況，一來他第二、三階段年代比較近，很多人都有認識，可從略；二來，深入瞭解他第一階段的情況就會對他後來的轉變倍感難得。
《七十年代》創刊的背景
《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圖片來源：程翔與《消失的檔案》提供）
李怡在他的回憶錄裡對《七十年代》創刊的背景，僅有簡單的介紹，沒有交代其背景，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七十年代》其實是中共香港工委宣傳部領導下的一份「灰線」刊物，絕非民間刊物。
眾所周知，中共在海外的工作，往往有「紅線」、「灰線」之分。「紅線」是指打正旗號中共的官方組織，而「灰線」則是刻意以中立、非政治化的面貌出現，從而能夠獲非政治化的群眾接受，但這些「灰線」組織，實際上都是由中共領導的機構。這種「紅線」、「灰線」的分野，存在於各行各業，在教育戰線，培僑是「紅校」而培元則是「灰校」，在新聞戰線，大公、文匯是「紅線」；晶、商則是「灰線」；在出版界，三聯、中華、商務是「紅線」，李怡所供職的上海書局是「灰線」，如此類推。《七十年代》就是一份灰線刊物，表面上它標榜客觀、中立；在文字和語言的使用上盡量不採用大陸政治術語，言論的尺度也遠比文匯、大公要寬闊得多，使讀者覺得它比較可親可信，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讀者。
李怡供職的上海書局是由星馬的愛國華僑陳岳書、王叔暘在1925年在馬來亞吉隆玻創立的，成立不久很快就同中共建立聯繫，根據陳岳書兒子陳蒙志的回憶，可以看出該書店同中共關係密切：書店成為掩護中共在南洋黨員胡愈之和王紀元的據點；抗日戰爭期間參與了中共營救文化人的工作；1941年與中共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合辦出版部，出版宣傳中共觀點的書籍；1947年在中共文化界統戰高手夏衍安排下，成立香港的上海書局，與接受中共統戰的文化界人士一道編寫一套適合海外使用的中文教科書，從此香港的上海書局就成為中共的外圍組織。這些事均可以從陳岳書兒子陳蒙志撰寫的回憶文章」6看到，文章並提及李怡就是他們培養出來的一個名家。所以上海書局是中共的外圍組織。
何以見得《七十年代》是一份共產黨辦的刊物？李怡說：「《七十年代》創立的時空，和特殊的財務與組織關係，使我能夠在權力邊緣走鋼線」7，這句「特殊的財務與組織關係」隱晦地說出該刊物的政治背景。此外，從李怡承認《七十年代》稿件要送審這點可以看出，他在回憶錄中他說了一句很無奈的話：「從1974年開始，左派領導忽然對我們不再視為外圍刊物，而是每期內容密切關注，要求在正式發行前先給他們審閱。中共領導不是我們的老闆，卻是政治的上級，上級要這麼做，也沒辦法8。到了最後中共要鎮壓該刊物時，他透露，1979年9月，他被新華社社長王匡召去新華社開會，他說：「那次見面，跟過去與李菊生社長、祁烽副社長的平和地聊天式談話不一樣，是十幾人在一個大客廳開會式座談。王匡講了一大堆廢話，主要就是說我們三篇社論不合適（指當年7、8、9三個月，李怡發表三篇社論，提及要在中共體制內維護新聞言論自由的問題）9。這個細節就說明當時的《七十年代》其實是一份黨辦的刊物，否則中共香港工委何來權力召開一個十幾人的會議來向李怡施加壓力？但他始終不願意坦誠地說出該雜誌其實就是共產黨辦的刊物。
中共在香港的文化領域（特別是在電影業）本來有相當深厚的基礎，無奈香港工委發動1967年暴動，把所有「灰線」組織都趕到反英鬥爭的第一線，從而暴露了自己潛伏在社會各個角落的貌似中立非政治化的組織。1967年暴動失敗後，中共亟須重建「灰線」力量，就在這個背景下，本身具有紅色家庭背景，而自身又在左派圈子裡漸露頭角的李怡就被認為是重振「灰線」刊物的適當人選。李怡說，當他向上海書局的老闆提出創辦《七十年代》雜誌時，老闆馬上同意，因為老闆明白當年中共需要一份「灰色」的刊物也。
備註：
1、《失敗者回憶錄》13：我的家世
2、《失敗者回憶錄》114：基本煩和霎眼族
3、《失敗者回憶錄》133：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4、李怡：《民主轉型中的黃毓民現象》，載《蘋果日報》26/12/2015
5、李怡「三姓奴才的心路歷程」載《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頁53
6、陳蒙志：「與上海書局有關的點點滴滴」
7、李怡「在權力的邊緣遊走」，載《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頁35
8、《失敗者回憶錄》72：無聊的極左干預
9、《失敗者回憶錄》85：「裂口的開始」）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