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旗（圖片來源：JESSICA YANG/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8月20日訊】1956年國家實行工資改革，取消供給制，在大學引入教授評級，將評級與工資掛鉤。這不僅涉及到個人切身利益，也關乎個人名譽地位及學術評價，故而備受關注。
為使評級工作順利進行，高教部制訂了教授工資評級條件，將學術水平、資歷、才能作為衡量、參考的主要標準。但實際評審時，鑒於49年後開展了一系列運動，政治方面的考量也已摻雜其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了。
當時，教授這類專業評審，已經並不完全由學校說了算，而增加了上級機構行政干預的因素。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周谷城，原本在學校內定為二級教授，但正式公布時，卻成了一級教授。據說公布結果前，市委的小汽車開到了復旦大學校黨委門前，情況隨即發生了戲劇性改變。後來，周谷城在他的自傳中頗有感觸地說：「歷史系一級教授，這點了不起了，真不容易到手，我不曉得怎麼搞到一個一級教授的，現在到處吃香。」另一位教師吳文祺，經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結果仍被定為二級教授。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黨員。
政治因素的介入，並非個別現象。湖南大學的楊榮國，是學校地下黨五人領導小組成員，後成為湖大的實際領導人之一。他的這種身份，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楊樹達和楊榮國同為湖南大學教授，但楊樹達的學術地位要比楊榮國高出許多。楊樹達是中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他在專業上的成就，被同時代的學者公認是最好的，陳寅恪、錢玄同、黃侃等均對他的成就表示過高度讚賞。
有一天，湖大師生正在食堂進餐的時候，學校廣播站播報了楊榮國出任文教學院院長的消息。楊樹達聽到後，忍不住說了一句：「楊榮國先生的特點不就是錯別字多嗎？這樣的人怎麼能當院長呢？」
此後不久，楊榮國在《新建設》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金文甲骨文，居然錯誤百出。楊樹達是那種對學術研究極其嚴謹的人，唯恐謬種流傳，禍害學生，於是決定撰文予以糾正。他先是把稿子投到校報《人民湖大》，編輯部接稿後請示軍代表余志宏，余志宏以有礙團結為由，不同意發表。楊樹達隨即將稿子寄往《新建設》，《新建設》不敢做主，將稿子轉給了湖大校長李達。
李達為此特地上門拜訪了楊樹達，告知已將糾錯文稿轉交給了楊榮國，「令其自行檢舉向讀者道歉，並感謝楊樹達的糾正」。交談中，楊樹達認為楊榮國的學力不能勝任教授，建議學校將他調任圖書館長或是總務長，以免貽誤青年。李達對此默不作聲。他名義上雖是校長，但實權卻掌握在軍代表手中，此話他不便向楊樹達明言，所以只能沉默。
非但如此，即便對楊榮國，李達的所謂「令」，也只是一句空話，楊榮國根本不予理睬。楊樹達見狀，憤而向毛澤東寫信反映情況，他與毛有師生之誼，他不相信拿楊榮國沒有辦法。就在楊樹達焦急等候回信的時候，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唐麟向他轉述了一句話：「今日教授當以思想為主。」楊樹達聞聽，這才恍然大悟，「自悔孟浪」。後學校評薪，將楊樹達與楊榮國同時評為最高級。對此，楊樹達深感不平，在教研室說：「我被評為最高級，決不為少，但將我與楊榮國列為同級，我認為是一種侮辱。」
像楊樹達這樣的教授，他們真正在乎的並不是金錢，而是學術的純潔，道統的不受污染。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金錢名利面前，非但不爭，反而主動謙讓，自願要求降低級別。哈爾濱工程學院教授、著名數學家盧慶駿，因自己的老師蘇步青身居一級教授行列，為表示對恩師的尊重，情願降為二級。
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是從清華過來的一代名師，聽說學校將他擬定為一級教授，深感不安。他在日記中寫道：「原薪七級176.8元，今擬增為新三級225元，實嫌太多，愧不敢當。……宓近者科學研究毫無成績，以視歷史系擬為新四級180元之琴、良兩君，實瞠乎其後，何敢薪級凌駕其上？故今定宓薪級，以新四級180元為宜。」
後來，學校綜合考慮，決定將吳宓定為二級教授，吳宓仍然堅辭不受，一再說自己位列新三級已經非常滿意，祈望學校不要把他提升到新二級，造成同事之間不融洽，自己也不安心。為此，吳宓曾幾次三番拜託友人向相關領導代陳己意。
1960年代，號召向雷鋒學習，其實雷鋒不是學來的，是長在骨子裡的。1955年留美歸來的王明貞，被分配到清華大學教物理，是當時清華的第一位女教授。與王明貞一起分配到清華物理系的，還有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同學徐璋本。當時，學校考慮到王明貞在美國的成就，決定授予她二級教授。在得知同船回國的徐璋本只被評為三級教授時，王明貞找到學校，要求將她的級別也改為三級，不然就離開清華。她說：「我回國是來報國的，這些評定都在其次，可若其他人在乎，這種評定會影響團結。」
最終學校只好同意了她的要求。
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只有從民國過來的知識份子，才會如此心靈敞亮，高風亮節，不落纖塵。我後來也側身教育數十年，從1980年代以來，經歷過無數次的調級漲薪，我所在的單位，無一次不是吵吵嚷嚷、明爭暗鬥，把評職稱漲工資這樣的事情弄得一地雞毛。原本應該文質彬彬、為人師表的讀書人，在最應體現道德風範的時候，一個個變得如同好鬥的公雞。
從現有的回憶資料看，1956年評薪定級時，也出現過一些問題和矛盾。有些教授甚至心生怨言，但究其實，並非計較於薪水多少，而更看重的是級別所代表的學術評價。像復旦外文系的孫大雨教授，因被定為二級而頗為不滿。孫曾宣稱，在中國，英語和英國文學的水平，除錢鐘書外，誰也比不上他。沒想到復旦卻把他定為二級教授，這使他感到大受侮辱，認為學術水平被人輕視。
我1978年恢復高考後上大學讀書，中文系選用的一套教材《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是朱東潤先生主編的。朱先生1956年任職復旦大學，被學校評為三級教授。他得知這一消息後，不無自嘲地說，我看別人，「從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覺得自己比別人矮。」當年復旦中文系有評一級的、二級的，而將朱東潤名列三級，這讓他心裏總是有點耿耿於懷。好在老先生顧及尊嚴，即便有點牢騷，也只是自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