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逢源的周恩來在中共殘酷的鬥爭中難逃悲劇命運。（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周恩來雖然身居中共高層，但實際上處於極為被動和危險的境地。周恩來在政治高壓下不得不積極配合毛澤東的整肅，給其他人落井下石，以自保和維持自身地位。毛澤東在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下，發動了對劉少奇、鄧小平等大批黨內高層的清洗時，周恩來作為中央專案組的負責人，親自主持和起草了對劉少奇的「罪行」審查報告，並在文件中攻擊劉少奇，稱其為「劉賊」，給他戴上「叛徒、工賊、內奸、特務、漢奸」等多頂帽子。
林彪事件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這一事件不僅導致林彪及其親信的政治生命終結，也使周恩來的政治處境發生了複雜而微妙的變化。林彪事件後，周恩來的政治處境可以說是四面楚歌。一方面，他表面上升為了黨內二號人物，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另一方面，他卻面臨著來自毛澤東的懷疑、江青等文革激進派的圍攻，以及各種政治運動的間接批判。後來周恩來患癌，被毛澤東以各種藉口阻擾治療過程。
一、明升暗降 困境重重
林彪出事當夜周恩來大哭，說事情不那麼簡單。（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林彪的倒臺不僅讓中共權力格局發生劇烈動盪，也讓周恩來處於極為危險的政治夾縫中。林彪死後，毛澤東對身邊所有高層更加疑忌和猜忌，黨內氣氛異常緊張。
林彪事件發生後，1971年10月3日，毛澤東撤銷了由林彪屬下控制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了由軍隊元老葉劍英元帥為首的軍委辦公會議來控制軍隊，並且親自指示：「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周恩來在中共高層的地位看似得到了提升。
這一時期，毛澤東將許多黨政大事交給周恩來辦理，使其成為林彪之後的實際二號人物。周恩來也積極組織對林彪集團的清理工作，並對一些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幹部進行「解放」。
然而，周恩來的實際處境「不那麼簡單」，表面的權力提升掩蓋不了周恩來實際處境的惡化。對林彪之死，周恩來一度情緒失控、痛哭失聲，林彪作為毛的「親密戰友」和官方接班人突然倒臺，讓周恩來意識到自己在毛澤東極權體制下的無力和孤獨。林彪、劉少奇等昔日高層相繼被整肅或死亡，周恩來成為黨內僅存的「老一代」領導人，獨自面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猜忌與打壓。
據悉，林彪出事當夜，周恩來當著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紀登奎嚎啕大哭，說「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或許這是周恩來已經預感到自己將面臨更加複雜的政治局面。
另外，根據吳法憲的回憶錄記載，那個「千鈞一髮的時刻」，周恩來打電話對吳法憲說：「絕不准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
吳法憲說：「請總理放心，我絕對保證，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我會攔截，並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這段是否意味著更多隱情？為什麼林彪如果飛回北京向毛澤東承認錯誤，那麼飛機在空中就會被打掉？還有什麼事淹沒在歷史中？當時的周恩來可能極擔心這些對話被毛澤東知道。
二、江青等激進派的圍攻
毛澤東和林彪曾被標榜為「最親密戰友」。（圖片來源：AFP via Getty Images）
林彪給毛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在1972年初那次毛澤東病危時，毛由於心肺功能問題而發生休克。醒來以後，毛澤東當著江青的面表示要把權力交給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就這樣定了。」但周恩來當時表現得十分謹慎，沒有接受毛澤東的提議，反而表示：「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
儘管如此，江青後來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指責周恩來逼宮（讓毛澤東交權），試圖製造周恩來「謀權篡位」的印象。指責加劇了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猜疑。
1972年5月至6月，中共召開有各地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在會議中間，毛澤東單獨找周恩來談話，說是要總結「黨內路線鬥爭的歷史教訓」，讓周恩來在會議上發言，談談建國前黨內六次路線鬥爭。
江青隨後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要周恩來在發言中「多講點歷史事實」，也就是多講講自己的問題。
就這樣，文革激進派藉此機會，迫使周恩來花了10天時間寫了一份30多頁的發言，主要是講自己曾經在王明的所謂左、右傾路線中犯過嚴重的錯誤。周恩來被迫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連續三天做「自我批評」發言，並且表示：「我一直而且永遠自認為，不能掌舵，只能當助手」，以表明自己沒有奪權的野心。
三、毛對周的懷疑加劇
林彪死後，毛澤東開始大力提拔「新生力量」如王洪文、張春橋等人，試圖削弱周恩來的影響力。周恩來不得不在毛與「四人幫」之間小心周旋，既要防止被牽連為「林彪同夥」，又要維持政權基本運轉，防止國家陷入更深混亂。任何失誤都可能被當作「反革命」藉口，隨時有被打倒的風險。
同時，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歷史上的恩怨再次浮現。兩人矛盾基點都是毛澤東唸唸不忘當年周恩來整過他，猜忌周在林彪事件後在黨內外聲望大起，以及擔心周在自己身後翻文革的案，想方設法將周打倒。
這種歷史恩怨可以追溯到井岡山時期。在井崗山上三次整肅毛澤東的人，為首的便是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加上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加上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從此與周恩來結下40年的恩怨。
毛澤東對周恩來懷疑的一個最明顯表現，是在周恩來被診斷出患有膀胱癌後，阻擾其治療。1972年，當醫生查出周恩來患早期膀胱癌時，毛澤東先以「四項指示」阻止治療，後又以檢查、觀察和治療要分「兩步走」為由拖延，最終使周錯過最佳治療期。
當醫生們確診周恩來患有膀胱癌並建議立即做手術時，毛澤東卻向負責周恩來保健的醫療專家們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中南海御醫吳階平後來透露，這「兩步走」的指示背後的真實意圖是：「真要分『兩步走』，很可能就永遠沒有『第二步』了。」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更直接地指出：「毛的『不要不准』就是要讓周早點死。他拿出了一個『光明正大』的理由，說反正癌症治不好，不必治，只能保養。」
四、毛澤東翻雲覆雨 周恩來無奈順從
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試圖借批判林彪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來對經濟領域進行整頓，恢復規章制度和正常秩序，發展工農業生產。然而，這種努力很快遭到了毛澤東和文革派的反對。
毛澤東此時卻感到批極左不對頭了。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說：「毛澤東在看到周恩來在外交部批極左的講話後，曾把他這種內心的隱憂向張春橋、姚文元這兩位文革派大將談過，表示不贊成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唯意志論』和『空頭政治』，認為這樣搞，將會批到邪路上去。」
結果，毛澤東在1972年12月17日召見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時，明確提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並指出林彪「是極右」，是「修正主義」。這種突然的立場轉變，使周恩來的批極左運動無法繼續進行。
1973年11月，周恩來再次遭到毛澤東和文革派的批判。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訪華，周恩來與其討論中美軍事合作問題，但毛澤東對周此時的外交不甚感冒。當時，毛澤東指示中共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在外交路線上的「右傾投降主義」以及葉劍英在同美國軍方人員會談時的「右傾軟弱」，統稱為「周、葉的修正主義路線問題」。在會上，江青給周恩來扣上「右傾投降主義」的大帽子，說周恩來「喪權辱國」，「矇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
批判會從11月25日一直開到12月5日。毛澤東通過聯絡員王海容和唐文生遙控會議，指責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甚至說：「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
五、批批批 四面楚歌命終休
1974年1月，毛澤東又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暗指「黨內大儒」——周公，即周恩來。毛澤東把自己在延安整風期間寫的九篇文章找出來重新修改印刷。其中有兩篇文章專門批判經驗主義，指名道姓地說周恩來是「經驗宗派的代表」，為教條宗派「跑腿抬轎」，是「幫凶」。
但最終毛澤東沒有公開使用這些材料，這又是為何？文革專家高文謙認為這是因為：「毛澤東很清楚，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因趁勢推動落實黨的各項政策而在政治上大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硬要違背黨心民意而大舉批周的話，很有可能激起眾怒，在政治上鬧出亂子來。」
到了1975年8月，毛澤東和文革派又突然發起「評《水滸》運動」，說宋江受朝廷招安，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
江青的話說得更加明白：「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要架空晁蓋」，「黨內就有宋江」，指桑罵槐地攻擊當時主持中國黨政工作的周恩來和鄧小平。
這種指責對周恩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周恩來在1975年9月再次進手術室前，突然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可見評《水滸》運動對周恩來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壓力。
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周恩來幾乎喪失了實際權力。即便如此，他依然被要求籤署各種政治文件，繼續執行毛澤東的意志。他多次表達自己「只是小船，隨時可能被風浪打翻」，顯示出極度的無力感和被動。即使在病危病榻之上，周恩來也無法擺脫毛澤東的控制和四人幫的監視。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的一生在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下落幕。林彪事件後，左右逢源的大元老周恩來，在中共高層殘酷的權力鬥爭中也難逃悲劇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