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兒童與父母（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3年10月18日訊】最近孫卓、符建濤被拐案引起媒體強烈的關注。
2007年吳某龍先後拐走4歲的孫卓和符建濤，並把倆人分別交給同鄉或者親屬撫養。
直到2021年，倆人才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他們已經18歲了，整整14年的離別。
很難想像這14年裡，孫卓和符建濤的父母是用什麼樣的心情渡過每一天的。
最後一審判決下來了，嫌犯吳某龍以拐騙兒童罪判了五年。
這個結果一出來，引來一片嘩然，拐騙兩名兒童只判五年，這是在鼓勵誘拐兒童麼？
媒體不滿，圍觀群眾不滿，被害者家屬的憤怒更是難以言表。
將心比心，如果我是兩名幼子的父母，看到這個結果一定也會氣得發抖。
為什麼拐騙兒童這麼人神共憤的罪名，只判了五年呢？
實際上五年已經是「拐騙兒童罪」的頂格處罰了，而公眾的一貫認知是停留在「拐賣兒童罪」。
一字之差，但量刑區別很大。
根據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的規定，「拐賣婦女、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拐賣婦女、兒童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
那麼這兩者最根本的區別在於有沒有金錢交易。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目前沒有查到相關資金流水憑證來證明吳某龍有販賣意圖，只是把孩子交給親屬撫養，所以檢方沒辦法以「拐賣兒童罪」提起公訴。
對於這點，我個人是表示質疑的。
首先，吳某龍在不到半年裡接連拐騙了兩名兒童，分別給老鄉和親屬撫養，如果沒有金錢交易，他這只是做好人好事，不求一點回報嗎？邏輯上講不通。
其次，金錢交易未必只是轉賬，線下現金交易更隱蔽，只是現金交易很難作為證據提交給法院。
最後，吳某龍可以短期內拐騙兩名兒童，如此熟練的行為，我堅決不信只有這兩次，肯定還有很多沒有揭露的「拐騙」行為。
當然，以上都是我的猜測，檢方和法院的確沒有辦法以猜測作為證據來給嫌疑人定罪。
所以從現有的證據上看，檢方和法院都沒錯，那麼錯的只能是這個世界了。
眾所周知，法律的本質是對社會價值的一種判斷，它更關注的是社會，而不是個體。
如果某種行為破壞了社會秩序，那麼它就會從重，如果只是讓某個個體生不如死，它有可能甚至不算犯罪。
舉個例子，比如說搶劫。
你在馬路上搶了5塊錢，錢雖然不多，但是在公開場合，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一旦被公訴，判個幾年也是可能的；
同理，如果你偷盜5塊錢，對方去報警，刑事犯罪肯定談不上，甚至連治安管理條例警察都懶得拿出來，因為5塊錢實在太少了。
這個就是對個體的傷害，法律是不會把你當回事的。
同樣是損失5塊錢，但是行為不一樣，結果大不相同，因此法律看的更多的是行為本身，而不是行為造成的結果。
放在這個案子裡也一樣，如果拐騙兒童後有買賣行為，這種就是販賣人口了，一旦形成產業鏈，對於社會的穩定有著破壞性的打擊。
所以「拐賣兒童」上可致死刑。
然而，你把兒童拐騙過來自己養著，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是沒有任何影響的，唯獨是被害者家庭會遭受無妄之災。
對於個體的損害，我們的法律非常淡漠，於是「拐騙兒童」的上限也就是5年。
我認為我們的法律對於個體的量刑太低，完全不足以震懾犯罪份子，只要買賣雙方不簽合同，現金交易，根本無法查明他們到底是「拐騙」還是「拐賣」。
而現在的審判結果，更像是讓「拐騙」給「拐賣」兜底，找不到更有效的證據，那麼就讓一個低量級的法律兜底交差。
這種顯然是有點搗糨糊了。
因此，應當藉此機會修改法律，不單單要提高「拐騙兒童」的量刑，對於那些對私有重大影響的犯罪，都要加重刑罰，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好個人的利益。
這讓我想到最近新加坡一中國女子辱罵護士的案件挺火。
說的是一中國籍女子在新加坡叫代駕回家，由於代駕不熟悉車況把女子撞傷倒地，送到醫院後，代駕又不知去向。
該女子一氣之下對著醫院護士發飆，對人家爆粗口，然後護士直接報警了。
現在判罰還沒下來，最高1萬元罰款或者3個月的監禁。
你看，新加坡這種法制社會才是真正的法治，對於個體權益的保護到了嚴苛的地步。
我是非常贊同新加坡這樣的做法，個體理應和公眾獲得相同的權益，哪怕差，也不能相差太多。
有時候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在中國，我們非常淡漠個人的權利，無論什麼時候，公眾集體這些詞永遠放在個人前面？
我們不說像西方社會那樣，個體權利至高無上，至少讓這兩者對等，也不是很難的事情。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太多，執法成本太高。
就拿這個案子來說，如果把「拐騙兒童」定義成「拐賣兒童」，那你就得有「賣」的證據，於是工作量會成倍地增加，警方和檢方要調查十幾年前的交易流水，還要挨家挨戶訪談取證。
在電視上我們可能看到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的，哪個地方的公檢法不是壓了一堆的案子。
能套上適用的法律就趕緊給判了，再加上這兩個被「拐騙」的小朋友也沒缺胳膊少腿，最終結果也不算很難看，那麼用「拐騙兒童」頂格判了無論從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無可厚非。
降級快速處理，提高了公檢法的結案效率，無非損害個體的利益罷了。
類似的，你在現實生活中碰到了經濟糾紛，想去派出所報警，警官聽了以後第一反應一定是，這個是經濟糾紛，你去法院起訴他，我們這裡不給立案。
他們壓根不會想，表面看似借貸的背後是不是詐騙，是不是非吸，先把你推給法院再說，把刑事案降為民事案，這樣他們就不用管這事了。
因此孫卓、符建濤的案子既有法律條款層面的不完善，也有社會層面的潛規則。
總之，最終讓個體來承擔結果即可，跟爛尾樓還要還貸款本質上是一個意思。
我想，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轉變「一切讓個體承擔後果」的習慣性思維，以上矛盾才會慢慢得以化解，要不然也只不過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