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和被圍剿的紅軍。（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在中共官方宣傳中，紅軍在「長征」中「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
紅軍長征被描述得極其艱苦，飲食方面的困難尤為突出，參加長征的紅軍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吃皮帶充飢？這種描述符合歷史事實嗎？為什麼在親身參與「長征」者的回憶中，出現了豐盛的飲食實例？
一、中共內部人士回憶：紅軍吃麻辣雞絲加大白米飯
有中共內部人士證實，實際上長征途中伙食相當好，每天每頓都是大米飯。
李一氓，生於1903年，1925年加入共產黨，中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科長，南昌起義參謀團秘書長，參加過紅軍所謂的「長征」，後任陝甘寧省委宣傳部長，新四軍秘書長。之後，李一氓還曾先後任蘇北區黨委書記，華中分局宣傳部長，大連大學校長等職。中共奪取政權後，曾任中共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中聯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等職。1990年12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
《李一氓回憶錄》中這樣敘述：1934年冬，我到閩贛區前線視察工作，當時正是放棄太寧、退守建寧的時候。我得了副傷寒，我的同鄉前方衛生部長彭真是我的主治醫生。治好病後，當時的前線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發了我十個銀元的休養費。臨行前，李克農讓我感謝彭部長，實際上是讓我做一頓飯請他們。當時大概一桌有八九個人，在建寧這個閩贛邊的小城，有雞和肉。用江西、福建的一種名叫地瓜的一種塊根，切成片配在豬肉片裡炒了一盤「滑肉」。又用建寧的建蓮剁成泥，做成蓮子泥，又甜又燙。另外還有麻辣雞絲、麻婆豆腐之類，他們吃後都很滿意。
我還想前方每天都是大米飯，這次該吃頓「臊子」麵。我就擀了雞蛋麵，並到街上買來幾大碗豆腐腦，做成「臊子」豆腐腦湯麵，大家都覺得新鮮，愛吃。
1934年秋天，開始了長征。在長征路上，有時供給好，有時供給不好，這主要看地區了。湖南、四川都不錯，廣西、貴州、雲南差一點，當然更差的是川西北和甘肅。
長征的路線大半是產米地區，每天每頓都是米飯。有時想辦法換口味，假如尋到豬油、麵粉，又能從老百姓家中借得平鍋，就自己做鍋貼。我們都是南方人，不知吃水餃是件大事，無論如何，一樣的材料，一樣的做法，經過煎烤，鍋貼比水餃香。愈做手藝愈純熟，我們的鍋貼甚至出了名。
過雲南宣威時，弄到大批火腿，但是炊事班把它剁成塊狀，放進大鍋，摻上幾瓢水煮。結果火腿肉毫無一點味道，剩下一大鍋油湯。有的人很精，要求不向公家打菜，分一塊生火腿，自己拿去蒸，大家這才知道宣威火腿應該怎麼做。在這點上，其中肖勁光的收穫最大，他的菜格子除留一格裝飯之外，其他幾格全裝了宣威火腿。
長征路上最苦的一段應當是在川西北的兩三個月。那時不開大鍋飯，每人分的口糧規定吃五天，實際上我兩天半、三天就吃完了。準備大餓兩天。可是當行軍到一個地方時，有村落，地上有新的豌豆苗，有蘿蔔乾，還找到酥油，即牛奶油，我分得一大茶杯。吃了黃油，不但精神抖擻，而且它的營養價值極大。那時，董必武同我們一路行軍，有個人還送他半隻野羊腿，他就交給我們做，講明平均各分一份。
進入甘肅後，有一晚在甘肅臨洮縣屬的哈達鋪，幾個人合資用一枚銀元買了一隻羊，請賣主殺掉，羊皮歸賣主，羊分為若干種做法，當然有羊肉鍋貼。只用了一頓，我們幾個人當晚就把一隻整羊吃了。
根據以上李一氓的回憶，中共宣傳與歷史記載存在明顯差異。中共強調「紅軍吃草根、樹皮，還煮皮帶吃」而參與者的回憶卻顯示在大部分地區和時間裡，紅軍能夠享用大白米飯，甚至在某些地區能夠獲得較為豐盛的餐食。李一氓等人能夠製作鍋貼、烹飪野羊腿、處理宣威火腿等，表明紅軍中也不缺有烹飪技能的人。
二、遵義會議期間的生活：被刻意刪除紅軍伙食較好的記載
紅軍幹部到了遵義就上街下飯館。（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港媒《東方日報》曾報導，大陸歷史學者高華發現，官方有意刪除了一些描述紅軍生活條件較好的記錄：
1954年中宣部將《紅軍長征記》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但刪除了描寫紅軍吃喝玩樂的部分文章。被刪除的文章包括何滌宙的《遵義日記》等五篇。
在這些被刪除的文章中，何滌宙詳細記錄了紅軍在遵義期間的飲食和生活情況：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裡，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吃炒辣雞。還利用空閒時間，把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
而歷史學者劉統在整理《紅軍長征記》時發現，何滌宙的《遵義十日》內容尤為生動：紅軍到了遵義，幹部團放假了，大家可以上街。上街之後，大家去下飯館，走那麼遠的路也沒吃著什麼好東西。飯館做的辣子雞丁特別好吃。於是回去以後，就跟同事們說，那家飯館辣子雞丁特別好吃，明兒咱們再去吃。
這些紅軍幹部不僅在遵義享用餐館美食，還與當地學生聯歡，當然少不了吃喝玩樂：「文中還講到，紅軍幹部跟遵義的學生聯歡，遵義師範學校的學生來跟紅軍幹部團聯歡。先打籃球，結果紅軍這些幹部，打籃球那些人都是留過洋的，不是留法的就是留蘇的，他們這些人平時在瑞金的時候就一塊玩球，結果這會在籃球場上，喊的那些口號，防守、上籃，都是用的英文術語，把遵義這幫學生給鎮住了。」
這些被隱藏的歷史片段，為什麼會被刻意從官方敘述中刪除？歷史學者高華認為：「這種認知和印象，是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而不斷進行刪改、編造的結果。」
三、「紅軍長征」的真相：假抗日、真逃亡
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則更進一步指出：「蔣介石領導的14年抗戰是血寫的事實，而共產黨所宣稱的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是謊言，中共的所謂的『長征」實際上是假抗日、真逃亡。」
辛灝年認為，長征並非官方宣傳的「北上抗日」，而是在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下的被迫撤退。1934年秋天，大肆進行共產蘇維埃紅色武裝暴亂的中共紅軍，被國民政府第五次圍剿打得慘敗，不得不開始倉惶逃亡，中共將其美化稱為「長征」。中共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節節敗退，江西中央蘇區幾乎全部喪失，為了避免全軍覆沒，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這與官方宣傳中「北上抗日」的說法截然不同。
辛灝年先生通過大量史料考證，當時中共開始長征時，並未提出「北上抗日」的口號。直到1935年初，中共在遵義會議後，為了擺脫「叛徒」、「逃跑主義」的形象，才逐漸提出並強化了「北上抗日」的說法。這是一個事後構建的政治口號而已。
他特別指出，從長征路線的選擇來看，如果真正目的是抗日，完全可以選擇更直接的路線北上。但實際上，紅軍長征經過了曲折迂迴的路線，反映出其主要目的是擺脫國民黨軍隊的追剿和尋找新的根據地。
辛灝年引用了多位中共高級將領的回憶和文獻記錄，以證明長征並非為抗日而進行。例如，周恩來在1935年2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承認：「長征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被迫進行的戰略轉移，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毛澤東在長征初期的講話和文件也顯示，當時並無明確的「北上抗日」計畫，而是強調「保存實力」和「尋找新的根據地」。
遵義會議爭論的核心是軍事路線問題和黨內領導權問題，而非抗日戰略。在四川與張國燾分裂時，爭論的焦點是去陝北還是去四川建立根據地，同樣與抗日無直接關聯。
可見，中共領導層在長征中的主要考量是黨的存續和發展，而非抗日民族大義。
紅軍到達陝北後，並未立即展開抗日行動，而是集中精力恢復和發展實力，鞏固根據地。直到西安事變後，國共再次合作抗日，中共才真正參與到全國性的抗日戰爭中。
1936年紅軍到達陝北後，外遭國軍圍剿，內部財物極為短缺，陝北地瘠民貧，很難養活幾萬人的軍隊和幹部，到1936年冬天，中央黨部和紅軍實際上已經陷入極端困境。正是這種困境，促使中共領導層尋求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抗日成為了有利的政治籌碼。
辛灝年認為，在中共的抗戰敘述中，他們宣稱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而長征是「北上抗日的偉大壯舉」。然而，真實的歷史是，國民黨軍隊承擔了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進行了22次大型會戰，傷亡320萬人，而八路軍、新四軍在相同時期的傷亡不足20萬。中共在抗戰期間的主要策略是'發展壯大自己，在戰略相持階段積蓄力量，為的是在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爭奪政權。將長征美化為「北上抗日」是中共建政後為合法化其政權而創造的歷史敘事，是典型的歷史重構。
其實，不少國際學者的研究也支持長征實為戰略撤退的觀點。西方歷史學者本杰明．楊在《毛澤東傳》中明確指出，長征最初的決定是為了逃避國民黨軍隊的圍剿，其後才逐步賦予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意義。歷史學家威爾遜在《一九三五年長征：中國共產主義生存鬥爭的史詩》一書中同樣指出，長征的最初目的是生存，而非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