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前，投奔延安中共，幻想「幹革命」的青年人。（網絡圖片）
歷史車輪碾過大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近七十幾年前參加中共，跟著「鬧革命」者以及那些革命者的家人「後悔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字。前陣子網路上有篇韋君宜的《思痛錄》，記述了當年的熱血青年吳英、丁汾到延安被嚴整的經歷 ；還看到署名介子平發表的《茶已涼》，文中提到傅作義長女傅冬菊、陳布雷小女陳鏈，都是明裡暗裡跟著中共「走上革命道路」。最終，她們都後悔走上了這條「革命之路」。
韋君宜的《思痛錄》
在中共獲得政權前，就已經有無數革命者後悔走上這個道路，而且有人當年就已控訴。儘管在其他回憶錄中我們已看到不少「革命吃掉自己的孩子」的現象，而韋君宜的《思痛錄》是她個人經歷，這樣，讓我們更真切地看到中共歷史是怎樣一種「豐富」的「革命歷程」。
《思痛錄》中有一章題目叫《「搶救失足者」》，即使今天讀來，也能感受到當年的慘烈：四川省委書記鄒鳳平被迫自殺，魯藝有一位藝術家全家自焚。有一時間段，彷彿延安到處是「特務」。
韋君宜女兒楊團在《〈思痛錄〉成書始末》一文中回憶：「父母告訴我：一九四三年在延安就有過那麼一次，毛主席說特務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結果成千的忠實的共產黨員都被打成特務。凡是從敵佔區來又坐過敵人監獄的，無一例外都是被敵人派進來的『紅旗』特務。」當時甚至還發明了一個帽子，叫「不自覺的特務」，把那些實在無「毛病」可挑的青年都歸入此類，甚至明知被審訊者不是「特務」，審訊者也會編造口供送上去。大約也正是這種荒謬之極的現象，讓一些天真純潔的革命青年受不了了，特別是一些背叛富人家庭跑到延安的青年更是後悔不已。
有一個叫吳英的，是從天津跟韋君宜一起出來幹革命，在延安見到韋君宜後，說起她在延安行政學院被禁閉，連上廁所都要排隊出來才行，說著說著，她忽然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裡來，早知這樣，我也絕不會來。」（17頁）這讓韋君宜感到很難堪，「實在使我這個『先覺分子』無言以對」。
還有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是外來知識青年，當時在綏德擔任區長，搶救運動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務，理由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之後，韋君宜去參加平反大會，只聽她站在臺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她竟然說道：「我真後悔當時為甚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17頁）可以想像，如果不是受了天大冤屈，又是在那樣一種環境下，她絕沒有如此說話的勇氣。當時一定是豁出去了。
韋君宜說她當時聽了這個叫丁汾的講的這些話，使她膽戰心驚，如冷水澆頭，「我倒是不怕她來殺我，殺共產黨，我知道她雖然說得狠，其實不會那樣做的。我們誰也不會那樣做。」作者氣的是中共當時「這樣『為叢驅雀』，硬把她驅趕到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裡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18頁）
作者這樣講，一點也不誇張。如果這個叫丁汾的女革命者能活到文革，如果人們又知道她當年曾說過那樣幾句話，即使不死，也要脫層皮。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不知有多少人背叛自己的家庭「奔赴延安」加入中共，如果沒有這眾多熱血青年的加入，中共奪得政權可就是未知數了。
作者之所以將書取名為《思痛錄》，想來，正說明作者的痛，鑽心的痛。而通讀增訂版，也可以一次又一次看到作者的痛裡包含著後悔，深深地後悔。
1949年之後，當年的熱血青年們歷經各種運動，被批被鬥。（網絡圖片）
介子平的《茶已涼》
從《思痛錄》中記述來看，延安的那些年就把人心搞亂、搞壞了，到了1949年之後非但沒有收斂」，反而一直把人心往邪路上引。
這些革命者熬到有自己參加的中共革命最終取得勝利後，包括對中共作出巨大貢獻的傅作義的女兒以及陳布雷的女兒仍不得安生。
《茶已涼》文中有幾個細節，估計傅冬菊後來每每想起都會做噩夢：1941年，傅作義長女傅冬菊在重慶南開中學加入中共外圍組織，1948年奉中共密令回北平看望父親。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過設在天津黃家花園的華北剿總辦事處，將傅作義的大量軍事情報秘傳中共，使這位軍事天才的戰場行動屢屢受挫。正是通過她，中共根據取得的傅作義兵力部署、戰略意圖等，適時掌握戰機，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所率部隊抑困華北。
傅作義被困其間，其「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自殺」，而此時，冷眼旁觀的寳貝女兒不但無動於衷、毫無罪惡感，且反而促其父親趕緊投降。秘密和談階段，她更是將父親每天的言談、神態、情緒變化等等細節記錄後上報組織。中共利用傅冬菊提供的情報，始終掌握著和談主動權。
單純女子，未諳世態，懷抱所謂信念，接受中共組織考驗，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傅冬菊被認為是平津戰役期間，最有價值的間諜。
然而，到了「文革」期間，傅冬菊作為「階級異己分子」遭受殘酷批鬥。期間，傅冬菊帶著孩子探望父親，傅作義沉默良久道：「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
傅冬菊晚景淒涼，病困交加，當年平津戰役時指使她的那些人，早已身居高位，卻也形同陌路，未有一人肯為之出面說話，直至臨終也不見誰來探視。1984年，人民日報記者金鳳曾對其言：「傅將軍的一生是很值得寫的……」她隨即打斷之：「茶已涼了，要不要我給你沖點熱水。」
而蔣介石幕僚陳布雷的小女陳璉，於重慶國立二中上學時，被中共發展為地下黨員。1947年，熱戀多年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陳璉夫婦，因秘密電臺被捕，又因陳布雷的關係被釋放。此事非同小可，甚至驚動了蔣介石，蔣命令陳「嚴加管教」之。自尊心極強的陳布雷，頓覺顏面丟盡，不久自殺身亡。
到了「反右」時，袁永熙打成右派，陳璉成「右派家屬」，子女成「右派子女」，為此她感慨道：「革命是多麼殘酷啊！同志一轉眼間會被當作敵人！」於是她毅然選擇了離婚絕路。「文革」爆發，陳璉即被定性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竭盡侮辱。1967年11月19日，她自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縱身跳下，竟也選擇了自殺的方式謝幕。
現在想想，這個中共組織不就是在一大群像吳英、丁汾、陳璉、傅冬菊這些所謂「有堅定信仰」的人維繫著一直走到今天的嗎？如果反右派運動或是文革之後，跟著中共「鬧革命」的人都覺悟了，至少都像韋君宜這樣覺悟了，這個中共組織還能支撐到現在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