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是中共早就預謀的，在前幾天（大約是6月2日）它設置了一個陰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出生於中國山東濟南市。我的記憶中是在青島度過的童年。
在我上學前有件深深留在惱海中的事，大約1953年，在青島匯泉公園南的大廣場，家人帶著我去看「鎮壓反革命」。主席臺在北面，觀眾在南面。臺前從西到東跪了一排人，離我最近的是個女的，只綁了她一隻手臂，她另一隻手抱著個小孩。每個人背後被插上個細長的牌子，然後這排人被拖到廣場東邊槍斃了。我長大了才知道，中共強迫老白姓去看的，那叫「殺一警百」，連婦女兒童都殺是「斬草除根」。
我跟父母到北京上小學，在我們這一代長身體的時候正是「大飢荒」父母為讓我們少挨餓而得一種在當時很流行的「浮腫病」。1966年高中二年級正準備為考大學而努力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沒有了學習和上大學的機會。我小妹妹一直到去日本打工，才有了上大學機會。中共把老百姓分成紅五類和黑五類。我父親是中醫母親是教師，都劃在黑五類裡，父親被關在「牛棚裡」被打斷了好幾根木棍，隨然活著出來，但一直病到75年去世。母親93年病故。「文革」實際是毛策劃的政治清洗有預謀的屠殺。據「紅衛兵」透漏，他們是按照公安局的名單抄家抓人的。我目睹了一個婦女被31中「紅衛兵」打死，「罪證」是她寫了首懷念丈夫的詩，她丈夫隨國軍到臺灣去了。我記的最多的一天我從學校騎車回家，20分鐘的路途中就看到五具用三輪車拉的被打死的受害者。
在中共的當權者大部分是紅五類，有「紅衛兵」經歷，很多是有血債命案的。
1967年毛下令「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回到祖籍山東掖縣（現在的萊州）農村當了八年農民。在這八年中我深刻的體會到中共的邪惡本質和他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腐敗。在勞動生產實踐中我得出結論，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之路必然失敗，以計畫經濟為基礎的共產黨也必然垮臺。
當地有個特殊人物叫王忠林，他是中共在山東發展的第一批黨員好像是1928年就是黨員了，但是因為他是文盲又沒有能力，雖然屬於元老級，但一直是個普通黨員。當地新上任的歷屆中共官員都要上門拜訪他表示尊敬。他眼裡只有兩個人看的上，其他都是平庸之輩。我和一個叫尚京良的人，我們是當地文化水平和能力最高的青年。尚京良後來成為萊州市長。
在當時入黨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是當官和提高地位的首要條件。當王忠林全力推舉我入黨時，我藉口父母被劃為黑五類而拒絕。從九評廣泛傳播後，中共在死亡的威脅臨近時，一改過去的做法拚命拉人入黨，拉人入它的傀儡黨，「民主黨派」如九三學社之流。我是技術骨幹，卻成為極個的別連九三學社都不入的另類。
1975年我帶著一身的病回到北京，當了三年廚師。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我利用這難得的機會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4年後畢業，做科技普及工作到60歲退休。
89年6月4日我沒受傷純屬偶然，我天天都去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但在6月3日那天一場戰鬥就發生在我家門口（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南大街104號地名叫護國寺），一隊共軍車隊大約7輛大客車滿載著穿便衣的士兵被老百姓識破了，頭車差百米就到平安裡了那是北京的一環，尾車在我家門口南20多米。老百姓們都自發的上街阻截共軍進城，數千老百姓們把共軍車隊包圍的寸步難行，要知道89年時北京人口大約只有現在的三分之一，護國寺、平安裡地區至今也還是平房區，能聚集數千人已經是最大能力了，我們從清晨到天黑一直包圍著共軍車隊，雙方都一天沒吃飯喝水，但士兵們是坐在車裡，我們是站著。迫使共軍棄車步行反回。後來那些車都被老百姓燒了，如果有那時的衛星照片就能證實。一天的疲勞使我睡的很死，第二天的槍聲把我吵醒時已經過不去天安門了，在路上看到從長安街帶回的屠城血證一個人端著個洗臉盆裡面是大半盆的血，這是我們老百姓的血啊。不知這個證據保存的如何，我把我們在天安門遊行的橫幅藏在辦公樓的牆縫裡，但願它能存到光明的那天。
六四屠城是中共早就預謀的，在前幾天（大約是6月2日）它設置了一個陰謀，在長安街和六部口交叉的十字路口停著輛中型麵包車，車門沒鎖，也沒有人，車裡滿滿的一車舊槍，我立刻意識到中共的險惡用心。我檔在車門前對大家說，不要上當！沒有子彈！可能連撞針都沒有。
但是一旦有人動了這槍，他們就有藉口了說暴動了用軍隊武力鎮壓。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看穿了中共的陰謀。我就是這件事的證人。共軍在六四屠城時還使用了毒瓦斯和達姆彈。我妹妹住家離長安街還隔著一條街，她們那裡都被毒氣嗆得睜不開眼。鄰居有個在郵電醫院（現在叫協和醫院分院離長安街很近）的護士，說根本沒法救，子彈進口一個小眼，出口一個大窟窿，全都炸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