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華盛頓特區白宮玫瑰園舉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聽取美國總統喬·拜登的講話。（圖片來源：SAUL LOEB/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4月16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外交政策》報導，美國在阿富汗、烏克蘭和中東等地區威懾失敗的困擾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成為一個相對亮點。本屆政府加強了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限制中國獲得美國關鍵技術，並支持兩黨的競爭情緒。然而，美國政府卻陷入了一個熟悉的陷阱，從而浪費了這些早期成果：優先考慮與中國領導人的短期解凍，而犧牲了對其惡意戰略的長期勝利。拜登團隊與北京「管理競爭」的政策可能會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以犧牲全球安全為代價的雙邊穩定以及旨在合作但只會產生自滿情緒的外交舉措。
美國不應該管理與中國的競爭；它應該贏得它。北京正在推行一系列旨在瓦解西方並引入反民主秩序的全球舉措。它為俄羅斯、伊朗、朝鮮和委內瑞拉的擴張主義獨裁政權提供支持。自2020年以來，它的核武庫增加了一倍多，並且其常規力量建設速度比二戰以來任何國家都快。這些行動表明中國無意陷入僵局。美國也不應該這樣認為。
獲勝會是什麼樣子？中國的共產主義統治者將放棄在與美國及其盟友的冷熱衝突中獲勝的嘗試。中國人民——從統治精英到普通公民——將找到靈感，探索不依賴於國內鎮壓和國外強迫性敵對的新發展和治理模式。
除了更加明確其最終目標之外，美國還需要接受這樣的事實：實現這一目標將需要美中關係中出現更大的摩擦。華盛頓將需要採取可能讓人感到不舒服的對抗性言論和政策，但實際上對於重建北京及其追隨者所侵犯的邊界是必要的。這意味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要為其助長全球混亂的政策付出代價。這意味著坦誠地談論中國損害美國利益的方式。這意味著美國國防能力的迅速增強，以取得對北京明顯的質量優勢。這意味著切斷中國獲得西方技術的途徑，並挫敗習近平將國家財富轉化為軍事力量的努力。正如華盛頓和北京都認為的那樣，這意味著只能從美國的實力地位來與北京進行密集的外交。
任何國家都不應該樂於發動另一場冷戰。然而，中國領導人已經對美國發動了冷戰。華盛頓不應該否認這場鬥爭的存在，而應該承認並贏得這場鬥爭。假裝冷戰不存在的冷淡言論反而會引發熱戰；它們向美國人民發出了自滿的信號，向中國領導人發出了和解的信號。與原來的冷戰一樣，新冷戰不會通過半途而廢或膽怯的言辭來贏得勝利。要想取得勝利，就需要公開承認，一個實施種族滅絕、煽動衝突、威脅戰爭的極權政權永遠不會成為可靠的夥伴。就像華盛頓在20世紀70年代針對蘇聯採取的聲名狼藉的緩和政策一樣，目前的做法不會給中國領導人帶來多少合作，同時會強化他們的信念，即他們可以破壞世界穩定而不受懲罰。
拜登的新基線
政府的對華政策最初顯示出了希望。喬．拜登總統維持了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為應對猖獗的盜竊美國知識產權行為而對中國出口產品徵收的關稅。他重申了特朗普發布的行政命令，併進行了一些調整，以限制對某些與中國軍方有關聯的公司的投資，並阻止進口被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中國技術。2022年10月，拜登邁出了尤為重要的一步，大幅擴大了特朗普政府對高端半導體及其製造設備出口的控制，減緩了北京主導先進微晶元製造的計畫。在整個亞洲，拜登的外交官拉近了長期盟友和新夥伴的距離。他們組織了首次四方峰會，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領導人齊聚一堂，並與日本和韓國領導人召開了高調的三邊峰會。拜登還公布了澳大利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防務協議AUKUS。
然而，事實證明，侵略將來自相反的方向，即歐洲。在入侵烏克蘭前不到三週，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簽署了「與習近平在北京簽署的「限制」安全協議。入侵後，拜登謹慎地劃出了紅線，在視頻通話中警告習近平，如果中國向莫斯科提供「物質支持」，美國政府將實施全面制裁。儘管如此，習近平還是找到了很多方法來支持俄羅斯的戰爭機器，發送半導體、非武裝無人機、火藥和其他商品。中國還向莫斯科提供急需的資金，以換取俄羅斯的大量石油運輸。據美國國務院稱，中國官員在全球親俄宣傳上花費的資金甚至比俄羅斯本身花費的還要多。
北京還與伊朗和朝鮮進行了更密切的協調，儘管這些政權派遣武器幫助莫斯科在歐洲發動戰爭。然而，華盛頓正在推行孤立的政策——同時抵制俄羅斯、安撫伊朗、遏制朝鮮，並尋求與中國競爭和接觸的混合體——這顯然是不連貫的。事實上，習近平在拜登執政之初所預測的情況正在成為現實：「世界最重要的特徵，一句話，就是‘混亂’，而且這種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習近平在2021年1月的一次高級共產黨官員研討會上說道。習近平明確表示，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有益的發展。「時和勢都在我們這一邊，」他補充道，「總體而言，機遇大於挑戰。」到2023年3月，習近平透露，他不僅將自己視為全球動盪的受益者，而且也是這場動盪的締造者之一。「現在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我們100年來從未見過這樣的變化——而我們是共同推動這些變化的人，」他在結束對克里姆林宮的訪問時在鏡頭前對普京說道。
如果說譴責北京煽動混亂並開始系統性地讓國家為此付出代價的時機已經成熟的話，那就是2023年初。令人費解的是，拜登卻做了相反的事情。2月1日，蒙大拿州居民發現一個巨大的白色球體向東漂移。美國政府已經在追蹤中國間諜氣球，但一直計畫讓它在不通知公眾的情況下從頭頂飛過。迫於政治壓力，拜登下令氣球一到達大西洋就將其擊落，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推遲了原定的北京之行以抗議此次入侵。媒體報導稱，政府對氣球保持沉默，是為了收集有關氣球的情報。但北京淡化冒犯行為的令人不安的模式在其他情況下仍將持續存在。
2023年6月，向媒體泄露的消息顯示，北京正計畫在古巴建立一個聯合軍事訓練基地，並已經在那裡建立了一個針對美國的信號情報設施，這與冷戰時期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稱有關間諜設施的報導不準確後，一名匿名白宮官員向媒體發表講話，暗示中國從古巴進行間諜活動「不是新事」，從而將這些報導最小化。政府還對新的證據表示歡迎，這些證據表明，COVID-19可能是在中國實驗室意外泄漏後最初傳播的。如果這種導致全球約2700萬人死亡的病毒在逃逸之前被人為增強，那麼這一發現將標誌著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就像核武器的出現一樣——這種情況這已經要求美國發揮領導作用來管理全球危險的生物研究。
2023年春天，隨著北京的行動變得更加大膽，拜登發起了白宮所謂的「全力以赴」的外交行動——不是為了讓北京付出代價，而是為了奉承北京，派出五名美國內閣級官員到中國。五月至八月。布林肯六月與習近平的會面就體現了這一動態。幾天前，習近平還和億萬富翁比爾．蓋茨親切地坐在一起，而當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的一張桌子上發表講話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坐在了一邊。多年來，習近平似乎首次成功地將美國定位為雙邊關係中的懇求者。
美國通過所有這些外交得到了什麼回報？在拜登政府的統計中，好處包括北京承諾恢復軍事對話（北京已單方面暫停）、就負責任地使用人工智慧（北京已經將其武器化來對付美國人民的技術）進行新的對話。通過在社交媒體上傳播虛假圖像和其他宣傳，以及嘗試性合作阻止助長美國芬太尼危機的前體化學品氾濫（這些化學品主要由中國公司供應）。
哈馬斯10月7日在以色列進行大屠殺後，任何關於習近平將美國的姿態視為軟弱的疑慮都煙消雲散了。北京利用這次攻擊，通過TikTok進行無休止的反以色列和反美宣傳，而TikTok的演算法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與俄羅斯外交官一樣，中國外交官會見了哈馬斯領導人，並為該恐怖組織提供了外交掩護，否決了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哈馬斯的決議。儘管華盛頓提出要求，但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北京採取了任何行動來幫助遏制胡塞武裝對紅海商船和美國軍艦的襲擊——葉門叛亂組織使用伊朗導彈（包括擁有中國技術的導彈）進行的襲擊。（不出所料，中國船隻通常可以自由通過殺傷區。）
無論習近平是在投機取巧還是在按照宏偉的計畫行事——或者幾乎可以肯定，兩者兼而有之——很明顯，他看到了煽動危機的好處，他希望這些危機能夠讓美國及其盟友筋疲力盡。在十月中旬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的一次發人深省的講話中，拜登似乎意識到了局勢的嚴重性。他說：「我們正面臨歷史的轉折點，我們今天做出的決定將決定未來幾十年的未來。」然而奇怪的是——實際上是挑釁性的——他沒有提及中國，而中國是他在演講中點名的侵略者的主要支持者：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由於疏忽，拜登給了北京通行證。
70年代的重演
當前的時刻與20世紀70年代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蘇聯正在損害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對其盟友埃及1973年對以色列的突然襲擊沒有發出任何警告；援助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的共產黨人；並迅速擴大其核武庫並大力投資常規軍事。這些都是緩和政策的苦果——由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他的最高外交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倡導的一系列政策，基辛格在傑拉爾德．福特總統的領導下繼續堅持這一方針。通過施壓和利誘，以及淡化意識形態差異，美國試圖引誘俄羅斯進入全球權力的穩定均勢。在關係緩和的情況下，華盛頓削減了國防開支，並緩和了莫斯科侵犯人權的行為。可行的假設是，蘇聯在海外採取破壞穩定行動的胃口會以某種方式自我限制。
但俄羅斯人對於緩和關係的效用有自己的想法。正如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觀察到的，蘇聯人「可能已經看到了當他們完成了施加壓力的最終手段——成為美國的全面軍事競爭對手時，他們就將其作為自己誘導西方自滿的工具。」尼克松和基辛格認為，緩和關係將確保蘇聯在管理世界各地的危機方面得到幫助，正如加迪斯所說，「使蘇聯陷入一個經濟關係網路，這將使俄羅斯人在全球範圍內採取行動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但該政策未能實現其目標。
1977年，吉米．卡特總統上任，打算維持緩和關係，但這項政策對他來說也不起作用。他試圖將損害美國利益的蘇聯行動與蘇聯軍控合作「脫鉤」，最終在這兩方面都遭遇了挫折。蘇聯在全球範圍內變得更加咄咄逼人，而謹慎的美國國會對莫斯科的誠意失去了信心，拒絕批准卡特團隊煞費苦心談判達成的《第二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與此同時，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對緩和局勢越來越持懷疑態度。布熱津斯基認為，1978年是一個轉折點，當時蘇聯資助了數千名古巴士兵在非洲之角發動暴力革命，支持衣索比亞與索馬里的戰爭。布熱津斯基在日記中寫道，次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是軍控談判以及更廣泛的緩和政策的「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釘子」。
當羅納德．里根總統於1981年進入白宮時，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發明已經岌岌可危。「放鬆政策一直是蘇聯利用來追求自身目標的單行道，」里根在擔任總統後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直言不諱地說道，他有效地埋葬了這一概念。
里根尋求贏得冷戰，而不僅僅是管理冷戰。與他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是，他坦率地談論了蘇聯威脅的本質，並認識到獨裁者經常通過將誠實描述為一種侵略形式來欺凌民主國家，使其保持沉默。1987年，當里根準備在柏林牆附近發表演講時，他的一些助手懇求他刪除他們認為無端挑釁性的一句話。他明智地否決了這些建議，並說出了他總統任期內最具標誌性的一句話：「戈爾巴喬夫先生，推倒這堵牆。」
無煙的戰爭
華盛頓今天必須採取類似的態度，更加努力地在中國境內傳播真實信息，讓中國公民能夠彼此安全地溝通。拆除——或者至少炸開——中國的「防火長城」必須成為華盛頓今天政策的核心，就像拆除柏林牆對於里根的政策一樣。
北京正在對美國發動一場激烈的信息戰——儘管美國擁有天然優勢，但它正在失敗。習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將自己視為一場針對西方的存在主義意識形態運動，習近平在2014年的一份官方出版物中明確表示：
「精神控制」之戰發生在無硝煙的戰場上。它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誰掌控了這個戰場，誰就能贏得人心。他們將在整個比賽和戰鬥中掌握主動權……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中，我們沒有任何妥協和退卻的餘地。我們必須取得全面勝利。
對於習近平來說，網際網路是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的「主戰場」。2020年，學者袁鵬在以中國最高間諜機構副部長的新名字重新出現之前寫道，也認識到控制網路言論的力量：「在網際網路時代……。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誰掌握了話語權。」習近平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來建立和利用他所說的「外部話語機制」，其他中國領導人也特別強調TikTok等短視頻平臺是話語權的「擴音器」。他們並不害怕使用這些擴音器。根據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2024年2月的一份報告，中國宣傳機構運營的TikTok賬戶「據稱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週期中針對了兩個政黨的候選人」。
當中共試圖制定全球話語權時，它最希望美國和西方國家保持沉默——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對臺灣的侵略保持沉默，對西方的侵略保持沉默。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與黨的信念形成了不可調和的對比。因此，毫不奇怪，中共在無煙戰場上的大部分戰略都是為了淹沒中國境內外的其不喜歡的言論。真正具有挑釁性的是美國的沉默，而不是坦白，因為它向中共發出這樣的信號：中國在進，美國在退。
重新武裝、降低、招募
美國官員首先需要明確與中國的競爭。他們必須認識到，如果美國要遏制戰爭並贏得長期競爭，短期內緊張局勢升級是不可避免的。一旦他們面對這些事實，他們就需要制定更好的政策：重新武裝美國軍隊，降低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並招募更廣泛的聯盟來對抗中國。
習近平正在為臺灣戰爭做好準備。按照目前的軌跡，美國可能無法阻止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可能會導致數萬名美國軍人死亡，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並導致我們所知的全球秩序的終結。避免這種未來的唯一途徑是華盛頓立即建立和增強足夠的硬實力，以阻止習近平成功入侵臺灣。然而拜登政府最新的預算要求放棄了急需的戰鬥力，提議退役10艘艦艇和250架飛機，並將弗吉尼亞級潛艇的生產目標從每年兩艘降至一艘。它只補充了國會授權總統向臺灣提供軍事援助的10億美元的一半。在2023年的補充請求中，白宮要求為印太地區提供略高於50億美元的武器和工業基礎支出，僅佔整個補充請求的5%。看預算趨勢線，人們會認為是1994年，而不是2024年。
拜登政府應立即改變方針，扭轉經通脹調整後的國防開支削減措施。華盛頓不應將GDP的3%左右用於國防，而應支出4%甚至5%，這一水平仍處於冷戰時期支出的低端。對於臺灣海峽的近期威懾，未來五年每年應額外支出200億美元，這大約是在亞洲增加和分散足夠戰鬥力所需的金額。理想情況下，這筆錢將存放在由國防部長監督的專門「威懾基金」中，國防部長將向最適合臺灣防禦的項目提供資源。
威懾基金應該成為總統領導的一代人為恢復美國在亞洲主導地位而做出的努力的主要內容。當務之急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現有生產線，並為亞洲關鍵彈藥建立新的生產能力，例如可以遠距離摧毀敵方目標的反艦和防空導彈。五角大樓還應該利用威懾基金來改造現有的軍事系統，甚至民用技術，例如可能有助於保衛臺灣的商用無人機。其「複製者計畫」要求各軍種部署數千架低成本無人機，將臺灣海峽變成一些人所說的「沸騰的護城河」，五角大樓應迅速採用其他創造性解決方案，以補充這一計畫。例如，它可以分散隱藏在商業集裝箱箱中的導彈發射器，或部署動力聯合直接攻擊彈藥，這是一種低成本套件，可將標準500磅炸彈變成精確制導巡航導彈。
美軍要想真正威懾中國，就需要能夠在打擊範圍內移動。考慮到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海洋地理以及中國龐大的導彈庫對美國基地構成的威脅，國務院將需要擴大與盟國和合作夥伴的託管和准入協議，以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影響力。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將需要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設施，並在整個太平洋地區預先部署燃料、彈藥和設備等關鍵物資。
但如果中國在經濟上成為西方的人質，美國就可以遏制中國的軍事力量，但仍然會輸掉新冷戰。北京決心將其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和對關鍵新興技術的主導地位武器化。為了降低中國的影響力並確保美國而不是中國開發未來的關鍵技術，華盛頓需要重新設定雙邊經濟關係的條款。首先應該廢除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地位，該地位為中國提供了以慷慨的條件進入美國市場的機會，並讓中國進入新的關稅列，其中對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的產品逐步提高關稅。提高關稅帶來的收入可用於抵消美國出口商因中國不可避免的報復措施而承受的成本，以及加強具有戰略意義的產品的美國供應鏈。
華盛頓還必須停止美國資金和技術流向支持北京軍事建設和高科技監視系統的中國公司。拜登政府於2023年8月發布的限制部分對華對外投資的行政命令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但還遠遠不夠。華盛頓必須擴大投資限制，將高超音速技術、太空系統和新生物技術等關鍵和新興技術納入其中。它還必須結束美國金融公司提供公開交易金融產品（例如交易所交易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令人不安的做法，這些產品投資於美國政府黑名單上的中國公司。以當前先進半導體出口管制為模式，商務部應通過對量子計算和生物技術等美國創新的其他關鍵領域實施類似的出口禁令，減少關鍵技術流向中國。
隨著中國加大經濟自力更生力度並逐步停止從西方進口工業產品，美國需要招募友好夥伴聯盟來深化相互貿易。華盛頓應該與英國達成雙邊貿易協定。它應該升級與日本的雙邊貿易協定，並與臺灣建立新的雙邊貿易協定，該地區其他符合條件的經濟體可以加入這些協定。它應該建立一項印度-太平洋數字貿易協定，以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設定的高標準為基準，促進志同道合的經濟體之間的數據自由流動。
為了徹底改造其破舊的國防工業基礎，美國應該通過從盟國招募人才來推動國防工業的創新。每年，美國政府通過EB-5計畫批准大約10,000個簽證，該計畫允許移民在美國企業投資數十萬美元即可獲得綠卡。該計畫充斥著欺詐行為，遠遠偏離了創造就業計畫的初衷，主要成為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百萬富翁成為永久居民的一種手段。這些簽證應重新用作對在國防關鍵領域擁有高級學位的夥伴國家公民的工作授權。
美國政府還需要招募下一代冷戰戰士，將他們的才能運用到與中國的較量中。它應該從扭轉徵兵危機開始——不是通過降低標準、承諾寬鬆的薪酬或向軍隊注入多樣性、公平和包容的意識形態，而是通過毫無歉意地宣揚精英、色盲、全志願部隊和具有挑戰性的美德。美國年輕人挺身而出。情報界還需要招募新興技術、金融和開源研究領域的專家，並讓他們更容易暫時離開私營部門進入政府工作。國家安全機構需要在亞洲以及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方面培養深厚的專業知識。軍種學院和戰爭學院的課程以及正在進行的專業軍事教育應該反映這種轉變。
最後，美國官員需要招募普通美國人來為這場鬥爭做出貢獻。儘管昨天的蘇聯和今天的中國存在著諸多不同，但美國決策者對於「冷戰」一詞的戰戰兢兢使他們忽視了這個詞彙如何能夠動員社會。冷戰提供了一個可關聯的框架，美國人可以用來指導他們自己的決定——比如一家公司是否選擇在中國建立敏感的研發中心，或者一個個人是否選擇下載TikTok。然而，左右兩派的當選官員常常給人一種印象，即與中國的競爭範圍非常狹窄，美國人可以毫無顧慮地採取這樣的步驟。他們讓人相信，與北京的競爭不應太過關注普通公民，而應該通過外交上的精確手段和國會立法來處理。
中國作為一個正常國家
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獨特特徵是，房間裡的大象——華盛頓在與北京的競爭中所希望的最終狀態——是一個禁忌話題，以至於歷屆政府都從未闡明過如何結束競爭的明確目標。拜登政府提出將管理競爭作為目標，但這不是目標；這是一種方法，而且是適得其反的方法。華盛頓正在讓其對華政策的目標成為一個過程：會議本應成為美國推進其利益的工具，而會議本身卻成為核心目標。
華盛頓不應該擔心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期望的最終狀態：一個能夠制定自己的路線、擺脫共產主義獨裁的中國。習近平的嚴厲統治甚至讓許多中共黨員相信，導致中國繁榮、地位和個人幸福度急劇下降的制度值得重新審視。這個制度產生了全方位的監視國家、強迫勞動殖民地以及對境內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它同樣褻瀆了中國哲學和宗教——而更好的模式最終將由此而產生。
幾代美國領導人都明白，通過戰爭或美國投降來結束冷戰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說20世紀70年代給華盛頓帶來了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試圖與強大而雄心勃勃的列寧主義獨裁政權實現穩定和持久的權力平衡（緩和）也注定會適得其反。最好的策略在里根時代得到了最終的綜合，那就是讓蘇聯人相信他們正在走向失敗，這反過來又加劇了人們對他們整個制度的懷疑。
美國的勝利當然不僅僅是里根一人的功勞。它建立在兩黨總統制定的戰略基礎上，並體現在諸如NSC-68這樣的文件中，這是1950年杜魯門政府的政策文件，認為美國的「政策和行動必須促成蘇聯體系本質性的變革。」可以從那份文件直接追溯到1983年里根政府發布的國家安全決策指令75，該指令要求「對蘇聯施加內部壓力，削弱蘇聯帝國主義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放鬆政策的年代，而不是里根年代，是冷戰戰略的異常。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里根最終會與蘇聯展開比他的前任更全面、更富成效的接觸，但前提是他已經加強了華盛頓相對於莫斯科的經濟、軍事和道義地位，而且前提是蘇聯產生了一位可以與里根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里根明白，順序是至關重要的。他也知道，對抗性的第一階段並不容易或舒適。1982年5月，他關於國家安全戰略的第一項指令預言道：「八十年代可能會對我們的生存和福祉構成自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毫無疑問，那是一個緊張而令人不安的時期，里根在這期間將蘇聯稱為「現代世界的罪惡焦點」，並刻意試圖削弱其經濟並對其在世界各地的破壞性活動進行抗衡。然而，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習近平曾詆毀戈爾巴喬夫，並在斯大林之後塑造了自己的領導風格，他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他不是一個可以與美國人一起解決問題的領導人。他是混亂的代理人。華盛頓應該尋求削弱中共帝國主義的根源，並支持一位表現得不像無情敵人的中國領導人。這並不意味著強制政權更迭、顛覆或戰爭。但這確實意味著實事求是，正如中國領導人喜歡說的那樣，並理解中共無意與宣揚自由價值觀、從而對其統治構成根本威脅的大國無限期共存。
當前中國人大規模逃離祖國表明他們希望生活在尊重人權、尊重法治並提供廣泛機會選擇的國家。正如臺灣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樣，中國也可能是這樣的地方。到達那裡的路可能很長。但為了美國自身的安全，以及所有中國人的權利和願望，這是唯一可行的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