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頭的防疫督查員（圖片來源：Kevin Frayer）
【看中國2022年11月23日訊】中共20大之後，中共當局不僅繼續堅持動態清零，甚至進一步推行所謂「電子健康碼」，藉「健康/醫療」之名，開始建立全民電子醫療大資料庫，從目前「清零局部控制」走向未來「醫療全面控制」的狀態。實際上，清零已經證明不是針對病毒，而是監控韭菜百姓，電子碼也不是為了健康，而是監控人民的身體隱私。換言之，為了防止異議份子的反抗，封堵一般公民的批評與抱怨，以及確保中共宣稱的紅色江山「不變質、不變味、不變色」，在中國的數位監控技術已達到高智能、全滲透的狀態之下，中國將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society of panoramic-surveillance)。
社會控制：天羅地網、形影不離
歷年來，中共用於「維穩」的經費始終高居財政支出的第一位，顯示中共對內敵的防範勝於外患，對維穩的重視高於人民的溫飽。據統計，這項被中共以中性名詞稱之的「公共安全支出」(Public safety spending)，在2020年達到2100億美元，10年內增加了一倍多，比國防支出高出7%之多。另依據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2022年5月發布的估算，以每48小時接受一次核酸檢測的頻率計算，估計每年耗資可高達2.5兆元人民幣，顯示美名為「舉國之力」實則「揮霍財政」也要堅持維穩和防疫，是中共專政治理的最高原則。
以防疫人員皆非專業的公衛人員擔任，而是由當地政法委(公安與警察)負責管理就可證明，這種以天價(維穩)經費所支撐的清零政策，已不是科學的公共衛生行動，而是為了廣泛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擁有和裝置了高達1.76億顆的監控攝像頭，這些鏡頭佈滿在街角、巷口、公路、十字路口、公園、地鐵天花板、酒店大堂和公寓樓裡，有如天羅地網，形影不離。這億萬隻「黨的眼睛」，無時無刻記錄著人們的生活蹤跡與行動意圖，探索著人們的意識與靈魂。截至目前，中共當局已經能夠成熟而精確地運用手機掃瞄工具、人臉識別相機、指紋與視網膜辨識系統、機器人搜索DNA生物資料庫等等，追蹤人們的手機和電腦，記錄人們的購買行為和會面活動，緊盯人們線上聊天的話語，對人們的貼文進行政治判斷。
電子健康碼：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系統
跡象顯示，清零政策有可能逐漸進入尾聲，但清零可以緩解，監控不能放鬆；代之而起的是「全民電子健康碼」。2022年11月10日，中共《國家衛健委》宣布推行一項「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其內容包括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其操作方式是以居民身份證字號為「二維碼」(QR-Code)，也就是建立「一碼通用」的電子追蹤系統，預計在2025年組健完成所謂「全民健康信息平臺」。
依官方的宣布，這個臺平臺將採取：
「以統一權威的方式，將中國居民的健康檔案、電子病歷、人口訊息等個資寫入資料庫，與公立醫療機構互通，讓每個居民都有「功能完備的健康碼、和動態管理的電子健康檔案」。
以醫療為名的數位暴政
所謂「2025全民電子健康碼」，美其名為「推展的醫療數位化政策」，實際上是中共20大以後，由習近平親自部署的「數位極權主義的新暴政」，也就是從「清零局部封控」進一步走向「全社會極限封控」，一種「國家駭客行為」，一種「深控制、廣滲透」的極權暴政。實際上，所謂「電子健康碼」就是「電子鐐銬」，也就是以健康管理為由，實施全民的人身監控與隱私探密。至於所謂「電子健康碼」和「防疫健康碼」有什麼不同？雖然中共官方特意強調，「不能將2025電子健康碼和現在的防疫健康碼劃上等號」，但實際上，就是等號！因為兩個系統隨時可以連結，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實現連線和串通。
「生命政治」的中國實驗場
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在《法蘭西講座》中提出一個「生命政治學」(bio-politics)的觀點，就是國家以人口優化、醫療管理、疾病防治、病患隔離、生育計畫…..等等為理由，對個人生命，包括遺傳基因、種族類別、體能優劣等等生命特徵，乃至宗教信仰、性格取向、文化偏好等等社會特徵，進行一種微觀的、入侵的、無遮蔽的介入與操縱，藉此達到國家權力對「生命個體」滴水不露的滲透與控制，實現國家權力對人身的精準控制。福科的觀點揭示了權力如何管理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命題，亦即「生命」如何成為權力規訓(discipline)與「懲治」(punishment)的集中領域，個體如何成為政治施控(manipulation)與思想教化(cultivation)的對象。
這種生命管理包括對城市大型人口的宏觀配置(人口的解剖政治)以及對個人身體的微觀控制(身體的解剖政治)；在福科的脈絡中，「生命政治技術」尚且具有正向的功能，是一種國家運用訓練、教化、管理等等方式，培養健康、有用、具有生產力的「公民人口」。但是在中共的社會控制體制下，「生命管理」不是一個增進生命素質與優化人權的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城市)空間與(居民)身體如何納入黨國防疫策略與醫學干預的技術操作問題。未來這種「全民電子健康碼」就是一種「生命政治學」的運用，一種對個體的「生物性操縱」。在此意義上，個體生命只是一種「身體解剖學的存在物」，一個「醫療政治」的冰冷客體，沒有人性與人道存在的餘地。
一如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多(Roterto Esposito)在《生物：生命政治與哲學》中指出的，「生命管理」是把個體生命置入例外狀態、法律孤島、人道免除的狀態；這是一種主權政治對個體生命進行「政治玩弄」的骯髒遊戲，借由保護生命而摧毀生命。實際上，記錄在「電子健康碼」上的每個公民，看似以健康之名進行數據建檔，但是在「編號」與「姓名」之間，在冰冷的數據與鮮活的生命之間，具有一種「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辯證關係：一方面，居民以系統形式成為電子奴隸；一方面黨國以「法外主權」進行無縫統治，也就是黨國在管理「有生生命」之時將所有公民帶向「死亡生命」。
一個「中國牲人」的荒漠國度
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主權權力與裸命》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牲人》(Homo Sacer)的概念。「牲人」是指一個被詛咒的犧牲者，一種被挖空一切、赤裸一身的「裸命」(bare life)，一種被主權權力剝離身體權利並處於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的賤民，一種因為染疫(或原罪)而被視為純粹的生物體，一種「去主體化」(de-subjectification)的存在物。
阿甘本的其他著作，例如《奧斯威辛的殘餘者》(Remnants of Auschwitz)、《沒有目的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等等，完全適用於描寫和對應一個「中國特色的社會監控體制」。以長達三個月的「上海清零」為例，在鋪天蓋地的封城之中，上海完全失去了一個現代文明空間的優勢與特性，僅僅變成一個「營」(camp)，一個「全景監視」(panoptic)下的巨型監獄；至於「市民」則被假設為一個個病毒可能棲身、散播、惡化的「病體」，一個類似「牲人」概念下的「不潔之物」。實際上，在疫情爆發之際，法律就已預先對上海居民作了「有毒推定」，把上海市民生活界定為「有毒的先驗狀態」，失去作為公民而享有人權保護的資格(也就是牲人待遇)，成了黨國權力監控下的「中國牲人」。
中國式「楚門的世界」：從動態清零到全景監視
一般而言，個人的身體狀況與醫療記錄屬於個人的高度隱私，只有醫護專業人員在診療期間才能參考和運用，但是中共當局卻可以公然掌握全民的隱私，管控全民的「生物數據」。於是，「楚門的世界」這部原本屬虛構的科幻喜劇片，未來將成為中國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中被「體無完膚」的監視與操縱。
在「電子健康碼」施行之後，一個「全景式的監獄」(a prison of panopticon)將在中國出現。「全景監獄」(panopticon)是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所設計的一種新型監獄建築，採取360度環形監視的方式，對所有囚犯進行「動態監視」。於是，中國人民下載到手機上的電子健康碼，就會像一個「電子發射器」，國家則是「數據收集庫」，每個人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無論你做什麼事，都在國家的監視之下，並且永遠被記錄在國家的檔案資料庫之中。一旦「電子健康碼」通行以後，中國就會成為一個法治素質低落卻擁有高科技武器的警察國家，成為一個「全景監視社會」，一個有史以來最恐怖、最真實的數位極權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