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偉長卻拿著信去向鄧小平告密，結果鄧一生氣就把劉賓雁、王若望開除了黨藉。（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是吳祖光先生在生前贈我條幅上寫的兩句話。我受之有愧，一生須強項但也屈過。「反右鬥爭」後期，為求得「組織」寬大處理，曾寫過「認罪悔改書」。雖然這份「悔改書」不像有些人「我的交待」那樣，痛揭別人而去立功贖罪，但也把自已罵得狗血淋頭。據知，從不承認自已犯有「罪行」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上海的彭文應，一個就是北京的許良英。
我當時在四川成都，自無緣相識許良英先生，但2007年「反右鬥爭」50週年大祭歲月，我卻數次破門拜見了他。為了不忘記歷史，北京右友發起了「反右鬥爭」50週年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63人的簽名訴求：一，要求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二，要求執政當局應向受害人賠理道歉；三，要求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
第一稿文本由杜光老師草擬，鐘沛璋老師修改。由我和任眾先生、燕豚符女士拿著文本去分頭串連。任眾負責北京地區難友，燕豚符女士負責北大難友，因我當年是《人民日報》點過名的右派份子，負責串連上層有名氣的右派。許良英先生便是串連的第一人，去前曾查閱過他有關的資料：
許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下的張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從廣西宜山到貴州遵義、湄潭，在輾轉流徙中完成學業。他在專業上顯示出的天分和特質，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賞識，他卻一心從科學轉向革命，尋找中共地下黨，終於在1946年如願。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並秘密領導浙大乃至杭州的學運。上世紀50年代初他調到中國科學院後，想擺脫政治，回到科學研究當中，1956年出版了《科學與社會主義》。未料1957年風雲突變，並沒有「右派」言論的他，卻因為反對反右運動而成了中科院第一個右派，回故鄉種地二十多年。從1962年起，他在農村的煤油燈下編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影響了幾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獲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從事科學史研究，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金克木譽為「題為簡史，實是大書」。1980年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起草的講稿，率先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的論斷。從那時起，他發表一系列文章，倡導民主、科學、人權。
大約是2007年1月23日，我和太太驅車去到海淀區他的居處，那是套極其簡陋的小三居，總面積約80平米，住房沒有裝修，水泥地面水泥牆璧，傢俱陳舊不堪，真不敢使人相信這竟是國內外著名物理學科學家住的地方。然而他和他夫人歷史學家王來棣女士，就長年住在這裡讀書寫作，心憂天下筆耕不輟。正如詩人白居易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許良英一生貧窮嗜書，堪稱「最富是清貧」之人。
他個兒精瘦，兩眼炯炯有神，腰板硬朗筆直，聲洪音響老而不蒼，80多歲的耄耋老人了，思路卻十分清晰。見面時，我按照一般習慣誇他一番說：聽說許老師都87歲高壽了，早早地活過了毛澤東……他突然把臉一沉，勃然大怒道：毛澤東，他算個什麼東西，怎麼拿我和他比？他是個整人害人的暴君！
我和太太一下搞得十分窘困，不知說什麼好，只好應聲道：比錯了，比錯了！毛澤東，算個什麼東西？他不再說什麼，坐在客廳裡的沙發上，邊看訴求文本一邊說：毛澤東一生幹了不少壞事，僅一個「反右運動」就戕害了近百萬知識份子，幾乎毀掉了中華民族……我不停點頭，表示贊同。
他詳詳細細地把訴求文本看了兩三番，認為寫得不錯，但提出有幾處措詞不準確，必須修改。我立即向鐘沛璋老師撥通電話，轉呈了他的意見，同意修改。他卻不簽自己名字，要我改好後拿來他再簽。我心裡嘀咕：這老頭真倔，沒點通透餘地，只好笑著告辭。
三天後再次登門造訪，他看了修改稿二話不說，簽下了他的大名，然後與我攀談起往事來。他說1987年「反右鬥爭」30週年，他和劉賓雁、方勵之發起搞個研討會，他的家就是聯絡地址。本來按事先研究好的名單發邀請信，方勵之卻去邀請了錢偉長。想不到錢偉長卻拿著邀請信去向鄧小平告密，結果鄧一生氣就把劉賓雁、王若望開除了黨藉。其實王若望只是參與者，並不是發起者，我卻免難了。外面傳說是費孝通告的密，不對，是錢偉長，所以他才一步登天，當上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自此後再沒有人提起召開「反右鬥爭」紀念會一事，沒想到今天你們發起了，但願這個會能開成功！我滿有信心地回答：一成功。走時，他送了我一冊《許良英文集》。
此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我也把我主編的《往事微痕》寄送給他，他還寄來過稿件。此後，我被有關當局嚴格管控，為恐給老人增加麻煩，再未去登門叩拜過許良英先生。
白駒過隙，光陰荏冉。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傳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的消息。從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遠失去了敬愛的許先生，中國永遠失去了直言不屈，孤傲獨立的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