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日，朱虞夫和妹妹在位於洛杉磯的家中。（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木林拍攝）
臺灣時間2024年10月23日，中國民主運動元老、中國民主黨組黨成員朱虞夫先生，接受臺灣中央廣播電臺主持人溫大同採訪，講述自己如何在2011年中國茉莉花革命期間因為一首小詩遭到中共監控、抓捕、關押折磨和濫用司法被強行定罪的受迫害全過程。
茉莉花行動在中國：一場未成形的革命
主持人：我今天想跟朱虞夫先生談的是您參與中國茉莉花革命的情況。我們知道，茉莉花革命是發生在2010年年末到2011年年初，在北非突尼西亞的反政府示威活動導致當時的政權倒臺，這個事件也導致了北非和中東一些阿拉伯國家通過民眾的示威活動使得多個政府倒臺，這個事件被稱為阿拉伯之春。這樣的活動被認為與推特或一些手機媒體應用對年輕人產生的影響有關，因此相當受到重視。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個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有人發起了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
根據我們現在的記憶或從資料中整理所看到的情況是，2011年2月在網路上有一些匿名人士發起了號召，計畫在2月20號星期天下午2點，或約定以後每個星期天下午2點在中國一些城市進行集會。當時他們指定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具體地點來部署。然而，在活動發生前一天就有很多人被限制自由，而在2月20號當天，北京記者所報導的情況或照片顯示，基本上只有記者和公安人員在那裡，實際上民眾參加的非常少。
我們也知道朱先生您在2011年的3月5號因公開支持這個運動，併發布了一首詩《是時候了》而再次被捕，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第二年被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三年。我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在外界所觀察到的情況有一些撲朔迷離之處。我首先想請教朱先生，對中國茉莉花革命這個事件，您所觀察到的情況是怎樣的？那個匿名的發起者至今仍很神秘，對吧？您認為他們是海外人士，還是中國內部的人士？對此您怎麼看？或者說您當時的感受如何？
朱虞夫：這個問題我自己是這樣看的。我原本與茉莉花革命沒有任何關係。當時的茉莉花革命是一次群眾自發的、民意推動的行動，因為大家已經對這個政權感到極度厭惡，對現實也希望有所改變，嚮往一種新的生活。特別是在知識份子之間，這種意願更為強烈。
當時他們抓了我，目的在於殺雞儆猴。當時也有一個偶然的情況，我認識一個年輕人，他的父親是我的好朋友。這個年輕人在這方面比較活躍。對於共產黨來說，自從突尼西亞事件發生後，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一有風吹草動，就驚慌失措」，中共朝不保夕，惶恐不安到了極點，採取圍追堵截的方式，千方百計地避免類似事件在中國發生。這些維穩任務就落到了警察、公安身上，自從2011年元旦以後，所有的警察都不放假，24小時輪班，已經是焦頭爛額、筋疲力盡。當時的公安部面臨這種危機，已經快支撐不下去了，因為人畢竟是需要休息的。當時在我被送到桐廬區關押的路上，開車的警察一路上打瞌睡。
在2011年的2月25日，胡錦濤有一個指示，要求公安系統不按規矩出牌，即懷疑某個人有問題，可能採取某種行動之前，就提前抓人，先控制起來。用胡錦濤的話說，就是對於特殊人物，要用特殊手段來對付。「特殊手段」也就是可以逾越法律的限制，也不用依據事實。所以我第三次被抓，從判決書上都可以很明顯看出他們在羅織成罪，因為我只寫了一首詩《是時候了》。我太太對此印象很深，我只是在一張廢紙上用了15分鐘寫成，就隨手發給朋友了，根本也沒有嚴格地推敲，而且這首詩的內容並不是過激的，也沒有直接針對共產黨，只提到「到廣場上選擇中國的未來」。結果就被中共解讀成了顛覆政權，這是他們做賊心虛的解讀，因為他們當時正在千方百計的想要抓人。所以當時警察就是每天都不斷問我，怎麼想，怎麼看，就是你剛才問我的那些問題。
我當時就用了網路上對茉莉花革命的描述回答，我說這個人可能是四十來歲，可能是從事IT方面的一個知識份子，就這樣講。我隨便一講，沒想到把自己陷入了那個泥潭中。我不應該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回事。然而，當他們把我重重地圍在家裡的時候，突然有人給我發簡訊，稱自己現在廣場上，詢問要不要把口袋裡的標語拿出來，就這麼兩句話。當時我的手機在全面的監控之下，滴水不漏。我立刻回了那個人，說趕快離開那個地方，他周圍全是便衣。從我的經驗判斷，廣場上有示威人群，也有中共的警察、便衣，都在搶著立功，一旦發現苗頭，他們就可以搶到頭功。我不清楚他的標語內容，但他顯然已經被盯上了，旁邊確實有便衣，當時在廣場上便衣的數量，即使一對一地盯人，他們的人數也綽綽有餘。
這位仁兄的父親是我的朋友，但我跟他這個兒子沒什麼交集，也沒什麼來往。他離開廣場後，直接來到了我家，可以說他是引狼入室，把禍水引到我這裡。到我家樓下時，跟他來的便衣和蹲守監視我的便衣一起出現，經過他們的判斷，就確認是我了。他們疑神疑鬼的，反正逮住一個就算數。就這樣，我被捲了進去。我不怪誰，對我來說，這是主的一種安排，為了拯救我吧。我覺得這像是在煉丹爐裡，我煉一次不夠，還得煉第二次。他們感覺火候還不夠，又需要再煉我第三次。所以我是無怨無悔，去了就是去了。而且我覺得每次要抓我都是一種榮耀，我認為這是主讓我完成的使命，希望我這樣做。
談到茉莉花革命，我相信，共產黨它們自己也相信，共產黨現在正處於火山頂上，隨時可能爆發。因為這個的政權本性如此、來歷如此、一貫做法如此。胡耀邦曾經講過，如果群眾知道了共產黨的歷史，早就推翻他們了。現在之所以沒人起來，是因為現在「陳勝」、「吳廣」、「李自成」起不了什麼作用了，赤手空拳的人不可能對抗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從我的性格來說，我不願意把善良的老百姓驅趕到刀槍之前，這是共產黨曾經慣用的手段。在所謂的「解放戰爭」期間，共產黨曾將地主富農的家屬送上前線，作為肉盾來抵擋國民黨的武器，讓國軍不忍心開槍，而共產黨自己躲在後面開火，這就是井岡山下來的土匪流氓的手段。
但我總是感覺並強烈地感受到，歷史的轉折點快要到了。社會的各階層、最希望變革的、最有動力的年輕人，已經成為很好的一種燃燒劑，引起燎原之火的條件已經成熟了。這次的股市救市行動，大量地印鈔然後再向股市輸血，其實是他們的垂死掙扎，讓中國人看到一種虛幻的好處，暫時穩定局勢。他們現在已經不止是拆東牆補西牆，而是用煙霧彈，但煙霧很快就會散去，他們後面還能有什麼花招呢？
主持人：2010年底北非爆發茉莉花革命，2011年初中國政府的警察已經在戒備，開始監控所有可能去的人士，那時他們已經筋疲力盡了。我看到一個記載，說杭州的民主人士毛慶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提到，浙江的民運人士被公安看得很緊，無法參加茉莉花集會。據他瞭解，當天在杭州的集會地點確實有人去，但只能匆匆走過，不能停留。在2月20號，也就是網路上流傳的第一次集會之前，您已經被監控了嗎？
朱虞夫：對，這個運動一開始，就有人坐在我家門口了。他們把我列為「浙江一號」，浙江有任何風吹草動，都要先監控我。當時他們把我軟禁在家裡。
主持人：所以所謂的中國茉莉花革命只是在網上，也不知道這些信息究竟來自哪裡？可是實際上，在中共的非常嚴密的監控之下，什麼都沒有發生，就是中共的警察和媒體記者。實際上並沒有所謂的茉莉花集會，對不對？
朱虞夫：就是因為共產黨的過度戒備，他們是驚慌失措的。所以呢，大家有一點「老鼠玩貓」的感覺，讓他們疲於奔命，故意製造假象，好像「草船借箭」一樣，把稻草人放出去，引誘他們用上一切力量衝上來去扑滅，就是牽著他們的鼻子走。所以他們把我抓起來，是變被動為主動，也就是不要什麼臉面啊、法治啊、法律啊，他們都不講了，就是用流氓手段，用他們能用的所有手段來對付。
因私信好友的短詩再度入獄七年之久
主持人：朱先生我們看到媒體，美聯社報導，2月19號晚上，維權律師江天勇的妻子金變嶺說江天勇被公安拉上車以後就下落不明瞭。被逮捕的有唐吉田、滕彪、冉雲飛、李天天、劉國會、丁矛、朱虞夫；貴州的廖雙元、黃燕明、盧永祥、肖勇、張建平、石玉林、余萬寶、李宇等維權人士，都是在2月19號被捕。還有何德普和他的太太、王學勘都被禁止外出。當時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稱，到19號為止，被帶走的維權人士已經有上百人。朱先生，我請教一下，你是在3月5號的時候寫了那一首詩，對嗎？
朱虞夫：不是3月5號，我記得大概是2月20號左右寫的。抓我是在3月5號，他們羅列了各種罪狀，能夠蒐羅的都拿出來了，包括這首詩。我自己都沒想到這首詩，因為當時只是一對一地發給了一些朋友，後來他們統計了一下，是發了50個人了。他們說只要發50次，就是「入罪」了，這純粹是羅織成罪。有的人我發過去，對方看都沒看，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50個。
主持人：這首詩叫《是時候了》，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廣場是大家的，腳是自己的，是時候用腳去廣場作出選擇；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歌曲是大家的，喉是自己的，是時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是時候了，中國人！是時候了，中國是大家的，選擇是自己的，是時候用自己選擇未來的中國。
朱虞夫：這裡有幾層意思。一個是廣場是大家的，去廣場不算犯罪吧？到了廣場，心裏有火，想解壓，唱歌可以吧？哪怕到那裡去唱《親愛的毛主席》也可以唱，我沒要求你唱什麼。這也就是說不要跟他們對抗，也是跟他們玩。我的詩只是抒發感情，沒有進行號召說「你們一定要去」或者「現在不去以後沒機會了」。我也是看到了19號大家去了，看到他們如臨大敵的樣子，心裏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就寫了這首小詩。何必呢？何苦要如此強烈的反應？其實我也知道他們內心恐懼，把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是捉襟見肘的情況。我就覺得好玩，想跟他們玩玩，這算是違反哪一條法律呢？
主持人：我們知道您被逮捕之後，您的審判是在2012年的2月10號，在杭州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這個罪名還挺重的，和您第一次因為組黨而被判的罪名是一樣的。根據您的瞭解，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相關案件中，您是不是揹負最重的罪名了？好像其他人沒有受到這麼重的刑罰。
朱虞夫：是的，確實是這樣。一個原因是我在看守所被關押了非常長的時間。他們有一種非常邪惡的想法，其實判了刑以後，到監獄裡去的日子反而比在看守所要好過得多。在監獄裡至少有一張床，而在看守所裡是沒有床的，只有一塊木板，裡麵人擠人，特別不講人權，根本不把人當人看，沒有最起碼的生存條件。比如說在看守所裡，你根本晒不到太陽，看不到一片樹葉；在夏天，一個微弱的電風扇根本無法消除暑氣。這種環境真是生不如死，慘不忍睹。我在回憶錄中準備詳細描繪那段經歷，我記得非常清楚。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說，他們之所以拖延判決，是想要讓您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待上一年，對嗎？
朱虞夫：是的，杭州市國保支隊的蔣曉敏這個惡警就明確表示，要讓我們在裡面吃足苦頭。過去吃的苦頭還不夠，還要繼續折磨。除此之外，關於判刑的問題，我在被宣判後對審判長俞振說：「把你的名字寫在這樣的判決書上，你不覺得不光彩嗎？」他只是乾巴巴地笑了笑，說：「嘿嘿，你太抬舉我了。」他彷彿在說自己就是一條狗，不值得被當人看。
他還說，重判是由審判委員會決定的，他個人無法承擔全部責任。但顯然，這也是他的投名狀，干最髒的活就可以向上爬。我不知道他最終有沒有爬上去。為了在共產體制內晉升，這些人選擇做最骯髒的活，因為這種髒活如果你不做，總會有其他人做，所以他們做這種活還覺得很榮耀，覺得這是個陞官發財的機會。可是他們真的不知道這種污點會伴隨他們一生。
我們第一次被抓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還曾向江澤民提出要釋放我，認為不該抓我。當時，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都刊登了對安南的報導，標題是安南講的「政治權利和生存權同樣重要」。江澤民當時公開撒了一個彌天大謊，說：「我雖然是國家主席，但司法是獨立的，我不能干預司法獨立。」他實際上把這個擔子丟給了那些審判官們。他們現在可能不明白，將來中國社會實現民主的時候，這些人一個都跑不掉，他們的名字都寫在這些判決書上。
很多人為了眼前的利益做這種髒活，我認為真的不值得，因為共產黨離崩潰已經不遠了。即便他們當下僥倖享受了好處，但他們的兒孫將來會為這些污點抬不起頭——當年自己的父輩、祖輩居然幹過這樣的髒活，名字都赫然寫在判決書上。這樣的判決書是要留在歷史上的，將來是要送到人權博物館去的。
主持人：所以當初他們之所以會拖了一年，除了故意要整理讓你待在看守所裡面之外，有沒有另一種可能性也是因為他們這個判決書寫不出來？
朱虞夫：這也是一種可能，就像我判刑一樣的。第二次我判刑了，根據慣例，第一次哪裡坐牢的，第二次要你回到哪裡去，回到你第一次坐牢的地方去，去面對著那些警察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把這個犯人改造好，上面怪罪下來，他們是有責任的。第二次重新犯罪了，之前的獄警就要被追究責任。所以我第二次判刑以後，要送我到第一次服刑的浙江省第六監獄（「省六監」）。第六監獄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再接收我，因為他們領教過我這個人，死都不怕。當時我在省六監，他們給我取的綽號就是「朱大膽」，老犯人都知道。甚至有一次我的家屬來，他們要開一個「幫教會」的時候，管改造的那個姓楊的警察對我家人說，「他在裡面號稱『朱大膽』」。所以他們無論如何不要，最後就把我弄到浙江省第二監獄去。省第二監獄也不要，特別是他們這個醫生科長到省六監去瞭解了。哎呀，這麼一個不要命的人，坐牢也不怕的，把坐牢作為一種使命來干的，這種他們沒碰到過，他們也沒面子。他們希望每一個勞改犯在他們面前低眉順目、唯唯諾諾的，甚至於那些落馬入獄的大官，那些什麼以前的中央候補委員，寧波市委書記，在他們面前都矮一截的。從沒見我這樣的，用他們話說是「拐裡拐腦的」，他們不敢在我面前講重的話，不敢對我在人格上面有半分過不去的，因為我一聽我就當場發作的，他又不敢打，罵又罵不過我。
主持人：您這個情節，讓我想到有一位胡先生拍的《尋找林昭的靈魂》，讓我想到林昭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那個反應，這麼堅定的人到最後，那些管理她的人都完全沒轍，甚至要聽她的，她的人格尊嚴就是體現了一個無所畏懼的人在獄中的浩然正氣吧。
朱虞夫：是的，特別是像我這樣，我第一次坐牢是滾釘板。滾釘板是說楊乃武、小白菜告御狀前，要從釘板上滾過去。我是明確已經不怕吃苦，不怕死了，跟你拼了，這條路我選定了，非走不可了。這個時候就算是警察也要掂量掂量，繼續迫害我值不值得。
中共爪牙深知中共必然倒臺
主持人：接下來我想請教朱先生，您出獄的時候已經65歲了，這可以說是您最後一次出獄嗎？現在您也70剛出頭。中共到今天的脆弱，他的沒自信，儘管他有這麼多的武器，可是實際上還是非常非常膽怯，對不對？所以您寫的這一首詩是時候了，或者是茉莉花革命，隨時可能會在中國爆發，雖然這次當然不一定叫做茉莉花革命，您怎麼看？他在茉莉花革命之後判您的刑，竟然是跟您組黨一樣，都是七年。
朱虞夫：對，是的。當時我要問俞振，這個判官，我說我上次組黨你們判了我七年，我現在就講了幾句話，你們也判我7年，好像不大對頭吧？他說現在我不能回答你啊，他說我的判決還沒有判到位，這次判的還是留有餘地的。
具體的情況他說，「你到監獄以後可以給我寫信，你如果釋放的話，你可以來找我，我們談談啊」，就是他可以跟我當面解釋一下。」可是我不會去找他的，我不會給他面子的。如果哪一天他良心發現的話，他的轉變可能會反映在實際行動上。
我第一次坐牢的時候啊，地方的這個國保大隊到監獄裡來看。我在裡面坐牢，對他們來說就像一個物品被他們寄存在監獄一樣，他們非常不放心，經常要來驗收一下，檢查一下這個寄存的物品情況怎麼樣了。他們來的時候，裡面有一個老警察，在我第三次出來的時候，他是陪著我一起出去旅遊的，因為這一年呢，他要退休了，順便利用這個機會輕鬆一下去玩玩。那麼當年呢，他到監獄裡看我還是第一次進來，把我叫過去以後，在聊天的時候呢，他冒出來一句話，這句話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說你搞民主，你搞什麼民主啊，要是民主來了，當時他說的杭州話的意思是，「我們遠遠的跑在你前面啊」。要知道他是國保大隊的一員，他是一個公務員，他是這個政權的基礎，他居然會講出這種話。所以這個政權實際上是很脆弱的，你不要看他養了多少警察，你也不要看他們多少凶神惡煞，都是在演戲，都是在裝，都是無數優秀的演員。終有那麼一天，這個牆要倒的話，我朱虞夫只要遠遠地看一看就夠了。
主持人：他們很快也會見風使舵啊，就像蘇聯垮臺的時候，也是瞬息之間啊，那些軍警馬上槍口調轉。
朱虞夫：因為這個政權的邪惡，最邪惡的人到那天也會倒戈，那個時候就是脆斷，立馬就沒了，說沒就沒了。
主持人：所以我們從中國茉莉花革命的這個發生，以及它的過程，還有這個處理的方式，就這個運動，雖然它看起來是沒有成功的，可是它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晴雨表，看出中共政權他們心裡面的脆弱，以及他們的慌張，甚至他們的神經質，所以他們才會這麼瘋狂地去打擊像朱先生這麼一個和平的，這麼有理想的，提倡大家要大和解的、要講真話的人。他們是對你這麼樣的畏懼，可是他們也知道，他們沒有辦法真正地打擊你。七年當然是一個很重的，但他們也沒辦法，說不過去啊，如果要再做什麼，他們也真的是沒辦法交代的。
朱虞夫：甚至現在他們還是有大量的耳目，我在洛杉磯、在這個民運圈裡面，也是大量的存在（共產黨的耳目），非常多。昨天我參加自由雕塑公園自由鐘的落成典禮上，他們聘我做他們的顧問，活動前開車來把我接到現場，我也就去了。前一天，杭州的警察局還打電話告誡我不讓我參加第二天的活動。我起初不知道是什麼活動，我以為是到聯合國門口去，我以為是到大使館或者領事館門口去。我和杭州警察說，因為我不在杭州。所以說難聽一點，我去哪裡你都管不著。杭州市的網信辦得知我在接受採訪，就去通知他們的國保大隊，他們現在也確實拿我沒辦法。我問他們，「你關了我16年是多大的仇恨啊？我現在罵你幾句那算什麼？」
主持人：而且你並沒有罵他，你只是把事實講出來而已啊。
朱虞夫：對啊，我們是平等相待。「你這樣對待我，我就不可以這樣的對待你嗎？我罵你幾句你不痛不痒的，你就受不了了啊？你如果是我，被關了16年，你會作何感想？」我明確告訴他們，有機會講話我就要講話。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也不會再和他們多囉嗦，點到為止。所以我參加什麼活動，也不會拍照片向他們匯報，因為我又不是唐元雋。
在日本的時候呢，他們就叫我在家裡拍個照片發給他們，還要發定位給他們。我說這不可能啊，這是人家家庭，有隱私權的。我租了人家的房子住在那裡，讓我出賣人家？我說這不是人做的事情。我說，「你們警察平時作威作福作慣了，你不知道文明社會的文明的做法了。我現在告訴你，我在日本半年，我沒看到一個警察。我跑到這裡跑來跑去，哪像中國遍地都是警察、遍地鷹權、到處都在罰款，西方民主國家沒有這個事情的。」我好不容易才在川普大廈對面看到一個警察站在那裡，很謙和的樣子，我拍了照片發給杭州的警察。我說人家的警察就是這樣的，本來川普門口也不會有警察，因為有人朝他開槍了，才變成這個樣子。
至於槍，我家裡就有槍。如果你們哪個警察或者哪一個你們收買的人，趕跨進我這個院子，我說被打死都白死。那天我還將槍拍給他看。他問我是不是真的，我說當然是真的，在美國持槍是合法的。所以我說，這裡的警察不敢像你們這樣翹尾巴，以為自己了不起，因為老百姓有槍，你就得按法律來辦。你們現在是違反的事情做慣了，是無所謂了。我說如果這個社會以後步入民主，要參加學習班去重新學習的是他們那些警察。
主持人：相對的，你看美國是一個這麼樣的自由開放的社會，所以更加的穩定。中國這麼緊張，就非常的不穩定。這對他們來說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吧。
朱虞夫：他說每個人都有槍那不是亂套了嗎？他根本就不懂。我說這是眾生的「平等器」，你想要自己的命，要想要命來換的，你要想想值不值。這裡不是中國社會，不像中國人每個人都有巨大的壓力、有著滿腔的戾氣，都要開著汽車到街上無差別的去撞人，去報復這個社會。
我說這裡養老是兜底的，看病是兜底的，教育不是經濟增長點。我說哪像你們共產黨那麼齷齪啊，說什麼「獨生子女好，政府來養老」，最後你看看，一路的說謊話，一路的騙人。共產黨現在還不思悔改，現在還在一個勁的往死亡的路上趕，共產政權就是這樣。
茉莉花革命最終會在中國出現，中國共產黨一下子就會土崩瓦解，這完全在預料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