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淮海戰役總前委」成員（左起）：粟裕、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譚震林。（網絡圖片）
在1948年11月毛澤東中共發動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前，滲透到國民黨各部門的大小共諜們就已經刺探收集了國軍各方面的情報，國民黨在戰前已經處於十分被動不利的局面。
共諜郭汝瑰禍害國軍的罪行，早已經廣為人知。在三年國共內戰期間，郭汝瑰任國民黨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直接參與制定多項剿共作戰計畫。他把國軍重點進攻山東計畫、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大別山國軍調度計畫、解圍兗州計畫、解圍長春計畫、解圍雙堆集計畫、江防計畫、國軍在武漢、陝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密送給毛澤東中共。這個吃裡扒外的匪谍，在徐蚌會戰期間，跟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故意誤導國民黨國防部，把國軍往共軍「口袋」中輸送。
除了郭汝瑰，還有許多間諜特務們在為中共刺探收集情報。據陸媒披露，國共內戰爆發初始的1946年10月，張瀾任主席的「中國民主同盟」即派鄒鐸來徐州開展地下工作。經共諜宋慶齡介紹，鄒鐸被任命為國民黨徐州陸軍總醫院中尉司務長。後來，鄒鐸被提拔為上尉總務主任，遂以「主任」身份為掩護，與中共地下黨派出的共諜互相配合，對國軍開展了情報刺探收集工作。
在毛澤東中共發動淮海戰役之前，陳毅粟裕華東野戰軍在徐州組成了嚴密的情報系統，可提供戰略情報的聯絡點就有六處。
其中打入國民黨徐州剿匪總司令部機要處的共諜錢樹岩負責收集搞清國民黨軍幾十個軍的番號、軍長姓名等戰略情報。民盟派出的特務鄒鐸則負責在陸軍總醫院刺探瞭解國軍高級將領的性格，高級將領間的相互關係，各軍師的作戰特點、各軍中的新兵老兵比例、官兵士氣以及作戰實力等情報，並蒐集每場作戰後的國軍士氣的變化等情報。
為刺探收集情報，特務鄒鐸假裝關心國軍官兵，經常主動找住院的國民黨軍官「談心」聊天，為他們進行所謂的「心理諮詢」，還故意不時為他們多開些藥。不少善良的國軍負傷官兵見鄒鐸是醫院的總務主任，不疑有詐，對他不加防備，什麼事情都和他聊。狡猾的鄒鐸從這些聊天中，分析提煉出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有一次，鄒鐸和一個新五軍的軍官聊起防禦工事，那名軍官告訴他：國軍構築的碉堡射擊孔由平直射擊改為向下傾斜角度射擊。鄒鐸明白這個信息的意義：新五軍內新兵多，缺乏作戰經驗，為防止新兵看到共軍害怕，所以國軍把射擊孔改為向下傾斜，這樣新兵的視野看不到百米以外。這說明國軍新兵們的射擊有效距離僅在百米以內。鄒鐸迅速將這個情報報告給中共。此情報在後來共軍的進攻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當時，中共華野情報外線工作組，根據共諜們收集的情報，彙編成一份《徐州敵軍防禦工事》報送給粟裕。但粟裕對這份材料提出疑問。因為根據這份材料，國民黨在徐州的防禦工事比濟南的工事脆弱，甚至可以說難以抵擋共軍的炮火重擊。粟裕便命外線工作組再進行一次複查。
鄒鐸接到任務後，以看望歸隊傷兵的名義，對徐州市內國軍的各個據點、工事進行了詳盡的調查。由於這傢伙平時慣於偽裝，和住院的國民黨官兵混得很熟，因此迅速探明情況，證實了此前中共情報部門的判斷：國軍沒有打算依托徐州城作堅決抵抗。事實上，當黃百韜兵團被包圍後，徐州剿匪總司令劉峙、副總司令杜聿明很快就放棄了徐州城。
除了郭汝瑰、劉斐外，另外一個中將級共諜是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他是早在1928年就潛伏在國軍中的「中共特別黨員」。1948年6月，張克俠將自己保管使用的一套經「徐州剿總」審定的徐州城防圖表共10餘張，通過中共秘密聯絡員帶給陳粟裕華野共軍。這套城防圖是圖表式，並附有文字說明，較為詳細地標注著擔任城防部隊的番號、兵員、武器數量，兵力部署，炮兵群的配置、地堡群的位置、結構、數量、火網地段以及封鎖區域和指揮機關的位置等。
11月初，黃百韜第七兵團跟共軍開戰後，張克俠夥同另外一名潛伏共諜、第77軍軍長何基灃，策動第59軍、第77軍共兩萬餘人在賈汪、臺兒莊地區叛變投共，從而開放了臺兒莊運河上的通道，使徐州東北門大開，陳粟共軍得以直取徐州，並截斷了黃百韜兵團的退路。
徐蚌會戰，國軍慘敗，並非毛澤東、粟裕、劉伯承的軍事指揮有多麼英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通過大小共諜們充分掌握了蔣介石國民黨的情報，以及共諜策動某些見風使舵、投機攀附的國軍官兵臨陣叛變倒戈。
臺灣報刊後來對共諜郭汝瑰做出這樣的評論：「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負已先分。」此言雖然誇大了共諜個人對於戰爭勝負的作用，但也說明共諜是國民黨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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