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在蘇州監獄被釋放前的合照。左起王造時、史良、章乃器、沉鈞儒、沙千里、李公樸、鄒韜奮。 （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七君子」指的是抗戰前夕因公開反對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而遭逮捕入獄的七位民主人士。他們分別是：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與史良。這七人多為知識分子、律師、學者與社會運動領袖，在當時民間具極高聲望。1936年因參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活動、聯署公開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實現抗日統一戰線，結果被國民政府逮捕。此舉雖遭當局壓制，卻引起全國輿論聲援，被視為抗戰民主運動的象徵人物。
這七人中，大多與中共早期有接觸或合作，他們誠懇希望以民族大義換取團結抗戰。但歷史諷刺的是：中共奪權後，這些曾經為中共發聲、甚至為之入獄的人，卻幾乎無一倖免於政治清算與人性羞辱。這七人中，有人死於暗殺，有人死於批鬥，有人死於幻滅。他們本欲挽民族於危難、求和平於分裂，卻最終多被中共政權背叛、踐踏。他們的遭遇，是一面照見極權殘酷本質的鏡子。
七君子中唯一女性 淪為共統下的出賣者
史良（1900～1985年），字存初，江蘇常州人。1922年（民國十一年）暑假史良從武進女師畢業。後來在好友資助下，進入上海法政學院學習法律。在校期間參加學潮後脫離法政學院轉入上海法科大學。
1931年（民國二十年）開業任律師，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還加入了中共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人道互濟總會」，任該會律師，任期內辦理多起營救鄧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達等中共地下黨員的案件。
1935年12月21日，史良、沈慈九等人發起成立了上海婦女救國會。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大會召開，推舉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等35人為執行委員。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吳耀宗等40餘人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僕、王造時、史良、沙千里等14人被選為常務委員。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了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並支援上海日商紗廠罷工取得勝利。救國會多次同情中共的舉動惹惱了當時正在清共的國民黨，日本方面也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取締救國會。
1936年11月11月22日深夜（23日凌晨），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6位救國會的領導人分別被捕，史良受到通緝，後來投案。1937年6月11日，江蘇高等法院對「七君子」案開庭審判。當時宋慶齡、何香凝、沈慈九等人還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要求與七君子一起坐牢。七君子於1937年7月31日被保釋出獄。
1938年史良任全國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委員會主任，並任第一、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在重慶談判中，擔任民主同盟代表團顧問。1946年後回上海，繼續執行律師業務並積極參加民主革命活動。1948年後在上海建立民盟華東執行部，任主任。「民盟」與共產黨一向聯繫密切，配合默契。史良為中共做了許多貢獻。
中共篡政後，史良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同時兼任司法部長，這段時間正值「鎮反運動」高峰期（1950～1953），全國展開大規模清洗舊政府人員、國民黨官員、宗教人士、知識分子等。根據各方估算，這場運動導致約200萬以上人被處決或致死。作為司法部部長，史良「追隨」中共做了大量暴力清洗的工作。1959年全國人大通過撤銷司法部，即使史良在在「鎮反」、「反右」等運動中效忠體制，也未獲得最終信任，去人大做委員，被邊緣化。
1957年毛發動「反右」運動時，史良「打響了轟擊『章羅』的重炮」。據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在此之前，6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當晚，史良就向找上門來的章發問道：「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章答稱：「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毫無防範意識的章伯鈞將自己的不滿一一告訴了史良。當他無比暢快地回家後，妻子李健生問他：「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他答：「很好。」
令章伯鈞萬萬想不到的是，史良在6月14日民盟中央的會議上，將他那些私人談話和盤道出，包括其要害，即他說盧郁文是小丑，胡風、儲安平要成為歷史人物，這樣的評價其實已將章的立場表露無遺，但史仍然窮追不捨地說：「今天我在民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其結束語則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待。」
章詒和在書中接著寫道：「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線路，使民盟這隻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次日北京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刊登史良發言的全文。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
1958年大躍進時期，郭沫若等一批高級民主人士「光榮加入中共」，史良也向周恩來提出申請，遭毛否決。周稱史良為「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1963年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病逝，就在大家以為史良將接任民盟主席時，中共任命的卻是秘密黨員楊明軒。儘管「反右全靠她打開了民盟的缺口」（羅隆基語），甚至即使「無反右之功，她的資歷也是足夠的」（章伯鈞語），但事實上，中共還是實行「內外有別」。這給了一心效忠中共的史良沈重打擊，從那以後，她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
文革中，史良遭到批鬥，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寫檢查和參加勞動，還被貼大字報，說她是「地主兼資本家」。原來配給她的司機也被取消，暖氣也不燒了，家裡就生兩個大爐子。她還被強迫在民盟勞動，砸煤，刷痰盂，擦桌子，擦地，擦玻璃……
文革後民盟恢復活動，史良終於出任主席，彼時她已經近80歲了。
1985年，史良病故。
七君子其餘人的結局如何？
七君子事件是在當時救國會的一系列行動後發生的，當年由史良等發起的《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宣言》中除了抗日救國的內容，還有一條：要求人民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那麼他們在被關押期間是什麼情形呢？
根據法治週末程騫撰文《「七君子」案：最豪華之律師團》介紹：「由於證據不足，「七君子」久遭羈押，直至4個月後方才被提起公訴。
「羈押期間，由於『七君子』均為知識分子和社會賢達，看守所對其頗為優待。史良因是女性而被另外關押，其他6人並未囚於一般監室而是共用四間『小巧玲瓏的小洋房』。他們把其中一間用作會客室，還安置了沙發。囚室四周有一院落，得以闢為運動場，並植花卉。在生活上，被囚諸位頗為團結，共同作息。
「沉鈞儒為家長、章乃器任事務部長、李公樸任運動部長、沙千里任衛生部長、鄒韜奮任監督部長。他們每晨七點半起床，晚11時就寢，讀書寫字、鍛練身體。其中鄒韜奮僅4個月便寫了近十萬字的論文。史良則主要研究犯罪學，並每每烹飪，將做好的小菜送至六君子處。」
當時有二十餘人的律師團為他們辯護，有兩度開庭。
關於這個案子，「1938年12月6日，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吳宏恩向最高法院具信表示，審理七君子案的江蘇高等法院一再遷移，事實上無法行使審判權，聲請將其管轄權轉移至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七君子」亦函司法行政部，聲請撤銷其案。同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檢察署向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首席檢察官下發訓令，令該院詳核有無撤回起訴之必要。
「次年1月26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檢察處檢察官賴毓靈呈交《撤回起訴理由書》，表示該案所涉《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已經修正，被告所行各節與當前國策不相違背，應不起訴，故該案依法應當撤回起訴。2月21日，最高法院檢察署復令，將撤回起訴理由呈奉司法行政部存查。至此，轟動民國的『七君子』案在法律上完全告結。」
七君子的最終結局：從英雄到犧牲品被中共吞噬
沈鈞儒（1875～1963）
號稱「人民的法官」，是當時最有聲望的法律學者與民主人士。中共建政後，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首任院長，亦為民盟主席。他曾力挺新政權，也為法治呼籲。然其晚年被架空，尤其在反右與文革前夕，逐漸被排除於決策圈之外。即便身居高位，晚年也未能避免被政治邊緣化，死後多年才被樹碑立傳。沈死於1963年，雖逃過文革，但他創建的民盟已徹底淪為橡皮圖章。他一生倡導司法獨立，卻見證司法淪為階級鬥爭工具，理想破滅。
章乃器（1897～1977）
經濟學家與金融專家，曾任糧食部長。他與中共分歧明顯，他曾是推動民族統一與民主改革的重要人物，1957年因對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提出批評，被打為「大右派」，其後被剝奪一切職務，飽受批鬥、審查、抄家之苦。他在文革期間更遭毒打侮辱，幾度瀕死，1977年在幾近孤立與貧病中死去。他的學術成果與政治聲望在中共眼中毫無價值，最終成為鬥爭的犧牲者。
鄒韜奮（1895～1944）
著名出版家與媒體人，抗日戰線上的文化戰士。他與中共理念一度接近，甚至成為其統戰樣板。1944年因病去世，中共為其追認黨員，但他生前從未正式入黨。共產黨只紀念他可用的部分，掩蓋其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在《生活》週刊中多次提倡新聞自由與獨立思考，若其活到中共建政後，極可能與儲安平、章伯鈞一樣被打成右派。
李公樸（1902～1946）
著名社會運動家，戰後積極投入民主運動。1946年在昆明被暗殺，疑與國民黨右派有關。其死成為中共的宣傳素材，卻有意弱化他的真正訴求——「反對一黨專政」，「爭取言論與結社自由」。倘若他未被暗殺，會不會後來在中共政權下遭遇反右或清洗的命運、不得而知。李遺孀何實秋晚年曾透露：李若在世，絕不會苟同於後來的極權現實。
王造時（1903～1971）
法學家與自由主義思想家，曾任南京政府參政員。1957年因發言批評毛澤東與反右政策，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間更遭到長期關押、批鬥折磨，最終死於看守所。他的兒女多數患精神疾病，一家人的命運被整個體制碾碎。王造時一生捍衛法治與憲政，最終卻死於一個視法律為整人工具的政權之手，諷刺至極。
沙千里（1901～1995）
與其他六人不同，沙千里早在1938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後來一直作為統戰工具存在，未遭任何政治打擊。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安然無恙。這位「披著民主外衣的共產黨員」甚至協助中共打擊民盟內部異見者。在外仍以民主人士示人，實則為內部打手。他的存在說明：只有放棄良知、徹底投靠極權，才能在這場政治遊戲中「安然無恙」。
這些人原本都曾站在抗日與民主運動的前線，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知識分子。但中共政權對他們的回報，不是尊重，而是背叛。他們的命運揭示一個殘酷真相：在極權之下，真正堅持理想的人，最終都會被犧牲。
史良在國統時提出的「要求人民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在共統下她敢提出來嗎？在國統下，她還有律師，可以開庭辯護，還有人要去和他們一起坐牢；在共統下，她當年的獄友王造時、章乃器遭難時，她敢去說句公道話嗎？其他那些為了七君子表現堂堂的人還有機會、膽量、和正義和過去一樣表現嗎？
在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召開的民盟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中國民主同盟關於社會主義改造規劃》和《開展社會主義自我改造競賽的倡議書》，把民盟內部全體的思想「改造合理化」，成為民盟的任務。搞統戰利用完了，要想留下這個名稱都得和中共「保持一致」。
當年，國統七君子當然有著民主人士的愛國熱忱和善良願望。然而在那樣複雜的局勢下，他們沒能分辨要利用他們來欺騙國人的中共的魔鬼本性，結局令人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