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的苗瓦迪，已是東南亞第二大人口販賣集散中心。圖為苗瓦迪朝東的主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Tristanb）
針對中國人有組織、大規模的綁架、詐騙活動，越來越猖獗。根據聯合國人權辦公室2023年8月29日發布的報告，東南亞有數十萬詐騙員工，僅緬甸、柬埔寨兩國就有22萬之多，我們相信這裡面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公民或者華人，他們中的大多數又是被綁架或者強迫從事這樣活動的。另據，泰國警方發布的報告，每年約有7萬中國公民或東南亞華人，被各種人口買賣渠道，被綁架賣往緬甸。
這個數字是觸目驚心的，不管是22萬，還是每年7萬，都已經相當於現代社會中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所損失的人口，中國公民已經成為非戰爭恐怖行為的最大受害群體，這個應該引起我們社會，尤其是國家的重視，應該刻不容緩採取行動，來解救這些受害者。
不過在提出對策之前，我們應該首先弄清這種現象是怎麼出現的，我們需要反思：為何全球第二強國的公民成為最大受害對象，而不是韓國人、日本人、希臘人、阿根廷人？這種為中國人「量身打造」的恐怖生態到底是因何產生？我們只有按照目前暴露的一些線索溯本求源，方能找出合理對策。
第一，個人信息保護的困境。
普羅大眾淪為詐騙恐怖的魚肉，第一道防火牆的崩塌是我們個人信息的泄露。詐騙恐怖團夥遠在海外就可以對我們的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銀行賬戶瞭如指掌，甚至對我們的商業購物、旅遊行程也洞察秋毫，他們對我們日常信息的掌握，使得我們太容易陷入詐騙情景，一下子陷入他們的話術圈套。
筆者一向自詡警惕性很高，有一次也竟然陷入這種詐騙話術。前年某快遞公司遺失了筆者的一份包裹，筆者在投訴處理，隔了兩三天後收到區號025的客服電話，自稱是理賠員，然後讓筆者人臉識別，確認退賠轉賬，恰好這時候北京市公安局反詐中心來簡訊提示，這是一個海外詐騙電話。筆者當時就納悶，他們是如何掌握這些信息的呢？
我們作為個人信息泄露的受害者場景，不僅僅體現在海外詐騙上，數不清的國內詐騙也正是寄生在這個土壤上。如果你去銀行諮詢過房貸，那麼會有數不清小貸公司來騷擾，如果你的辦理過工商註冊，會有數不清財務記賬公司來騷擾……可見我們的泄露我們信息的不僅僅是商業平臺公司，還有國有企業、國家機關，這方面是否應該追責呢？
第二，電信、金融管理的漏洞。
電信詐騙的所寄生的第二層土壤是中國的電信網路和金融網路。正像筆者所遭遇的那樣，從境外打來的詐騙電話，都是用了國內電信運營商的虛擬號，才使得我們放鬆了警惕，如果它給你打來的是一個美國、印度的電話號，你自然很可能就不會接聽，這反映了我們電信企業虛擬號運營管理的問題。甚至新聞上屢次有大批國內SIM卡被成批走私到東南亞的新聞，我們的SIM卡開戶都是實名制，為何能夠一下子開幾萬張卡？是不是電信公司有內鬼？另外詐騙資金的儲存、流通、洗白用的也都是人民幣通道，言外之意也是我國銀行的境內外網路，這也反映出我們金融監管的問題。
我們可以做一個比喻，詐騙集團和電信、金融網路其實是毛和皮之間的關係，他們的存在完全寄生在國內的電信和金融網路這張皮上，如果這種皮不存在了，他們的詐騙活動就沒有存在的空間了。那麼，國內電信和金融機構解決這些問題是否有不可逾越的技術障礙呢？筆者不是專業人士，對此不清楚，還要請教各位讀者。
第三，青年就業和生存的困境。
我們通過媒體所曝光的受害案例還可以發現，詐騙園區的工作人員，多數以高薪工作為誘餌欺騙過去的。並且這些拐騙發生頻率在2019年以後驟然升高，受害者幾乎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即便是疫情期間，邊境封控非常嚴密，仍有人大量偷渡出去尋求財富的，這反映出青年人就業生存環境越來越不友好。尤其是，最近一兩年緬甸詐騙綁架惡聞充分鋪天蓋地曝光後，絲毫也沒有減少，繼續有人抱著僥倖心理去尋找機會，就連小有名氣的藝人王星也在內，我們除了要譴責他們愚笨之外，是否也說明社會上的一些深層問題呢？
第四，海外投資管理的困境。
除了緬北那些本地武裝割據勢力經營的詐騙園區，像緬東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菲律賓帕賽等等這些詐騙園區的興起，無一不是搭了中國海外投資擴張便車。它們的創始人都是土生土長中國內地人，他們熟悉國內的政治、經濟路數，利用我們政策上的一些漏洞，充分借用國內數量龐大驚人的資源，來達到個人不法的商業目的。
我們以目前最大的詐騙園區妙瓦底亞太新城為例，這個項目創始人佘倫凱（又叫佘智江）生於湖南邵陽，年輕時曾經到廣東、廣西打工，後來流竄到菲律賓、柬埔寨進行電信詐騙，被2014年山東煙臺地方法院認定詐騙涉案金額達2.98億美元。2017年，佘倫凱發起亞太新城投資項目，並且包裝成為響應國家「一帶一路」計畫的利國利民工程，先後獲得多家中資公司（甚至是央企）的實際支持。亞太國際集團官方網站自稱緬甸項目已經累計投資200多億美元，那麼這些錢怎麼來的呢？最終不還是來自國內的冤大頭嗎？
亞太新城甚至還獲得某中央級經濟智庫的背書站臺，佘倫凱本人也當選為中國僑商聯合會第五屆副會長。雖然2022年他已經上了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榜單，並且被泰國警方抓捕，但是關於他的亞太新城項目的讚美性報導，至今仍存在於多家中央新聞網站。
筆者這些年在北京也目睹了太多政治騙子、商業騙子兜售類似的海外項目，它們多數坐落在柬埔寨、索羅門群島、緬甸、巴布亞新幾內亞、烏干達這些國家，每個都是投資上千億，被吹噓有多麼重大的商業和政治價值，真有不少退休高官或國企領導信以為真，為之站臺，這些項目真的實施了？誰能保證不是下一個戕害國人的妙瓦底呢？
所以，我們務必建立海外投資審核和追責機制，提高事前的警惕和防範意識，以免我們是好心卻最終做了不利於人民利益的事情。
第五，對公民海外保護的缺失。
中國公民遭遇成規模的恐怖行為持續這麼多年，沒有緩解，這也反映了我們對中國公民領事保護的缺失。雖然我們外交部門一直在很努力，但是這種努力還是不夠的。我們對公民在海外權益的保護力度，一定要與國土、國家尊嚴一樣重要，人民才是國家之本，國籍、護照都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一份契約，公民有義務熱愛國家、納稅，國家也有義務保護公民在全球各地的安危。我們需要像應對日本在釣魚島，印度在藏南尋釁滋事一樣，動用一切力量去保衛公民的安全，絕不容忍這種事情一再發生。
筆者近年在北方一些鄰國遊歷中就發生過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我們的歷史書寫，不管是官方史還是民間史，都一直強調丟失國土多麼讓人心痛，可是這些國土丟失的同時，大量漢族同胞被驅逐、殺戮，死亡累計數量估計在20萬左右，也堪比一場南京大屠殺，但是這些事情在我們中文歷史記載上似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反倒是俄國、蒙古歷史書裡有一些反省，這反映出我們民族潛意識裡面對「國家」的構建想像，國土重於國民，這是與現代公民契約國家背道而馳的。
第六，對於失敗型國家的外交戰略需要更新。
我們再進一步研究可以發現，這些年發生大規模危害中國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地方，並不發生在對中國不友好的國家（日本、歐盟或美加澳新），而是那些失敗型國家，尤其是距離我們近的東南亞失敗型國家。
這些國家不僅長久無法構建一個能夠維持社會基本安定和發展需求的秩序，反而成為包羅了販毒、詐騙、恐怖主義為一體的藏污納垢之地，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積累的財富，成為這些邪惡勢力的覬覦對象。這儼然是近代加勒比地區與歐洲關係的翻版，這些國家治理失敗效應已經明顯溢出，中國成了最直接和最大受害者。
所以，我們是時候該反思是否應該繼續奉行對第三世界國家的不干預政策了。這種政策在我們弱小的時候，海外利益很少的時候，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是，當他們的治理失敗已經影響中國人的安危的時候，我們是否還應該繼續坐視不管呢？就像鄰居在自家院牆裡養鷹本來無可厚非，但是不時飛到我們家裡去偷雞吃，我們是否應該有所作為呢？
當然這種干預並不是侵略，強佔領土或者攫取商業利益。而是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強國，對治理失敗國家，有督促、引導重建秩序的「公共責任」。對於他們在保護中國公民權益上的無為，甚至是助紂為虐，中國是否應該單獨採取行動，來解救中國的公民？這在國際上也是有很多先例的。
綜上，針對中國公民的大規模綁架、詐騙行為，是以上漏洞、困境或疏忽共同造成的一種「合成謬誤」，只要在某一環節做好防範，都會避免成千上萬人受害。為瞭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既要從外交上下功夫，更要從內政治理上下功夫（中國公民的境外遭遇某種程度是上述監管問題在海外的投射），破解中國公民作為「完美受害者」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