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圖片來源：Louise Delmotte）
【看中國2024年4月17日訊】上文我們分析過中共對香港的懼怕促使它對香港採取極權嚴苛的國安政策，本文將分析它為什麼這麼懼怕香港。
首先，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共一個威脅。理由如下：一，一個擁有充分自由的香港，對大陸人民來說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因為自由是世上最寶貴的東西。這是大陸人民在1949-1980年間前仆後繼偷渡來港的原因。二，香港人利用難得的自由，30年來風雨不改地悼念「六四」，提醒世人有關中共屠城的罪惡，不知不覺間使香港成為中國的良心，很多在大陸受壓迫的人們都會來香港公開申述，這對中共來說是極為難堪的。三，香港的資訊流通自由，即使在中共閉關鎖國的日子，中共在大陸的斑斑劣跡都無所遁形，所以香港在2020年之前一直是國際社會觀察中共實況的一個重要窗口，形成國際社會對中共產生一種微妙的監察作用。所以，一個自由香港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構成一個威脅。
一個自由的香港，不必做什麼事，就自然而然地戳破中共很多謊言，令大陸人民嚮往資本主義，懷疑社會主義。例如前文提到的拆「魚骨天線」，當時有一篇報導這樣說：「香港電視節目，人們只需要買一根帶有放大器的魚骨架形天線，再用竹竿將天線裝在樓頂，並指向天空的東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於是，人們開始看到漂亮的服飾，美味的食品，閃爍的霓虹燈，歡快的主持人，大膽直白地批評總督的辯論，自賣自誇的廣告，還有鄧麗君的情歌，戀人的擁抱和接吻以及各類武打片、言情片……香港人竟然是這樣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原來就是這般模樣？香港的電視節目對珠三角的老百姓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見陳雷剛：「胡耀邦與廣東改革開放紀事」）。
中共曾利用香港來顛覆國民黨政府
其次，從歷史角度看，1949年前，中共曾經充分利用香港來顛覆當時由國民黨領導的中央政府，既然它本身有這個經驗，到掌權後就自然擔心別人也會利用香港來顛覆它，所以這個龐然大物的中共，對小小的香港就怕得要死。我們不妨看看1949年之前中共是如何利用香港來顛覆中央政府。
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趁著改革開放之機遇，解密了大批中共在1949年之前各地黨組織發布的秘密文獻，筆者通過閱讀這些秘密文獻，看到中共利用香港來顛覆當時的中央政府。中共把香港變成它的：宣傳基地、統戰基地、組織基地、群眾運動基地、後勤基地（包括資金籌集中心、物資儲備中心、幹部培訓及輸送中心）等，這些不同基地，可以從三十年代「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中可以看到（圖一、二），篇幅關係這裡不詳述。
香港曾為早期中共輸送重要軍事物資
除此之外，香港是中共一條秘密交通線的樞紐中心，開闢了由上海—香港—汕頭—大埔—青溪—永定進入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通過這條秘密交通線，除了輸送物資及軍火外，還把200多個中共重要領導幹部（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陳博古、任弼時等）送到香港養傷養病。這條秘密交通線，還是中共接收蘇聯軍火的重要渠道。（見賀碧霄：「情報、人員和物資的樞紐：1930-1940年代香港與中國共產黨」，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8年10月號，總第169期）
筆者覺得最重要的是中共竟利用香港的自由，建立起對整個華南地區軍事行動的指揮中心。根據中共文獻記載，中共自從1927年8月7日（「八七會議」）之後成立的第一屆廣東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自此以後，在中共各個歷史階段，中共廣東省委名稱幾經變化，但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
1949年前中共在港設南方局統領海內外黨務
到了1939年1月，更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指揮整個華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群眾鬥爭等工作。這個南方局設組織部、宣傳部、婦女運動委員會、青年工作委員會、統戰工作委員會、敵後工作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室、文化工作委員會、華僑工作組、南洋工作組、社會部等工作機構。南方局直接領導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江蘇各省及港澳地區和海外黨組織。由此可見南方局的職權範圍除了華南地區外，還伸延到南洋及海外各個黨組織。
這些功能，說明中共是如何把一個自由的香港變成名副其實的「顛覆中央、分裂中國」的基地。為了更具體的說明問題，我們不妨看看在中共黨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灣仔會議」，即1947年春天（一月中到三月底）在香港灣仔舉行的重要會議。這個會議在中共黨史上稱為「中共廣東區黨委擴大會議」，因在香港灣仔舉行，故又稱灣仔會議。關於香港灣仔會議的情況，《中共廣東黨史大事記》及《中國共產黨廣東地方史》，均有若干記述，中共黨史專家曾慶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教授）曾經對此有詳細的分析。
香港灣仔曾舉行過中共重要的會議
從曾慶榴的分析可以看出幾點：
一，會議參與者是中共在整個華南地區黨組織的負責人，他們都是華南地區黨、政、軍的負責人，例如：方方、林平、梁廣、黃松堅、饒彰風、連貫、梁嘉、林美南、馮燊、劉建華、嚴尚民、李殷丹、謝創，張華、溫焯華、劉向東、藍造、祁烽、歐初、魏南金、譚天度、黃文俞、謝永寬、李嘉人、陳能興、潘漢年、章漢夫等人。他們都是華南地區各地的負責人（篇幅關係筆者略去每個人的具體身份）。
二，會議形成一批重要的文件，對指導各地的武裝鬥爭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廣東臨委與擴大軍政委員會的總結報告》、《關於武裝鬥爭及北撤問題》（1947年2月28日），《廣東區黨委擴大會議對廣東黨過去工作檢查記錄》（1947年2月），《對廣東區黨委一年來領導工作的檢查記錄》（1947年春）、《軍政委員會關於廣東鬥爭四個問題檢討意見》（1947年6月）、《方林致中央電》（1947年7月11日）以上第1-5篇，見於《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46.1—1947.6）甲56（見圖三）；第6篇見於《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彙集》。
三，會議作出「赤色割據」的決定，在灣仔會議上，方方發表《毛澤東與農民運動》等文，並作《關於廣東形勢和赤色割據》報告，闡述了毛澤東「赤色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與會者交流了學習毛澤東思想，提出今後搞武裝鬥爭應從「小搞」過渡為「大搞」;要努力組建主力部隊，建立民主政權；游擊戰爭要在合適的地理環境中開展;要「梅花點形式」、「波浪式發展」；作戰方式上，要「多打小勝仗」，學會運用「突然襲擊」、「集中優勢兵力」和「馬上解決迅速分散」戰術等等。灣仔會議後，華南各地陸續恢覆和發展武裝鬥爭，相繼建立了粵贛湘邊、閩粵贛邊、桂黔滇邊、粵桂邊、粵中和粵桂湘邊等游擊縱隊，配合人民解放軍南下解放了廣東全境。灣仔會議的成效，在此得到了充分體現。
從上述資料，人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中共自己曾經充分利用香港的自由作為其顛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實行武裝割據分裂國土的勾當，把香港變得名副其實的「顛覆基地」。正是由於有這個歷史經驗，中共就十分明白香港成為推翻腐朽政權的潛能，也就十分害怕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利用香港的自由來摧毀中共的統治，這是中共害怕香港的深層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