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日，從日本抵達美國與家人團聚的中國民主運動元老、中國民主黨創黨成員、浙江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右四）抵達美國。（北京之春提供）
2024年8月2日，從日本抵達美國與家人團聚的中國民主運動元老、中國民主黨創黨成員、浙江杭州異議人士朱虞夫先生接受臺灣中央廣播電臺主持人溫大同的採訪，講述自己投身民運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
翻看軍閥通電受到民主啟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我小學還沒畢業。5月16號那天，學校通知說不上課了，畢業考試取消了，老師都到街上去宣傳文化大革命去了。回家以後沒事幹，我們這些十一二歲的小學生就在社會上交朋友。有時和朋友一起到馬路上去搶傳單，看大字報。
那時候圖書館都不開放，還沒有書，我從那些被抄家抄出的書裡面，千方百計把不讓看的馬列、毛選以外的書偷回來看。我鄰居家有個老太太，當時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有點瘋瘋癲癲，被人看不起。我瞭解到她先生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她兒子長得很英俊、很高大，叫大衛，估計她家也信仰基督教的大衛。大衛看到我，也很中意，說我這個人也是有書香氣的，就約我到他家裡去。我看到了很多書，也包括很多民國時期的通電。凡是通電的電文，不管當時的吳佩孚，還是其他所有軍閥，在通電的結尾都會寫「自由平等」這句話。
我那時起就開始接觸這些資產階級的東西，基於這樣的成長環境，我不會跟隨社會風向，而是心裡面常懷一種悲憫之心，和深沉的良心道德觀念。通過大量閱讀這些書，我擴大了的知識面，也看到了新的世界。
結識陳維健 建杭州民主牆
陳維健的中學同學，是我的小學同學。陳維健的母親是我老師的老師。我的老師把我帶到他家，在杭州市金釵黛巷，於是我們就認識了。他家裡有一臺收音機，平時大家沒事都去他家裡聽廣播。那時候正好是1978年底，我從他家收音機裡得知了北京的民主牆，還有當時團中央的演講團。
演講團由時任團中央副書記韓英帶隊，沿京廣線一站一站南下，先到了天津、濟南，後來又到了上海。我們在陳維健家裡，每天晚上7點鐘都要熱血沸騰地收聽美國之音的中國新聞和國際新聞聯播，從來不錯過，生怕漏掉了演講團的動態。
得知下一站就應該到杭州了，我們寫好大字報、標語，一切都準備好了，就等韓英到了以後大家一起去接應。結果從美國之音中聽說他已經被有關方面攔阻，不准他繼續南下了。大家感覺到很失望，好像滿腔的熱血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一樣。但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決定照樣把這些東西貼出去。
正值隆冬，我們戴著大口罩，穿著破棉襖，胸口掛著軍包，裡面放著傳單，提著漿糊桶和大字報，每輛自行車後座帶一個人，悄悄結伴而行。選定杭州解放路百貨公司旁銀行儲蓄所的一堵20多米寬的牆，我們爬到上牆頭，漿糊一刷，大字報一貼，之後馬上走人。就這樣，藉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東風，我們把杭州民主牆建立起來了。
每次貼完大字報，為了避免被跟蹤盯梢，我會拐個彎再繼續南下回到杭州城南的家。
「雖千萬人吾行矣」 油印發行大字報
四五運動基本是幹部子弟組織發起的。後來我接手的《四五月刊》，最早在76年的時候負責人是葉航。葉航的父親當時是蕭山公安局的局長，葉航的高級參謀陳曉峰，其父是浙江省檢察院的院長、民國時期的金蕭支隊。
沙孟海的弟妹，即時任浙江省省長沙文漢的妻子陳修良老太太，是南京地下黨的市委書記，也給予我們極大幫助。沙文漢在1962年的時候被整死了，我們搞杭州民主牆的時候，陳修良老太太一個人住在杭大的宿舍。我們杭大也有好幾個幹部子弟，她就在晚上給我們上課，教我們如何擺脫警察的跟蹤。回想起來，歷史真是拐了個大彎呢。當年地下黨就是這樣對付國民黨反動派，對付那些反民主勢力的，她又把那時候的經驗拿過來教我們。這也算是薪火相傳吧。
最初的《四五月刊》主要是收錄印刷北京、杭州的民主詩詞。我看到《四五月刊》以後，就寫信過去。他們有兩個站點，通過站點的聯絡員來聯絡。當時有個編輯叫「邊齊」，其實就是葉航的筆名。我跟他有書信來往，可是我還沒見過這個人。
後來杭州民主牆開始成為我們聯絡的窗口，民主牆上張貼的大字報下面會有很多人回覆，有點惺惺相惜的感覺。我和陳維健共用「民鳴」這個筆名，意思是老百姓的聲音，我們晚上把大字報貼在民主牆上，白天再湊進人群去看，發現上面有留言，寫著：民鳴你在哪裡，到聯絡點告訴我。
過了幾天，我在大字報下面又看到有熟悉的人在抄大字報，我問他怎麼在這裡？他說老汪自己不敢來，給他兩毛錢路費，叫他來抄大字報。那時我突然靈光一閃，我回去和陳維健等幾個朋友講，我們的大字報只是張貼出來，宣傳面不夠廣，應該做成印刷品便於流傳和閱讀。他們對安全非常擔心，說公安局一直在找我們麻煩，把我們寫的東西作為作案證據在收集，在牆壁上面貼出去尚且要用鏟子鏟掉，如果再去印刷，不是把證據主動送上門嗎？
我說既然開始做了，就不要怕出事，第一次貼大字報就已經被盯上了，躲也躲不掉，做事就要做到底。所以我後來就開始辦刊物，用了五個字作為座右銘，「吾行矣，可畏」，也就是「雖千萬人，吾行矣」——我就是走了，做事就不要計較後果，管這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主要訴求是「思想的自由」
如果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思想的現代化，你搞什麼現代化。我們知道戊戌變法，看清代1906年的時候就提出來「現代化」，那是真正的現代化，而且已經是做出來的現代化。可是革命黨孫中山已經不允許他們再搞現代化，此外當時也受到了蘇俄的干擾。
我當年寫了《盜火者》，就是79年的民主牆的回憶。當時呢，就是我們張貼《國民性一瞥》、《國民性二瞥》，就是像魯迅批判國民性一樣。當時我們的目的是鏟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沒有這個土壤，文化大革命這支毒草長不出來。如果不把這個土壤鏟除，只是剪掉這支草不解決問題，它還有根，還會再長出來。這就要求我們思想必須現代化，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有民主，要求有自由，要求每個人能夠掌握他自己的人權。
當時我們提出要求釋放包括四人幫在內的一切政治犯。我們指出「四人幫」也是政治犯，你今天通過審判他們來報一箭之仇，這其實是在報私仇。我們不是為了報私仇，我們也沒有個人要求，我們是希望中華這塊土地是淨土，把那麼多年來被污染的東西正本清源。在此之後，就有很多人千方百計想認識我。
葉航他們76年的時候辦《四五月刊》，就是通過北京的四五運動、清明節的運動來悼念周恩來，大家其實都是心知肚明的。就像後來悼念胡耀邦一樣，是因為大家對現實不滿，才來借題發揮。可是皇帝心裏也明白啊，你們並不是抬出周恩來就只是為了悼念周恩來，你們的目的是衝著我來的。所以老毛說要鎮壓了。但當年確實在沒地方講話的時候，利用周恩來，就可以講上一陣話。其實周恩來這個傢伙也不是好東西，這傢伙一生也是罪行纍纍的，是做了大量壞事的。而且沒有他，中國共產黨會惡到這個程度，把中國糟蹋成這個樣子嗎？
我們的大字報是一期一期都做出來了，看的人也越來越多。大家在民主牆那個地方也開始了互相辯論，有的人提出可以搞民主，但不要反老毛；有的人則反駁說，必須要反老毛。
聚人氣與信息傳播的重要性
我收聽外臺主要是為了交朋友。我們三五個朋友坐在那裡，肯定有人在收聽「敵臺」，他不會特別說我聽歌什麼的。但當時環境其實也是不允許的，你不知道和你一起聊天的朋友，明天誰去報告。中國的密探制度是很厲害，歷史上這個制度也歷來是這樣的。
信息傳播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和徐文立有過一次聊天，他就認為中國民主黨主席必須他們北京的人來做。因為北京受到世界的注視，他們一直處在新聞的熱點和關注點上，在地緣政治上是稀缺資源，是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的。浙江搞得再大，也是外省，沒有人到我們這裡來，沒有人看到。北京的民主牆為什麼蜚聲中外，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杭州的民主牆其實搞得比北京更好，可是沒人知道。
後來我北京的那些朋友放寒假，回到杭州來，看到我們的大字報、印刷的刊物，也感覺到很好。我說等這一期搞好了，你們拿幾十份帶到北京去，北京的刊物也發給我們，大家交流一下。後來王軍濤就給我們寫信了，徐文立後來也提到這個事情。他說我們印刷的比他們好，裡面的文章份量比他們的重，全都做的很精美。
民主運動的「行為藝術」
王有才非常注意媒體的力量，他在註冊中國民主黨以前，為了第一時間讓全世界都知道，聯絡了許多媒體。他為什麼選擇1998年6月25日這一天去註冊，就是趕在克林頓在西安下飛機的那一刻，引來了大量的境外媒體記者。
6月25號中午，王有才一行人出發之前，我在王東海的樓下給他們送行。王東海的太太陳雲惠挺著個大肚子，馬上就要生了，我問王東海如果他今天萬一回不來了，他太太誰來照顧？我說把他的名字換成我的。他無論如何不肯換，他說「虞夫啊，阿惠交給你照顧，我放心」。
王有才對我講，「虞夫啊，如果我們進去，我們外面也是需要人的。我們不希望他們把我們一網全部弄到裡面去了。你們在外面發聲營救。我們在裡面也會感到輕鬆，感到解脫的。」。這也是輿論的重要性，如果沒有輿論，如果沒有克林頓訪華，也不會有這次註冊。
我後來把註冊中國民主黨這件事，定義為一種「行為藝術」。
註冊可能嗎，就靠那幾個人可能嗎？就算只有50個人的名單，也拿不出來的，就只有那麼幾個熱心的人。在註冊以前，我已經很明確的講了，我們和這隻猛獸關在一個籠子裡，就要讓他來吃我們，他不吃我還不放心。所以當時把我抓起來，我說我就怕你不抓，抓了才有動靜啊，抓了才有份量。
當時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說，註冊是開玩笑的，不要理他們，過幾天就沒戲了。我們就怕沒戲，所以我們要進一步的刺激它啊，我們每個人把錢拿出來。當時王炳章先生確實在這裡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幾乎每天跟我打電話，問我們註冊的事情怎麼樣了？我說「他們」還要「研究研究」。我也知道啊，克林頓都回去了，還研究什麼？但就是利用這個機會把它做大。他說到馬路上去，去發展民主黨成員，見一個發展一個。那這是他的一個思路，可以用這麼一種方式。
可是你說中國的老百姓，你去發展，他會來嗎？這麼麻木不仁的，這麼一批渾渾噩噩的眾生，根本就是喚不醒的。精英永遠是少數人，就像沙裡淘金一樣的，根本就是非常困難的。
我當時就想到了，我去散發中國民主黨宣言，印了2000多份。目的就是讓中共來抓我。6月30號那天，我就被抓起來了。
目的只為戳破中共謊言
我很難說王有才或者王東海的目，我只說我自己的目的。我跟王東海講的很清楚，我們和這個猛獸關在一起，它一直是吃我們才生存的，但它現在向世界表示他已經改革了，它自稱已經和以前一刀兩斷了，不再吃人了。克林頓相信了，整個世界都相信它了，它騙過了整個世界。可是我們生活在中國底層的人仍然沒有人權，沒有法律保障。它的話能算數嗎？它現在肌肉長滿了，變得連這個世界都很難對付了，它一直都是個魔鬼。
我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戳破它的謊言，我讓他吃了我，我就怕他不吃。我說我們是哀兵求勝。我們要喚醒的是誰呢？我們要喚醒的是具有憐憫精神的這個基督世界。判重刑的政治犯就是我們這一批人，六四的學生領袖都判一年、兩年、三年，判的不長，就是中共顧忌到這個世界上面的反應、反響。我們用自己的苦難，用我們的付出來喚醒人類的憐憫之心，喚醒這個基督世界——這個共產制度是不可救藥的，必須消滅的東西。
我經常講我爛命一條，我交給你算了。必須要有這樣的人，否則老是停留在口頭上。你不衝我不沖誰衝啊？你不幹我不幹誰幹啊？
（劉暢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