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戰狼外交的代表性人物前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6月28日訊】（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外交政策》報導，五年前的2019年，中國的外交官不再那麼「外交」。一些高調的大使和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現稱X）、新聞發布會上以及幕後會議中開始發表尖刻、諷刺和負面的言論。與此前中國外交官謹慎的言辭風格形成鮮明對比，這種變化令國內外觀察者給中國的使者們冠上了一個生動的新稱號：「戰狼」。
戰狼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公開對抗，往往使用情感化的語言來化解外國批評。例如，2019年7月，中國的一位高級外交官在巴基斯坦與一位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在推特上互相指責。同年11月，中國駐瑞典大使引起了媒體關注，他說：「我們用美酒招待朋友，但用獵槍對付敵人。」在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外交會談中，中國高級外交官楊潔篪公開警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不要「抹黑中國的社會制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還批評美國代表團製造了「充滿火藥味」的敵對氛圍。
然而，戰狼外交的頂峰已經過去。在過去三年裡，中國的外交官逐漸回歸更傳統的方式。可能是在習近平主席的指示下，他們降低了公開言論的調門，專注於改善與美國、西歐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中國外交部相關的社交媒體賬戶仍然活躍，但其信息變得不那麼尖銳和對立。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也變得更為平和。那些在2019年和2020年因言論而引起國際關注的外交官有的已退休或調任他職。
許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將戰狼外交的興起歸因於中國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和習近平的個人領導風格。但比任何國內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國國際環境的變化。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的一年左右，中國領導人應對的是外國批評的急劇增加，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批評，他們認為這是對中國共產黨（CCP）統治的威脅。隨著外國批評的減弱，中國的外交態度也隨之軟化。
展望未來，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認真考慮其公開評論的影響。如果北京再次認為自己受到圍攻，戰狼外交可能會捲土重來，損害中美之間建設性對話的前景。
戰狼的崛起
中國的外交官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並無根本區別。中國的外交部執行著與其他國家相同的職能，傳遞信息給外國對手並報告國外動態。中國的使者並不是唯一需要與敵對國家打交道、發出威脅並向外國批評者解釋本國行動的人。然而，通常情況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即使在傳遞最不愉快的消息時，也會使用精心校準和明確傳達政治領導人意圖的語言。
周恩來，作為中國的首任總理和外交部長，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多項舉措，培養了一支龐大且訓練有素的外交使團。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劇變之後，外交部變得更加專業化。到20世紀80年代末，大多數高級外交官都擁有大學學位。他們常規起草白皮書，召開新聞發布會，並與外國對手交往。正如政治學家Taylor Fravel和Evan Medeiros在2003年《外交事務》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使者在傳達國家目標方面變得「更加複雜」。
隨著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增長，特別是在習近平於2012年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外交使團變得更加自信。然而，中國外交實踐真正的轉折點——後來被稱為戰狼主義——出現在2010年代後期。據Yaoyao Dai和Luwei Rose Luqiu的分析，2017年至2020年間，中國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的敵對回應比例幾乎翻倍。特別是Weifang Xu的研究表明，外交官在新聞發布會上以負面術語描述外國的頻率在2019年顯著增加。從2018年到2019年，中國外交官開設了100多個新的推特賬戶。儘管這些賬戶發布的大部分內容平淡無奇，但許多中國外交官利用這些平臺與外國批評者爭論。
「戰狼」一詞在中國外交轉變的時期已經在流行文化中廣為人知。2017年，熱門動作片系列《戰狼2》上映。該系列影片講述了一個虛構的特種部隊執行非常規任務，捍衛中國利益的故事。兩部影片的標語——「雖遠必誅」——似乎很符合北京對外批評的外交運動。到2020年，國內外觀眾開始稱中國的現實外交官為「戰狼」。
非外交的外交
儘管戰狼外交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向更自信的大國戰略轉型過程中出現，但這個術語指的是一個狹窄的現象。首先，它描述了一種溝通風格。與通常充滿外交辭令的世界相比，戰狼使用的是一種負面且更重要的是情感化的語調。在專業圈子和公共交流中，他們故意選擇生動的措辭，並避免客套。
戰狼外交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調「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對立。中國外交官將外國官員描述為虛偽、不道德或不理性的，與之相對的是中國領導人的一致性、道德正直和常識。2021年6月，中國駐法國大使表示，他「榮幸」被稱為戰狼，並評論說這些外交官只是在保護中國免受「瘋狗」——即國外的批評者的攻擊。
中國使者的情感化言論的含義往往因人而異。外國觀眾普遍認為這種新的外交風格不禮貌且不知節制。例如，美國的學者和外交政策評論員形容中國的戰狼為「充滿激情」、「狂熱」、「激進」、「對抗性」和「咄咄逼人」。然而，根據中國外交官自己的說法，他們的言論是對周圍敵意的防禦性反應。2020年5月，中國外長表示，國家的代表只是糾正了針對中國的「惡意誹謗」和「無端抹黑」。另一位中國外交官評論說，「需要打戰狼戰」的原因是「這個世界上有狼」。
國外的起源
無論是民族主義的高漲還是平息，無論是集體領導還是個人領導，中國政治中有一條趨勢突出：CCP對質疑其統治權利的批評過敏。這種批評很少在北京的權力大廳引發辯論。相反，它促使中國領導人關閉對話，攻擊批評者。因此，當國際對中國的批評在2010年代後期增加時，中國政府通過動員其外交官來回應。
在此期間，中國因其在新疆的再教育營和香港的鎮壓抗議活動而面臨日益增長的國際譴責。隨著特朗普總統任內美中關係惡化，美國官員對北京的批評也越來越多。批評並非從特朗普任期開始時就缺席；2017年12月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列為修正主義力量。但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譴責在2018年10月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講，譴責中國「干涉美國民主」後加劇。
新冠疫情加劇了國際批評的高潮。儘管一些譴責可以被視為對病毒源自中國的排外反應，但外國領導人和媒體的反應也質疑中國國內體制的合法性。他們問道，為什麼中國政府在遏制病毒方面行動遲緩？習近平是否無法從官僚系統中獲取優質信息？中國科學家是否被沉默了？地方當局是否無視中央政府的規則和規定？在整個疫情期間，西方評論家一直在討論中國的自上而下體制是否比民主模式更好或更差，從而質疑中國在生產有效疫苗和阻止疾病傳播方面的能力。
對北京決策的批評可能有很多是合理的。然而，關鍵點不在於批評的合理性，而在於其時機：國際譴責最強烈的時期正好與中國戰狼外交的高峰相吻合。
中國使者明確指出了外國譴責與其外交策略之間的聯繫。2019年底，作為典型戰狼的趙立堅——當時在北京的外交部任職——告訴BuzzFeed，面對美國官員對中國的「誹謗」和「抹黑」，中國外交官「該告訴世界真相」了。2020年12月，另一位外交部發言人評論說：「美國一直在打壓我們，攻擊我們，誹謗我們，我們不得不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
北京的對外批評在新冠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個月達到頂峰，西方的譴責甚至更加惡化。例如，法國官員聲稱中國發布的關於新冠大流行的虛假信息比俄羅斯還要多。美國官員則指責北京傳播關於病毒起源的陰謀論。2020年3月，在特朗普總統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後不久，趙立堅推測病毒可能是由美國軍人帶到武漢的。同年6月，CCP官方報紙《環球時報》的前主編描述了這種對抗性外交的廣泛基礎，他評論道：「我認為中國政府、媒體和普通中國人都有動機和情感衝動來反擊這些言論。」
隨著外國對中國的批評減弱，戰狼外交也隨之消退。儘管西方對中國在新冠疫情早期的反應、對臺灣的軍事壓力、對香港的政治鎮壓、對新疆穆斯林的虐待以及對南海的領土主張持續提出質疑，但這些話題已逐漸從公眾視野中淡出。到2021年，特朗普已經卸任，阿拉斯加事件後不久，華盛頓的政策討論回歸了雙方更為熟悉的主題，如關稅、貿易和出口管制。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不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或其精英的合法性，而是具體的政策和政策結果。
對這段時間中國外交言論的分析表明，當戰狼的語氣軟化時，外國批評也在減少。2021年初至2022年中期，中國外交部對外交對手的敵意有所減少。2022年初，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交官之一的謝鋒不再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趙立堅也在2022年年底從新聞發言人崗位調離。
戰狼不會永遠消失
中國戰狼的逐漸消退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外交風格已經永久改變。相反，當國家感到受到國際攻擊時，它可能再次向其使者們發出對抗性指示。許多學者和評論員將戰狼外交視為習近平政府的民族主義煽動策略的一部分。他們認為，民族主義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石之一，中國領導人定期動員民族主義情緒以鞏固CCP的控制權。
但這種說法誤導了人們對北京政策變化根源的理解。雖然中國外交官可能迎合國內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但他們主要是執行其上級的命令。黨指示他們採用更情緒化的溝通風格，而他們也迅速適應了新的標準。在很短的時間內，外交使團就轉向了更加對抗的策略。
CCP的一致性和紀律性表明，戰狼風格的回歸併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國際批評保持在中等水平，北京就沒有理由再次指示外交官激烈回擊。然而，黨對外國譴責其統治權利和政治制度的敏感性表明，如果中國再次感到受到威脅，外交言辭將再次激烈起來。中國的一位高級外交官在2019年評論道，「如果敵人變得更加凶猛和瘋狂，我們就必須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