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共強摘年輕壯漢的肝臟給老紅軍。圖為現代器官移植手術。（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提要：早在1983年，有一位中共某集團軍軍長XXX病得肝臟爛掉了，專家組認為只能換肝續命。經幾輪國家安排的「體檢」後，終於選定了一個最身強力壯的年輕小伙子。浙江省醫科大學把給老紅軍換肝當作一級「政治任務」完成。躺在手術台上的年輕小伙子，他不會明白「政治任務」對他意味著什麼，黨不會告訴他！
1966年8月，即四十年前的盛夏的一日，無校開課也無書可讀，當時我才12歲。無事可幹便隨許多看「西洋景」的人，一起來到杭州官巷口與中山中路的解放路口。當時是杭城的最中心地段。
看牛鬼蛇神去……！？
大一點的夥伴講：看牛鬼蛇神去……！
我心有一點驚恐：牛鬼蛇神……一定是「舊式大書」師講的那種牛妖魔、白骨精……。
文革期間，中共煽動紅衛兵批鬥毆打大學教師。（網絡圖片）
我終於看到了「牛鬼蛇神」：許多皮膚白晰的中老年女人和十幾個老爺爺都赤著腳；男的戴著用紙糊的高帽子；女的穿著厚厚的毛絨絨的貂皮大衣；走在被烈日晒軟了的柏油路上……有人叫：「那一個被地燙上來回蹦上是『蓋叫天』……」
光腳遊街的都在滾燙的路面上慢慢踮著走，汗滾濕了黑油油的地……在他們的身後及二側，是一大批腰扎皮帶；袖有紅布；手拿棒棒和竹鞭的年輕人。他們中有一個像公雞領叫的：「打倒XXX復打倒XXX……。」其他的都齊刷刷地跟看叫……。他們都穿著鞋卻不停地推搡著前面不穿鞋的老爺爺和老奶奶……。
有人用筐在路中倒上碎玻璃……人群中有人歡呼：讓他們踩上去……
他們踩上去了……他們的腳開始流血……
前面是浙江第二人民醫院，他們沒有一個去醫院看燙傷扎傷的腳……
我被這種場景強烈地壓抑著……；我回家問母親：「為什麼？」
媽說：「別再去看，那都別去！」
我又問：「『蓋叫天』是誰？」我媽才回答：「是京劇名人。」
在世時的老媽，總提醒我：不要管外面的事，更不要理會你無法理會的事！好好地活著……活下去……！
我無所迴避社會發生的一切映像，紅色烈火和黑色暴雨終於交錯而傾……
「禁行，裡面有政治任務。」
二十三年過去了……。每當我回憶起在人世佳稱「天堂杭州的日子」，我不敢去回顧紅色歲月裡所看見的恐怖往事……自然，也不願想到浙江省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
記得那是1983年一個料峭春寒的夜晚。因突發事故，上級命我速去地處杭州市解放路大基督堂東側的浙江省第二人民醫院急診室。當時才26歲的我即刻驅車趕到醫院。急診室就在進院大門的左廂，一排L型的上有黑色屋脊下由青灰色磚建僅一層的房內，急診的中心值班室就在L右邊第一間。上三步台階即進連著急診護士長值班房的搶救廳，搶救廳不大，只有五十個平方左右，大約有五張床，上面躺著由各地送來救治的重傷者。
我同急診室的醫護們很熟，像以往那樣，先聽護士長對我方的傷者的傷勢初步介紹，再向醫院的主治醫師進一步瞭解救治專業上的方案。同時補辦入院手續。
但與以往不同是：急診樓裡的所有醫生和護士們，都失去了以往忙完事後，為避職業上的壓抑，離開病房進辦公室後還能幽默一下、歡笑一下、聊天、科室間走動一下的輕鬆常態。
相當的沉默，嚴肅。醫護們的臉上還帶有壓抑與不滿的表情……
醫院一定是出大事了！
手術單已開出一會……
靠氧氣瓶與血袋維持生命的傷者，正面如蠟色在等待進中心手術房。
而廳裡的幾個嚴重腹內傷和顱腦外傷的人同時在等待進大樓上面的手術房。
急診搶救廳裡的大鐘嘎嘎奔走……
我急了……這不是序例亂了嗎？
我出急診室，右拐；前行；又左轉入臨街的中心大樓，奔樓梯打算到手術房。被擋住。可能是醫院的保衛處的人員，也許多軍方或省公安廳便衣語氣很硬地說：「禁行，裡面有政治任務。」
「政治任務？」
黨的政治與任務不就是開會嗎？那麼晚了？到手術房幹什麼？
我從小在軍營長大，也在軍旅中見過北京總部的一些首長。軍委工程兵司令陳士渠將軍，文革後期最高法院副院長譚關山將軍和最高軍事學院的幹部部長孫伯等。
我不買他們的帳！回問:「什麼政治任務？我軍在杭有那麼多場、館、會、所，還有128南京軍區駐杭總醫院117與野戰醫院。還有空療海療。裡面都有一流的醫師和設施。那裡不去來這裡幹什麼？難道這是北山街84號的決定嗎？」（註：北山街84號49年前原係蔣介石在杭的一處官邸，後由先後上任的老大：江華、南萍、鐵瑛、王芳居住的半山腰別墅）
故意弄黑暗的手術室門前，樓道裡傳出一個影子的聲音：「就是！知道，就別問啦！」
我又回到急診室……。
（為保護他們，我不能列出姓名。）
X護長問我：「XXX！你去那裡了？」
我告訴他們剛才上樓的情況。
並問：「究竟是什麼人物？又是什麼『政治任務』？這些傷者隨時會要命的呀！我們又如何跟他們從外市縣馬上趕來的家屬解釋……？」
護長和還有一位128醫院在此實習的護士一同把我拽進一個醫生的裡房。關上門窗……相當小聲的告訴我：「樓上一級『政治任務』。」
一級「政治任務」換肝！
這就是我回到本文標題的政治任務：有一位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我軍某集團軍軍長XXX的病肝臟爛掉了。
軍方與中共省委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救這個年邁的「老革命」。讓他從起死問生返健康，繼續為黨工作……
在黨的命令下，統治一直都是高效模範區的紅浙江的機器緊急運作起來。高級別的搶救指揮部中有：軍區政委、省委幹部、浙醫大的領導及教授、也有主管監押犯人的公安廳官員……
醫大的專家組以純醫學的角度很快出了滿足政治任務的「方案」——只能換肝。
指揮長馬上批示：實施。
肝從哪裡來？
血型、基因、相關血指標都最佳接近的新鮮活體肝臟從哪裡來？
不用講：只有從健康的人那裡來！
書呆子般的醫生不知道：一生為人民的軍長的真正人性是什麼？
醫生們並未先想到：如何在軍長親人以外的人境中「採肝」。醫生們建議：最好的方法、也是最親和人道的辦法，是從軍長的一大堆兒子、女兒裡選一個肝！
指揮組遇到了難以跨越的難題。
其一、軍長不會同意！他很愛兒女，寧死不會用孩子的肝！
其二、即使軍子的兒女有一個敢捐肝，麻藥後瞞著軍長同步切開換上……軍長醒來，一定會大怒氣死……
其三、首長萬一死了，是黨和軍隊的一大損失。誰能擔當？
只能在軍長以外想辦法，決定由地方支持，用民擁軍、政擁軍的這個崇高大前提請地方政府解決「活體肝臟」來源。
地方：全力支持軍隊工作，保證「來源」。
由省公安廳在浙江第一監獄，又名：小車橋監獄，提一批同血性的在押在判囚犯，去指定地點體檢，選人選肝。
經幾輪國家安排的「體檢」後，終於在選出的一組人內，選定了一個最身強力壯的年輕小夥子。儘管他已被關押多日，營養不良，面如菜色，他已達標了。
小夥子從頭到尾都不知黨的謀略
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黨的謀略，他們家世世代代壓根兒不和軍長爺爺有任何沾親帶故的關係，他更不明白為什麼此刻會躺在手術台上。
而前幾日，他的同獄同廊同窗們，還挺羨慕他那麼自由風光地隨監獄長、獄醫頻繁出大牆……他不會明白「政治任務」……
黨不會告訴他！
黨知道：一告訴他，指揮組同志都犯洩密的錯誤！監獄人犯們情緒大亂，被採者會寧死抗爭，下手困難，最主要阻礙今後的「秘密採集」工程。
此刻的他，相當平靜舒服地躺在從未見過的無影燈下手術床上；那麼多天的牆下之囚，他都是上戴一幅手銬，下銬一大堆腳鐐。這是他一次解除啃肉的金屬環……
那一群著藍色中山裝的領導向他許願，你要感謝黨的關懷，黨的一貫原則是，治病救人……你只是患了一點小毛病，做一個小手術就可以回家了……！
他心裡舒爽極了！不再有獄警和牢霸毒打他了；手腳不再上鐵環環了……不用再進橋那邊的監倉了；終於可以吃飽一點了；最幸福的是可以見到爸爸媽媽了……
一道臨時拉起的窗簾將大手術室一分為二，窗簾這邊的手術台上躺著一位年邁「人民功臣」；二套手術班子要同步地切開老軍長和小夥子的肚皮……所不同的是：把革命老軍長的腐敗發硬的壞肝臟，隨便縫合一下地植入小夥子剛被割走肝臟已空了的肝穴。反革命小夥子健康充滿金色年華生命的鮮肝被移植到已近風燭殘年的老革命體內。
他們知道，這副又爛又臭又硬的老肝經這麼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切、割、接、植、縫……無法支撐血液循環量更大的年輕人……
政治同樣讓醫學更無情，麻藥過後，更是慘不忍睹……
共產黨什麼都幹的出來！
沒有多久，這位在手術台上全麻後被人騙走肝的、還在全麻中美夢回家的小夥子……24小時醒來時……巨痛難忍，一摸傷口才知手術面的開闊……才發現他並沒有回家！他躺在獄醫的病床上，也沒有看到爸爸和媽媽……他知道他快見不到了……見到了只會讓爸媽更絕望……
許願他回家的藍制服們，各自回家休假去了。
沒有幾日，有二個獄警在一個凌晨給他送來了一盤酒菜……另一個又提來鐵鐐為他重新釘上……他同其他獄友先被拉出去遊街，他根本無法直立，是二個肝強力壯的大兵強力地托架著他，在滿街看戲的市民前走完最後的里程，幾個獄友後被處決。
也沒過多久，那位老軍長也因異體肝臟術後排斥問題……也許是當時技術不成熟……或許是小夥子太悲慘引發因果報應……老革命也死了。
事情過去了許久。以後只要見到浙工醫院的老醫護人員，他們都會憤憤不平。
都說：共產黨什麼都幹的出來……！
後來我知道：為什麼這種慘無人道的手術不在杭州的幾家解放軍醫院做？而去地方醫院做？軍方也不想承擔更多更直接的責任。
二十三年過去了！
如同許多經歷與見聞我一直深埋記憶。
文革的邪惡和餘毒仍在
去年來，京港好多朋友要我寫一點文革的回憶。在文革40年之際，多送一點歷史之聲，去紀念那些不幸逝世與被殺的人。
也許有人說：「亞笛先生！『採肝』的事是1983年。與文革何干係？」
我想講：「有直接的關係。」
首先，文革在運動的形態與規模上已消失。
但在中共與國民意識中：文革的邪惡和餘毒仍大行其道。甚至更烈。看看中宣部的節目去及拙劣的表演；看看更多未曝光的蘇家屯……未來的政治氣象指數夠多、夠明的了！
其次我要講：我從不喜歡用一手製造人禍的毛澤東對這場空前國禍（所謂文革）所下的定語。正如一個土匪頭子燒掉了一座城市時美稱：「改革城市。」
真正不帶共黨語式語境而言：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所爆發的根本不是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而是徹頭徹尾的封建法西斯反文化反革命運動。
由鄧小平一手下令關押、流放、勞改、發配西北的數百萬只有17歲至22歲的青少年及在1983同年以從重從嚴從快處決的幾十萬同齡青少年，他們正是1959至1961年大饑荒在娘胎裡挨餓……或在文革初出世、在文革又無課可上的那一代人。
我所提到的這位年輕遇難者，也正是1983年青少年大屠殺中的一個。他所經歷的苦難千倍於慘死在廣州收容所裡的同胞。
又近清明；我又像往年清明冬至那樣……在園子裡點上香紙……香樹葉……向E、N、W、S四個方向灑上白酒……看著逆時針升騰起來的青煙……我的心在深處流淚；我的心也在低語，那位不幸的小夥子呀！
如果沒有共產黨？可能你現在已擁妻攜子，事業有旺！
沒有「文革」你早已步出學堂，辦盟商海……像小康的男士在普陀山的藍海邊與朋友品茶……
同樣沒有邪惡機器與制度，不會有「文革」都未有的六四慘案……他們的苦難已化成無界的長書和聲道，良知不逝……！不逝的良知永與他們同在……
又逢「文革」發生四十週年，我耳邊又想起母親臨終前十天從加拿大打來的電話。像四十年前那樣牽腸掛肚地說：「兒子！別管政治……」
老媽：為民是一個男子最大的孝道。原諒我多年一直在違背您多年的叮囑，這是我的不孝，我一直都在共產黨的暗幕下關注歷史與關心政治……
為了那位1983年春天遇難小夥子的母親！也為了17年失去孩子……天安門的母親們！
2006年4月4日清明
亞笛多星 於杭州五雲山下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