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香港反送中期間，市民出示反對23條立法的海報。（圖片來源：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2月20日訊】（看中國記者李懷橘綜合報導）香港政府正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諮詢公眾，19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民建聯舉辦的23條立法講解會後會見傳媒。他聲稱絕大部分人均支持立法。有評論指，全港最支持23條立法的人莫過於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資深傳媒人程翔談及23條「前生今世」時指葉劉淑儀家庭由父輩開始就幫共產黨做事，可謂親共世家。
19日鄧炳強見傳媒談及23條立法，他點名批評自由亞洲電台，稱由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自由亞洲電台發表文章批評23條立法，指法例中有罪行專門針對傳媒。他反駁指，立法只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對所有人，特別是傳媒報道是有充分保障的。不過他沒有解釋為何同樣情況下，《蘋果日報》被指控觸犯國家安全，媒體高層被捕，資金被凍結，最終導致媒體停運。
亦有聲音質疑政府已訂立《港版國安法》，為何還需要為23條立法，亦質疑香港執法人員可以隨意拘捕。對此，鄧炳強稱，23條立法目的是為消除國家安全風險缺口，又指任何拘捕都是嚴肅的事情，必須根據法律處理，不存在隨意拘捕。
就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說23條會摧毁香港繁榮的要素，包括自由、機會和公平的法律。鄧炳強辯稱，有關說法是雙重標準和刻意抹黑，英國本身也有國家安全法律，香港擬訂23條條文時也參考了英國相關法律。不過英國有言論和集會的自由，英國亦有普選，這些鄧均閉口不談。
鄧還強調，香港作為普通法地區，一般訂立的法例包括23條均不具追溯力。這一點亦遭到坊間質疑。事緣當局在《港版國安法》立法前夕亦表明法例不具追溯期，惟法例於2020年7月1日生效後，很多被捕人士在此前的言論和行為均遭秋後算賬。
此外，鄧炳強稱23條公眾諮詢展開至今已舉行近20場宣講會，對象包括外國領事、本地和外國商會、不同專業界別、社區人士、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他宣稱，很多市民和商人都非常歡迎23條立法，認為立法能為他們提供安全的生活，保障他們安穩地做生意，強調絕大部分人均支持立法。
圖為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有評論指，全港最支持23條立法的人莫過於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20多年前，董建華政府首次推行23條時，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是主要推手。法例當時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引發2003年七一的50萬人大遊行，最後葉劉淑儀黯然落台。
資深傳媒人程翔表示，當年港人提出「先普選後立23條」的建議，葉劉淑儀嗤之以鼻地稱「希特勒也是一人一票選出的」；對港人要求延長諮詢時間，她輕蔑地說：「難道我要連麥當奴洗碗阿嬸的意見都要聽嗎？」。葉劉對所有在諮詢過程中提出的不同意見都置若罔聞。程翔認為，她的專橫態度是2003年立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為何葉劉淑儀與港人的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程翔引述資料指，「葉劉淑儀的父親劉福成是新加坡華僑，乃當時有裕行的老闆、有名的紙商。抗戰勝利後，劉福成協助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香港復刊《華商報》，將其手上最貴重的物業：中環干諾道中123號一幢三層高的樓宇，免費借給《華商報》作復刊之用。據稱，49年10月1日中共建國，香港第一面五星旗便是在葉劉的祖業、《華商報》報館門前升起。」
「不僅如此，劉福成還甘冒被國民黨封殺之險，將赤柱的一幢『雙桔』別墅，借給已故外交部長喬冠華，以招待他的英、美、德籍朋友，借此籌錢支援中共革命。」
葉劉本人亦不諱言自己家庭的親共背景，多年後，她在2023年1月4日接受《信報月刊》訪問時，公開宣稱自己有「愛國 DNA」，而且自豪地說：「如果我在不同時空，可能已經做共產黨員了」。
葉劉淑儀這種親共背景，以及她在政治事件中所起的角色，正正反映中共如何利用不同階層、不同背景人士在香港為其執行政治任務的。
程翔指，其實早在30年前中共已經預謀制定剝奪香港人自由的相關國安條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當局在起草《基本法》時，就已經打算將其「極權制度下的意識形態、政治理念、行為模式通過法律形式嫁接到一個重視普世價值的親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
尤其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掀起大規模的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浪潮，使北京更覺得要收緊對香港的控制。因此整個《基本法》起草工作進一步朝著壓縮香港人的自由發展。在「六四」後提交的討論稿（即第八稿，也是最終成為法律的版本）將《基本法》23條就從第一稿的「兩宗罪」增加到最後的「七宗罪」。
對於港人這種擔憂，當時的中共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用極其輕蔑的態度說：「香港人不用懷疑23條立法，會削弱香港現有的新聞和言論自由，除非心中有鬼。」
程翔批評，這個說法是典型的把責任推給香港市民：你有擔憂只是你心中有鬼，不是我的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