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辭在六四悼念晚會上朗誦英文詩歌。（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4年6月5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多倫多公民會是一個青年組織，2020年初武漢爆發新冠疫情蔓延到全球，在多倫多的一批青年自發組織成立了公民會，在白紙革命期間嶄露頭角，多次以多種形式舉辦聲援白紙運動的活動。在六四屠殺35週年之際，《看中國》專訪了一位活躍的公民會成員，37歲的傅辭。來聽一聽他如何從不關心政治轉變為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的心路歷程，六四事件對他有什麼影響，以及他對於新一代接棒六四學生精神繼續為中國實現民主抗爭的思考。
記者：在中國89年六四屠殺發生的時候，你只有兩歲，在你出國前是怎麼接觸到六四事件的一些信息的？
傅辭：在我們成長的時候，中共的網絡屏障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嚴重，所以當時我們是能夠看到一些零碎的照片和一些視頻，所以能從那些照片視頻，有一些非常膚淺的認識，知道當時中共有開槍，知道當時有屠殺。但是不知道具體的一些事情，對六四事件也缺乏一個完整的認識。
記者：想了解一下你當時接觸到這些信息的感受是什麼？
傅辭：當時的感受應該是處於一個局外人的感受。因為這段歷史在中國的教育裡面是不會去涉及的，所以作為一個青少年當時不知道怎麼去認知這段歷史。認為這只是歷史上曾經發生的一件事情，跟我們現在的生活好像沒有太大的關係。我們現在經濟正在發展，生活好像越來越好，但是不會去思考它背後的含義是什麼，是非常受當時年齡限制、認知限制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以及教育背景整個框架下的一個嚴重的限制。
記者：我相信你周圍的同學和周圍的朋友可能都是跟你差不多，您是幾幾年出國到加拿大的？出國以後，你是怎麼接觸到六四真相的？
傅辭：我2009年就出國了，2020年才來到加拿大。其實接觸六四這段歷史是我自己主動去接觸，才真正的了解到六四的全貌。真正觸發讓我自己去主動了解是因為三年疫情清零，讓我思考為什麼中共政權會實施這樣一個非常沒有人道、非常沒有科學依據的一個政策？從中就會去了解中共的歷史，其中就有六四屠殺這段歷史。也通過閱讀一些書籍，真正了解六四發生了什麼、發生的背景及其影響。
最開始是通過一些記錄片，包括卡馬的記錄片《天安門》去看六四發生的那段過程。在看那部記錄片的時候，其實是對整個的事件是有一個非常片面的認知，因為那部記錄片的角度是從受害者有罪論的角度去剖析的，所以一直以來我對六四有一個非常大的誤解，也比較低處去真正了解六四。
但是到三年清零，就會去思考這種以受害者有罪論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是非常有失偏頗的。通過這種好奇，我接觸到了一本由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的一位歷史系的中國歷史學教授周傑榮教授撰寫的書《六四》，對六四事件真正有了非常系統的了解。
這本書的角度非常多元化，不只是從當年六四在天安門發生什麼的角度，而是從中國歷史特別中共執政後開始後的系列歷史事件的角度去講述。
這本書講述了六四成為當時學生民主運動的一個宣泄口，包括80年代的嚴打和計畫生育政策給人們帶來了非常嚴重的身體和心靈上的打擊，人們通過這個運動訴求自己的權利，去追求新聞自由，去訴求讓政府停止貪腐。其中是詳細剖析了政府怎麼應對學生運動和學潮的發展，從中也能看到中共從來沒有離開極權政府的運行方式，一直以來中共就是一個獨裁政府，只不過是獨裁者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而已。
而在六四那段時間，獨裁者其實就是鄧小平。鄧小平是鐵腕方式去治國，這種方式在六四前已在很多地方用過，包括嚴打。嚴打是以非常無理的罪名去打壓非常龐大的人群。此外，也對其他地方的一些和平抗議活動進行武力鎮壓。最值得講述的就是89年3月在西藏拉薩的戒嚴，對藏民聚集遊行進行武裝鎮壓。而這種鎮壓和戒嚴，在研究者看來其實是給六四的武力鎮壓有一個預演的功能。讓鄧小平和李鵬他們這些執政者相信武力鎮壓是他們唯一的途徑。
這也是很可惜的一個地方，就是當年在廣場上去抗議的人和全國範圍內去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這些人們，他們沒有意識到中共其實從來就沒有想過，要真正的和學生去談判去交流。這也是為什麼導致了他們沒有很好的能夠去保護自己，沒有能夠去阻止中共武力鎮壓的最後的結果。
記者：公民會基本都是年輕人，你們成員對於六四的認知如何？你覺得當代年輕人能夠從當年的學生身上學到什麼樣的精神？
傅辭：我們大部分成員是89之後才出生的，甚至是九零後和零零後，特別是在他們成長的階段，中國網絡屏蔽已經更加嚴厲，在國內想了解六四必須得翻牆，必須透過重重障礙才能了解到真相。
六四當時的年輕人真的是賭上自己的青春和未來去和一個極權政府進行談判，為全體中國人尋求一個自由的機會。正因為他們這種精神，讓當時的世界看到了，原來在一個極權政府人民是有這樣一種對自由的訴求、擔當和勇敢。這份精神對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榜樣。年輕人也應該要看到當時的人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也應該認識到35年後，當時的親歷者仍一直奔走在最前線向世界講述六四歷史。這對他們是非常不公的，因為他們每次出來講述親歷的真槍實彈的武裝鎮壓對他們是非常嚴重的創傷，所以我覺得年輕人應該理解這份厚重的意義是什麼，應該勇敢站出來去接棒，和六四親歷者們一起去承擔，幫他們分擔這份創傷，並向更多的年輕人傳播真相。
記者：2022年冬天白紙運動爆發，很多年輕人站出來喊出“共產黨下台”的訴求。從六四到現在，你認為中國人是不是有一個思想上的轉變或覺醒？
傅辭：我覺得這份覺醒在中國一直存在。35年前廣場上的學生門可能沒有達到讓政府改變專制政策的目的，但是在當時工人群體和其他社會群體其實有改變制度的訴求。舉例說，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三君子污損毛澤東畫像，當時他們就打出了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可以休矣的標語。他們直接呼籲政府停止專制、把權利歸還人民。當時有一定的人群在呼籲選舉自由，中國人對專制政府的厭惡心理一直都在。
而我很欣慰在白紙運動期間，中共對網路和人民思想的控制變本加厲，特別是利用現代技術對人民進行思想管控，在這樣一個高壓狀態下，上海居民在烏魯木齊中路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極權政府下台”的口號，你就能看到這種精神。只要你的壓力一直在，這種精神就一直在。
記者：我們看到香港2019年之前還能夠自由的舉辦大規模的六四悼念活動，因為港版國安法出台，維園燭光已被熄滅，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很多人越來越悲觀。你認為年輕華人包括中國大陸的華人對中國的未來怎麼保持一種積極的態度？
傅辭：我既悲觀又非常樂觀，悲觀是我們抵抗的是一個國家機器操控下的一種輿論，進行輿論的對抗和體制上的對抗。在國內，抵抗者沒有任何的生存空間，他們完全被個體化，很難去組織起來對專制政府進行反抗。在海外，我們能做的就是將歷史真相傳播給更多人，讓更多的中國人覺醒，認識到共產黨極權體制下每個人都是受害者。三年疫情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那種清零政策剝奪了每一個人的自由，並且這個政策完全不是為了控制疫情，而是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而這種控制方式讓中共意識到他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對中國人進行更嚴酷的管控。這種管控也讓每個人都意識到，不管你在中國是什麼角色、處在什麼位置，其實都是中共被打壓的對象。
我樂觀之處就是越來越多的人能看到這一點，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讓在海外的中國人少一點受到中共國家機器宣傳的控制。我們能夠把這種真相、把這種思維傳播給他們。
記者：的確，這麼多年以來，共產黨一直在掩蓋歷史、掩蓋真相，說明它非常懼怕人民知道真相，現在在國內連六四兩個字都不敢提。公民會通過很多形式，比如辦讀書會、辦紀念活動，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形式，讓更多的人去正視這個歷史，了解這個真相。
傅辭：正如你所說，當局非常的懼怕六四，也懼怕白紙運動，我們之前曾經傳播一句話就是：一個懼怕白紙的政府，我們真的是沒有什麼好懼怕的。只有當我們意識到了，恐懼是他們統治的工具我們才能夠壓制心里面對極權政府的恐懼，才能夠勇敢的站出來，去了解真相和後傳播真相。
記者：今年六四35週年，你們公民會舉辦什麼活動？
傅辭：5月下旬，我們已參與和組織了好幾場活動，包括上週和白紙運動的一些團體進行聯動，播放了白紙運動的記錄片。5月30號在推特平台上開展了讀書會活動，專門去討論周傑榮教授的《六四》這本書，也邀請到周傑榮教授作為嘉賓探討這段歷史的影響以及中國的未來。這段節目的錄音也在推特空間保存，所以非常歡迎大家去收聽。
周教授他這本書是以英文發表，我們的討論是中文討論，也問了周教授這本書什麼時候能夠翻譯成中文，這也呼籲一下有能力的出版商能夠把中文版幫助出版。
6月1號，在多倫多北約克賴世民廣場，公民會和多倫多民運會與民主中國陣線一起聯合主辦六四燭光晚會，當局不允許在香港的維園的六四紀念，那我們就在全世界各地讓維園的燭光散播開來。
6月4號6點鐘，我們在中國駐多倫多使館門口進行六四抗議集會，然後公民會在多倫多大學主辦音樂演奏會紀念六四。非常歡迎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在現場能夠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