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農民工。（Getty Images）
承接之前幾個星期的討論，本週想講一個涉及兩位年輕人的真實故事。
十多年前，曾經有一段期間幫助兩位在北京民工區的少年人，每月為他們提供少量資助，讓他們可以向民工學校支付部份學費，讓他們可以有書讀。當時他們都是隨着來自偏遠農村的父母留在北京民工區生活的兒童，在北京四環之外長大，其中一人更是在北京出生，但就沒有北京的居民身份。
雖然當時只是孩子，他們都盼望有機會讀書，也相信多讀點書將來就會有前途，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他們雖然不懂表達，但在朦朧中，他們盼望可以拉近與其他土生土長同齡孩子的差距；也幻想自己只要努力求學，將來就可以突破父母及自己的貧窮處境，不用再流離於城鄉，不用只能依靠僅足一家糊口的微薄收入。
在中國大陸，根據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所有6至15歲的兒童及青少年，享受九年義務教育是基本權利。但多年來，對於不少兒童及青少年來說，這種所謂「法律規定了的基本權利」只是虛文。他們也只能於民工區內那些民辦的民工學校讀書，每個月都要交學費。
幾年後，他們名義上讀完了初中，知道沒有機會在北京參加高考，又難以回鄉應試，成績又不突出，於是便決定在北京的一所職業訓練學校升讀兩年至三年的技能訓練課程，希望能夠學得一技之長，將來便可以在北京找生活了。但已經沒有多少北京人子女會問津的職業訓練學校，很多也只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學店。大量錄取民工子女，只是希望繼續營運下去，保住教職員的飯碗，甚至利用教育機構的名義去謀取利益。到他們畢業前大約一年半，當時他們已經是15至16歲的少年，課程要求他們要進行幾個階段的「實習」。第一次實習，學校把他們分別分配到商場及超市做「業務推廣」，實際上是每天站在路邊派傳單，或者在超市的試食攤檔預備食物。那一次歷時幾個月，每天就如基層勞動職工般上班的所謂「實習」，就連午飯或晚飯的津貼都沒有。但據他們所知，學校會收取商場及超市勞務費用。換言之，學校是把學生用作搖錢樹。但他們總算是順利畢業，取得了職業訓練學校的畢業證書。
兩個當年的民工子女少年，今天已經二十多歲，在職場打滾已經七年多。他們的父母及自己已經取得正式的居民身份，父母的工作也較以前穩定。但因為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民工，又是外地人，也要接濟鄉間的親友，可支配的收入只是僅足持家。而他們兩人就算取得職業訓練學校畢業生的資格，也只能不斷在一些下游職業中打滾，賺取微薄的收入。他們能否算是中國達致了的全面小康的一部份，可能就連最高領導人都說不清楚。
在他們兩人看來，自己的處境其實也與在北京土生土長的部份青年世代分別不大。他們甚至認為，如果把現在與十多年前他們還是孩子時作個比較，以前還比較清楚看到自己作為民工子女與北京戶口同齡世代在各方面的條件都有比較明顯的分別。
但到了近幾年，這種差距正在慢慢縮減，甚至已經不再重要。他們很多同齡的青年朋友，就算是自出生就擁有北京居民身份，如果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又不是出身於少數新冒起的小商賈家庭，父母又不是擁有專業背景的高薪一族，那是否屬於北京原住民後代分別其實都不大。他們有些就算讀完大學，都是面對着低薪、工時長、工作前景黯淡、看不到發展的機會，更慘淡的是看不到有突破處境的可能性。
可以這樣說，他們這些民工二代，與北京原住民同齡世代的差別已經拉近了。問題是這種拉近不是他們自己作為民工的後代處境得到大幅度改善，而是就算原本就出生於天子腳下的北京青年世代，處境反而逐步惡化，惡化到與背負着外來人、民工子女這種原罪的低端人口都再沒有顯著的分別。
作為民工二代，兩位青年人今天的處境，其實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複製著他們父母那一輩所處的弱勢。但作為他們同齡世代的城鎮青年，境況卻顯然朝着這兩位民工二代的位置沉降。分別可能還是有的，那些原本就擁有北京戶口的青年人，家庭及關係網的承托可能還比較好，讓他們暗淡無望的人生看似可以舒服一些，可以躺平得更順理成章。
從這兩位民工二代與城鎮居民二代差距逐漸拉近的現象來看，不能說中國社會對民工這一個獨特社會階層變得更公平，可能只是引證了多年前一位日本社會學家所描繪的「下流社會」，中國大陸整個年青世代都在向下流動了。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