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日，胡俊雄（左）參加多倫多支聯會主辦的六四36週年紀念晚會。（看中國特約攝影Jerry）
【看中國2025年6月19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六四見證者、中國民主黨湖北黃岡創黨人之一胡俊雄於2025年六四前夕從泰國來到加拿大，獲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近日，他接受了《看中國》專訪，回憶了他親歷的六四屠城事件，以及那之後他的人生經歷。
出差巧遇六四 回憶屠殺慘狀
記者：請您講述您親眼見證的六四事件，以及該事件對中國和您個人的影響？
胡俊雄：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民主運動，對中國的命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生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同時，對我個人的命運也是一次重大轉折，無論是我的態度、意識形態，還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發生了深刻的改變。
記者：您當時多少歲，從事什麼工作？能否介紹一下您的背景，請詳細的回憶一下那段期間您的親身經歷？
胡俊雄：我1962年出生，89年時27歲。我學的是氣象專業，在湖北省黃岡地區鶯山縣的氣象局就職。1989年5月22日，我因公務出差到北京，當時民主運動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從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開始。我們雖然通過電視和報紙有所了解，但信息有限。到了北京後，我親身感受到濃厚的民主氛圍，特別是幾次大規模遊行，讓我感觸很深。
我當時是體制內的工作人員，還是1988年入黨的共產黨員。當時入黨是因為胡耀邦執政時期提倡吸收知識分子入黨，我申請入黨的過程很簡單，隨便寫了申請書就被黨支部通過了，沒有太多波折。作為體制內的技術骨幹，我有一定學歷，但在工作中感受到壓抑，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六四期間，我看到全社會各階層——包括知識分子、政法部門幹警，甚至宗教界人士，比如佛教僧侶穿著袈裟上街遊行，舉著「金剛怒目，大雄無畏」的牌子——都走上街頭，要求共產黨改革。這種全民參與的氛圍讓我非常支持以學生為主導的這場和平民主運動。
記者：您參加了那些遊行嗎？當時的情況如何？
胡俊雄：我5月22日早上抵達北京，錯過了21日的大規模遊行，但隨後幾天我幾乎每天都去天安門廣場觀察。我帶了相機，拍了一些照片，也和學生、市民交流。當時北京的氣氛充滿友愛和信心，所有人見面都比出「V」字勝利手勢，互相鼓勵說「我們一定會勝利」。街上擠滿了市民和外地人，大家積極友善，甚至聽說那段時間北京西城區的刑事案件為零，連小偷都不偷東西。市民自發送水、送物資，團結一心，沒人想使用暴力，都希望通過和平方式推動改革。
記者：您當時只是想記錄和見證這一歷史事件，還是也參與了運動？
胡俊雄：一開始我更多是觀察，像現在說的「打醬油」，但實際上這也是一種參與。到了高潮時期，比如6月3日晚，我親眼見證了軍隊進城和開槍的情況，內心非常激憤。當時我和同事住在北京西城區的招待所，6月3日下午，街上氣氛突然變得緊張。市民開始攔截公交車，拔掉電車的辮子，把車推到長安街當路障。我意識到晚上可能會出事。
當晚九、十點鐘，槍聲響起，電視突然中斷節目，播出「今晚將發生反革命暴亂，請市民不要外出」的字幕。我把妻子和其他同事安頓在房間後，獨自溜出招待所，往長安街方向跑。在路上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年輕人，他說「當兵的開槍了」，帶著我飛速趕往長安街。
記者：您當時看明白了形勢嗎？您看到了什麼？
胡俊雄：到了長安街西單到天安門之間的位置，我看到軍車、可能是坦克或裝甲車，帶著機關槍從西向東開來。市民用公交車設路障，但軍車衝破了路障。人群高喊「法西斯」，有人扔水瓶和石頭。突然，機槍掃射過來，我身邊的人倒下，有個婦女身上冒血，還在喊「法西斯」。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嚇得趕緊跑回招待所。但冷靜下來後，我覺得不能就這麼退縮，於是換了條路，繞到木樨地。
到木樨地時天已亮，那裡人山人海，軍車和坦克被圍困。一些年輕人爬上坦克，敲開蓋子，一個穿白襯衫的士兵跑出來，群眾喊著「打死他」。我當時喊了一句「打死他有什麼用」，人群冷靜下來，士兵也沒被打。但我擔心自己的外地口音會被誤解，趕緊離開了。
記者：您後來又去了天安門廣場嗎？看到了什麼？
胡俊雄：我繼續往東走到天安門廣場，大約早上七八點。廣場已經被清場，滿是解放軍和坦克，炮口對外，士兵架著機槍。市民和軍隊在街口對峙，有人扔石塊，喊「法西斯」。一個看似軍官的人舉槍示意，士兵開始衝鋒。我跑不動，躲到長安街的樹後，後來被一個市民拉進旁邊的店裡躲避。店裡的人說不要拍照，怕被軍隊發現。
沿途我看到很多血跡，牆上、樹上都是彈孔，有些牆上寫著「這是人血」。在六部口，我看到一具燒焦的屍體，赤裸無衣，頭髮燒光，旁邊有一頂軍帽。後來我查到，這可能是「十大共和國衛士」之一的劉國根。長安街上到處是血跡和彈孔，牆上的窟窿特別大，據說是用達姆彈打的，威力驚人。
記者：您看到的血跡和彈孔有多少？您有什麼感受？
胡俊雄：血跡和彈孔密密麻麻，牆上、樹上到處都是。當時有人用血在牆上寫字，還有人撿子彈頭作為物證。我也撿了一些，但後來不知道去哪了。多年後我重返北京，發現長安街的樹全被砍了，可能是為了抹去當年的痕跡。這讓我很感慨，這些樹曾是見證。
中國民主黨創黨經歷 遭受關押、迫害
記者：接下來請談談您在中國參與中國民主黨創黨的經歷。
胡俊雄：經過幾番聯繫後，我們決定成立中國民主黨。我們當時是一種書生意氣，認為這不是反對黨，而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向民政部門申請註冊的在野黨。我們覺得這樣做很單純，但後來回想，確實有些傻。當時，不僅湖北省黃岡成立了黨部，浙江、北京市（京津黨部）、西安、東北、貴州、長沙等地也相繼成立了黨部。黃岡黨部屬於地級黨部，是基層組織。
我們通過廣播和互聯網宣佈成立，主要是借助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廣播，因為國內廣播不可能報導，當時網絡也不像現在這麼發達。我們在1998年底正式成立黃岡黨部，主席是高慶明，秘書長是我，胡俊雄，還有一個人的名字我現在忘了。我們直接對外宣佈成立，雖然是基層部門，但我們不在乎高低，反正都是中國民主黨的一部分。其他地方如西安、京津的黨部多是省級部門，但我們無所謂。
記者：成立後是如何宣佈的？用的是什麼渠道？
胡俊雄：主要是通過廣播電台，特別是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廣播，網上也有一些消息，但當時網絡不像現在這麼便利。宣佈時我們並不害怕，雖然知道有風險，但有了1989年六四的慘痛經歷，我覺得無所谓了。我們自我安慰，認為不採取暴力、不違法，只是按法律申請註冊。雖然黃岡黨部沒有向當地民政部門正式申請，但我們沒做壞事，心想他們能怎麼樣？我們有預感可能會有後果，但當時沒多考慮。
記者：請講講抓捕、審訊和迫害的情況。
胡俊雄：抓捕從1998年底我們剛成立後就開始了，可能在海外有些影響，國內當局聽到「中國民主黨」這個名字後進行了偵查。正式對我動手是1999年3月31日。他們通過單位把我騙到黃岡市的一個招待所，說是開會，結果只有我一個人。進了房間，公安就在等著我。第一次抓捕主要是談話，但實際上是審訊，要我交代成立中國民主黨的情況。他們知道名單是公開的，但因為我是共產黨員，他們質問我為什麼參與。
我當時心裡一慌，確實害怕，但死活不承認，說我沒參加。他們拿出我起草的文件，說是鐵證如山，還跟我吵起來。我就是抵賴，隨他們怎麼辦。第一次沒把我怎麼處理，但之後就開始騷擾、綁架、抄家、關押，最後開除我的工作。從3月底到5月下旬，壓力越來越大。到了1999年6月上旬，正值天安門大屠殺十週年，他們特別緊張，逢五逢十的日子更是如此。那幾天他們連續軟禁我，不讓我上班或工作。
那時我在黃岡市做計程機培訓業務，為自己謀生。他們沒太多理由控制我，但一直監視我，動不動就找麻煩。雖然我已經暴露，但我還是「幹十四」的人，性格倔強。我在黃岡幫了很多民間維權人士和上訪者，比如土地問題、農民不服的案件，我到處跑，幫他們收集材料。這些信息很容易取得，只要你去做。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