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日，中國國防部長董軍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的第21屆香格里拉對話高峰會上發表演說。（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12月5日訊】（看中國記者孟浩報導）《金融時報》日前曝出，中國國防部部長董軍因腐敗問題被調查。同時，中央軍委委員、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也被查處。至此中共連續三任國防部長因腐敗問題遭調查，而苗華落馬更進一步揭示了中共軍隊系統中腐敗的深層次問題。時評人多倫多方臉指出，習近平上台後反腐雖然聲勢浩大，但由於方法不當、目標矛盾，其注定會陷入無解的死胡同。而這一困局也正是中國現行體制的縮影，反腐的失敗最終將深刻影響中共的執政穩定性。
董軍雖然頭銜顯赫，但在中國軍隊中，國防部長的職能更多是外事交流和對外形象塑造。軍隊的實際權力集中於中央軍委，尤其是政治工作部等關鍵部門，而苗華正是這一系統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落馬表明，軍隊的腐敗早已深入骨髓。近年來，軍隊中的腐敗案件頻發，從高級將領到後勤人員，層層分肥、層層侵佔的現象並不少見。
這不僅僅是軍隊的問題。中國政府其他部門也同樣如此。司法部最近五任部長中有三人落馬，地方省委書記乃至更多低級別官員腐敗案件層出不窮。自習近平啟動反腐運動以來，已累計有341名副部級以上的中管幹部落馬，其中2023年前11個月就有47人。這些數據刷新了反腐的記錄，卻也引發了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反腐越反越多？
腐敗的根源：權力與財富的失衡
關於腐敗的成因，許多人認為是官員道德敗壞。然而，時評人多倫多方臉指出，這種看法雖然部分正確，但忽略了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腐敗的本質在於權力與財富的不對等。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士（官員）始終處於社會等級的最高層，但這種權力的象徵並沒有與財富實現對等匹配。根據研究數據，2012年至2021年間落馬的縣級以上官員，其合法收入平均每月僅1.5萬元人民幣。這一數字在普通百姓眼中可能已經很高，但對那些手握重權、呼風喚雨的官員來說，顯然遠不能匹配其權力。
這種權力與財富的失衡導致了貪腐的必然性。官員通過濫用職權，將手中的權力轉化為財富，最終實現所謂的「權力與財富平衡」。數據顯示，加入腐敗所得後，91%的落馬官員躋身其所在城市的財富前1%。這並非為腐敗行為開脫，而是揭示了權力結構本身的問題：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的發生。
西方模式與日本模式：以限制權力解決腐敗
針對腐敗問題，國際上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限制權力為核心的西方模式，另一種是高薪養廉與強力監察相結合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
西方國家通過法治和社會監督來壓縮官員的權力空間。例如，在加拿大，市長和議員的權力雖然大於普通市民，但仍受到嚴格限制。他們需要依法公開個人財產，媒體和公眾有權隨意批評政府，法律體系則保障這些權力的實施。
這種以權力透明為核心的制度設計，使得官員的權力無法輕易轉化為私利。同時，法治社會中的獨立司法體系也確保了對權力濫用行為的及時懲處。然而，這種制度需要良好的民主環境和公眾監督機制作為支撐，而這些條件在中國完全缺失。對習近平而言，削弱官員權力和增強社會監督與其鞏固黨權的目標背道而馳，因而這一模式不可能在中國實現。
相比西方模式，新加坡和香港採取了另一條路徑：不大幅限制權力，而是通過高薪養廉和強力監察來平衡權力與財富，保證廉潔政府的運作。例如，新加坡的總理年薪高達1200萬元人民幣，而香港的廉政公署更是全球反腐機構的典範。這種模式雖然成功，卻也有其侷限性。
首先，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與其精簡的官僚體系密不可分。例如，香港只有17萬公職人員，佔總人口的2.2%；新加坡也類似，總人口不到600萬，公職人員僅佔2.5%。相比之下，中國的公職人員包括700萬公務員、4000萬事業單位員工和近6000萬國企職工，總數超過1.1億，佔總人口的8%。如此龐大的體系導致中國反腐的成本遠遠高於新加坡和香港。
其次，高薪養廉也難以在中國推行。當前，中國公職人員的收入已明顯高於普通民眾，進一步加薪勢必引發社會不滿。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權力濫用的問題，因為中國缺乏香港和新加坡的民主監督和司法獨立。
中國的財政困局：無法支撐高效反腐
若要在中國推行新加坡和香港模式，必然需要投入巨大的財政資源。以香港為例，其廉政公署每年花費11億港元，佔GDP的0.04%。如果中國以同等效率進行反腐，則需要每年新增2000億人民幣的支出。而考慮到中國的資金利用效率低於香港，這一數字可能進一步攀升至4500億至8500億人民幣。
此外，深圳的例子也凸顯了反腐成本的高昂。儘管深圳的物價和工資水平低於香港，但其紀委工作人員的人均花費卻高達84.8萬元人民幣，甚至超過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水平。這表明，中國無法有效控制反腐成本。
更糟糕的是，財政負擔不僅限於監察機構本身。如果中國試圖通過高薪養廉提升公務員收入，其成本將進一步膨脹。然而，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公眾的不滿，使得這一方法在中國幾乎行不通。
民主與言論自由：反腐成功的隱形保障
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成功，不僅依賴於高效的監察機構，還得益於有限的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儘管新加坡和香港並非完全民主國家，但在民主指數上的排名分別為69名和60-70名區間，遠高於中國的倒數水平。
這種有限民主為社會監督提供了必要條件。例如，在香港，民眾可以通過媒體舉報腐敗行為，而廉政公署則會以無差別的高效行動回應舉報。這種互動逐漸建立起了公眾對反腐機構的信任。然而，中國的言論自由受到嚴格限制，網路舉報往往以封號告終，舉報人甚至可能遭到打擊報復。在這樣的環境下，無法形成健康的反腐生態。
選擇性反腐：破壞公信力的毒瘤
習近平反腐的另一個問題是其強烈的選擇性。在其第一個任期內，落馬的大多是其政治對手。這種選擇性執法使反腐行動喪失公信力，也讓紀委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相比之下，香港廉政公署和新加坡反貪局以獨立性著稱，對腐敗行為一視同仁。這種透明和公正性是其成功的關鍵。而中國的紀委因公私不分而難以取得類似成效，反腐最終流於表面。
多倫多方臉總結指出，習近平反腐注定失敗的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1.不願削弱權力：限制權力是反腐的關鍵，但習近平為鞏固黨權而強化權力，反腐目標與手段存在矛盾。
2.財政無法支撐：龐大的官僚體系和高昂的反腐成本使得中國無法承受高薪養廉的模式。
3.缺乏透明與獨立性：選擇性反腐和言論自由的缺失削弱了反腐行動的公信力。
4.威權體制掣肘：中國的威權體制與反腐所需的制度變革格格不入，導致反腐行動始終難以擺脫權力干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