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1月8日訊】（看中國記者金言綜合報導）11月7日，中共財政部宣布繼續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通過財政貼息鼓勵貸款消費，試圖扭轉經濟通縮週期。然而，經濟學家向松祚直言，消費不足的根源在於就業低迷、房地產市場崩潰以及社會保障體系薄弱，單純依靠貸款消費難以解決問題。與此同時，時評人公子瀋在其最新評論中對中國政治體制的轉變提出尖銳批判，認為習近平通過權力集中、意識形態控制和數字威權主義，正將中國推向個人專制，削弱經濟活力和社會創新，威脅改革開放的成果。
貸款消費政策的背後：經濟困境與短期刺激
- 財政貼息的「2.0版本」與政策矛盾
11月7日，財政部重申將通過財政貼息支持個人消費貸款和相關行業經營主體貸款，鼓勵居民貸款消費。這一政策延續了8月提出的思路，旨在通過降低消費成本刺激內需。然而，TOM財經視角指出，這一政策與當前經濟現實存在矛盾：居民負債率已高達70%，尤其在房地產領域，普通家庭的消費能力已被大幅壓縮。在地方政府財政緊張的背景下，中央卻鼓勵居民加槓桿消費，引發了「榨干人民財富」的質疑。
向松祚進一步分析，貸款貼息政策本質上是2016年「漲價去庫存」的升級版，試圖通過人為製造通脹對抗通縮週期。然而，與1.0版本相比，2.0版本面臨更大挑戰：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悲觀，消費意願低迷，政策效果恐大打折扣。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私營投資增速僅為0.9%，創40年來最低，反映出企業信心不足和經濟活力的下降。
- 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
房地產市場是消費低迷的另一大癥結。2025年下半年以來，一線城市房價普跌35%，二線城市跌幅達40%，部分房源甚至下跌70%-80%。在北京南四環、西紅門等地，老舊小區房價跌至每平方米1萬多元，遠低於幾年前的高點。許多業主面臨「負資產」困境，需額外貸款才能清償房貸。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邢志強預測，房地產市場可能在2027年觸底，距離企穩尚需1-2年。
房地產低迷不僅導致居民財富縮水，還波及銀行、開發商及上下游產業，形成惡性循環。政府試圖通過收購庫存房、救助開發商和財政貼息等措施穩定樓市，但這些政策需權衡道德風險和操作難度，短期內難以見效。
習近平時代的政治轉型：從制度化專制到個人專制
權力集中的三大手段
公子瀋指出，習近平通過三大手段實現權力集中，標誌著中國從制度化專制向個人專制的轉變：
1.黨的權力重回國家機器中心
習近平將國務院的職能逐步收歸黨中央，通過設立多個由其親自領導的小組（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全面深化改革小組），架空了國務院的政策制定權。重大決策不再由專業部門主導，而是由習近平本人拍板。
2.人事布局與忠誠優先
習近平通過清洗和提拔，建立了一支以忠誠為核心的政治團隊。政治局常委幾乎全為其「跟班」，而非平起平坐的合作夥伴。軍隊和政府部門的大清洗進一步強化了忠誠度高於能力的考核標準。
3.意識形態控制
習近平將思想工作置於政治核心，強調政治忠誠取代專業能力。高校、媒體和智庫被要求「講好中國故事」，批判性思維被壓制，導致思想空間收縮和社會創造力枯竭。
專制統治的三大問題
這種個人專制帶來了三大問題：
1.行政體系僵化
官員因害怕政治錯誤而不敢創新，政策執行淪為形式主義。疫情期間的過度封城和僵硬防疫政策便是例證，導致民怨沸騰。
2.經濟結構惰性
國家對私營經濟的過度干預削弱了市場活力。2023年私營投資增速僅0.9%，企業不敢投資，創業環境惡化，呈現「國進民退」趨勢。
3.思想空間收縮
知識界的批判能力被削弱，高校和媒體的順從性敘事抑制了政治創新和社會創造力。
中共統治合法性的轉變：從經濟績效到意識形態
公子瀋指出，習近平時代中共的統治目標從經濟發輾轉向維護政治穩定和意識形態統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合法性主要依賴經濟績效，即通過經濟增長換取民心。然而，隨著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泡沫破裂和青年失業率攀升，經濟敘事逐漸失效。習近平轉而依賴歷史敘事（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和民族主義（如「東升西降」）來維系統治。
然而，這種敘事難以長期奏效。年輕人對歷史敘事缺乏共鳴，更關注當下生活的惡化。民族主義雖能短期激發凝聚力，但當「偉大復興」承諾無法兌現時，可能引發反噬，導致社會對中共的不滿加劇。
習近平加強對私營經濟的控制，通過在企業設立黨委、引入「黃金股」制度，將私營企業納入黨的統治體系。阿里巴巴、騰訊等科技巨頭被要求接受黨代表進駐董事會，決策權受政治監督約束。這種「黨國混合所有制」模糊了公私界限，市場不再是增長引擎，而是成為中共統治的工具。
數字威權主義與社會控制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在構建「數字威權主義」，通過AI、大數據和面部識別技術強化社會控制。疫情期間的健康碼和實時監測系統成為社會控制的基礎設施，即使疫情結束後，這些技術仍被整合進社會信用體系和數據安全法。公子瀋指出，這種演算法治理比傳統極權更高效，通過數據生成服從，而非依靠恐懼或暴力。
在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的背景下，中國推動「舉國體制」以實現自主創新。然而，官僚化和政治導向削弱了創新活力。華為雖被官方宣傳為技術成功的典範，但其崛起依賴全球化供應鏈，而非封閉式創新。美國對華為的制裁暴露了中國高端晶元的短板，中芯國際的製程落後於台積電和三星至少兩代。公子瀋認為，舉國體制擅長動員資源，但難以激勵原創性創新。
全球領導力的道德困境
習近平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每國自主發展」理念，試圖挑戰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然而，公子瀋指出，這一敘事存在矛盾：中國在國際上倡導平等，但在國內維持不平等的統治體系。這種內外不一削弱了中國的全球領導力，使其「互利共贏」被外界解讀為權力投射。
中國的改革開放得益於全球化，但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強調內需優先，試圖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然而，內需不足和高科技短板使「內循環」難以實現，外循環又受制於西方技術封鎖。這種自我封閉的策略加劇了經濟脆弱性，形成惡性循環。
中國經濟處十字路口
習近平時代的中國正面臨經濟與政治的雙重挑戰。貸款消費政策雖試圖緩解通縮壓力，但無法解決消費不足的根本問題。房地產市場的持續低迷進一步削弱居民財富和消費信心。與此同時，個人專制、意識形態控制和數字威權主義正在削弱經濟活力和社會創新，使中國偏離改革開放的軌道。
公子瀋警告，習近平的個人專制和統治優先策略正在加劇體制脆弱性，可能導致長期發展停滯甚至崩潰。未來，中國能否重拾開放、多元和市場化的道路，將決定其能否擺脫當前困局，實現可持續增長。
