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南海。（圖片來源：Getty Images图Getty Images）
1960年7月26日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牆外的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那天只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去，在接待室給她戴上手拷，做了簡單的詢問，口供筆錄如下：
問：你叫甚麼名字？哪裡人？甚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陽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來北京，有沒有單位證明信？
答：沒有，但我有工作證，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工廠去查對。
問：你的同夥呢？他們在哪裡？
答：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問：你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答：隨你們怎麼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甚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飢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一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1956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他們生活過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5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甚麼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三十幾口……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的席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呀，（嗚嗚嗚）……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辭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凶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裡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甚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凶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在中南海北門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鬧，戴著手銬還在地下打滾。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給她加上腳鐐，交北京市公安局收押。
大飢荒時期，家家戶戶充斥著一個個悲慘的故事。（網絡圖片）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中共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中央辦公廳留守人員不敢耽擱，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裡發生的事情。」
載有這份「口供筆錄」的會議簡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田家英沒有呈送毛澤東。那不是打他老人家的臉嗎？自有更「體己」的人拿給他看，並密奏劉少奇批發這份簡報是別有用心。1960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仍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萬噸鋼、6000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還不承認全國出現了大飢荒的事實。要不要改變「繼續躍進」的政策，毛澤東還在猶豫，這個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後，毛澤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游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職務。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休養思考一個時期。
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說服毛澤東，為一百多萬在反右傾運動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甄別平反，其中包括恢復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還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再不肯退讓，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面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只好在朱和毛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後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工作會議（1960年7月5日～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一臉病容，心情沈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麼大的飢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正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只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際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並再次提議正式通過黨內文件，在他養病期間，由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
彭德懷在文革被中共打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之首。（網絡圖片）
劉少奇在會議上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面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對飢荒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麼簡單。全黨同志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度過飢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毛澤東雖然暫時交出了黨的主席，但不交軍委主席，朱德一提為彭德懷平反，他就擺出一副決裂的架勢。因為彭德懷若是平反，恢復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職務，林彪就得交權。失去軍權，毛澤東就失去了反攻倒算的資本。毛澤東退居二線，並不是真心認錯，是迫於形勢不得已，所以留下一句話，三面紅旗還得堅持，這就給糾正空想社會主義的路線錯誤留下了不可超越的困難。
在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至險關絕地、山窮水盡的日子裡，在飢荒萬里、伏屍百萬的恐怖歲月，毛澤東浪跡於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裡，劉少奇等所採取的政策，舉其犖犖大端就是所謂「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些新政策一提出來，下面不敢貫徹，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又回來犯復辟倒退的錯誤」。包產到戶在劉少奇手裡到底沒有在全國實現。1960年3月30日到4月8日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會標還是「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萬歲！」兩千名來自全國各省的「人民代表」都奉命三不談：一不談糧食徵購任務過重；二不談農村缺糧；三不談餓死人。只准「暢談」所在省區的「大好形勢」，舉手通過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畫。到1961年，這是大飢荒的第三年，達到餓死人的最高峰，餓死1327萬人，各地幹部才「豁出去了」搞「包產到戶」，到第四年才遏止住餓死人上升的勢頭，減為751.8萬人。
對於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劉少奇等心裡並不踏實，是一種戰戰兢兢、忐忑不安的心態。因為按照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條，這些政策具有右的性質，屬於資本主義範疇。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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